書名：《注定一戰？》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譯者：包淳亮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8年9月
戰略文化的衝突
在塑造美國對華政策時，從季辛吉、斯考克羅夫特，到歐巴馬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唐尼倫（ Tom Donilon ）等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注意到中國同行對使用武力的獨特觀點。在決定是否、何時以及如何攻擊對手時，中國領導人大多是理性和務實的，因此「情境邏輯」是回答諸如中國何時可能被阻止對美國採取軍事行動，或者會如何應對威脅或攻擊等問題時的最佳的初步指南。然而除此之外，決策者和分析師已經確定了五個假設和偏好，為中國在對抗中可能的戰略性行為，提供了進一步的線索。
首先，無論是戰爭還是和平，中國的戰略都是毫不掩飾的現實主義導向，不受任何嚴格的國際法或宗教規範的行為合理化要求的約束。這使中國政府可以既冷酷又靈活，因為它很少感覺到抽象道德原則的限制，並且很大程度上不在乎別人批評它前後不一致。所以，舉個例來說，當季辛吉來到中國，他發現對話者沒有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並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可怕的坦誠。而在1973年尼克森和季辛吉以「和平與榮譽」、「必要的間歇」為名義，掩飾為了結束越戰而做的妥協，來緩和美國國內的政治反應，毛澤東則覺得沒有必要假裝與資本主義的美國建立關係以提升對抗蘇聯時中國的籌碼，是為了支持一個更大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中國對美國方面占有優勢的，還不僅僅是其對國際政治的務實作風，還有中國的全盤戰略世界觀。中國的計劃者認為國際事務牽一髮動全身。在孫子的傳統中，造成當前戰略形勢的演變脈絡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決定了當前情況下的「勢」。「勢」並沒有直接的西方翻譯，其最貼切的形容是任何情況下固有的「潛在能量」或「動能」。它包括地理和地形、天氣、軍力的平衡，意外事件、士氣，和許多其他因素。季辛吉解釋說：「每一個因素都會影響另一個因素」，引發動力和相對優勢的微妙變化。因此，一個有技巧的戰略家，大部分時間都耐心地「觀察和營造戰略格局的變化」，只有當他們處於最佳狀態才展開行動。然後，用孫子的話說，「勢如彍弩，節如發機」，他迅速地在精確的時機下進行攻擊，「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以一種看起來不可撼動的勢頭攻破他的對手，「如以碫投卵者」。對於旁觀者來說，其結果似乎水到渠成。正如漢學家于連（ François Jullien ）所寫的，如果一個戰略大師的行動「是在理想的時刻進行，那麼它甚至是難以察覺的：導致勝利的過程，早已被規劃妥當。」或者就像孫子說，「故兵不頓而利可全」。
中國戰略家的戰爭，主要是心理和政治的，軍事鬥爭是次要關切。在中國人的思維中，對手對現場事實的看法，可能與事實本身一樣重要。創造並維持一個如同「宇宙的中心」一般的優越的文明形象，有助於阻止敵人挑戰中國的統治地位。中國相對於外國的經濟規模，也有助於其利用諸如允許或拒絕其貿易等手段，來要脅其對手。如果心理威懾和經濟激勵失敗，中國會設法以夷制夷，如此一來他們就彼此耗損，而中國可置身事外、漁翁得利。比起在戰場上擊敗敵人，還不如侵蝕敵人的物質能力和士氣，並讓他陷入一個死胡同。
中國人不是在戰場上決生死，而是透過潛移默化、滴水穿石來贏得勝利。這裡再次引用季辛吉的話：「很少有中國政治家在單一的全有或全無的決戰中，冒險承擔衝突的結果；持續漫長的謀劃才是他們的風格。如果說西方的傳統歌頌衝鋒陷陣的英雄氣概，中國的理想則強調運籌帷幄所累積的相對優勢。」雷霆（ David Lai ）藉由比較西洋棋與圍棋，提出了一個精闢的比喻。在西洋棋，玩家試圖主宰中心地區、並征服對手；而在圍棋，棋手則是試圖包圍對手。如果西洋棋大師可以看到五、六步棋，那麼圍棋大師會看到二、三十步。中國戰略家明察對手的每一個舉動，不求眼前立即的勝利，而追求滴水穿石，緩緩建立優勢。
「西方傳統極為強調使用武力，戰爭藝術主要局限於戰場，而戰爭就是以武力對抗武力」，雷霆解釋說；相比之下，「圍棋背後的哲學是爭奪相對收益，而不是尋求徹底消滅對手勢力。」在一個明智的提醒中，雷霆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警告，「用西洋棋的思維去下圍棋是很危險的。人們會變得過於攻擊性，於是孤軍深入，將自己的脆弱部分暴露在戰場上。」
目前美國關於所謂的「灰色地帶」衝突（或在俄羅斯稱為「混合戰爭」）的爭論，顯然忽視了幾個世紀以來，中國已經在把戰場廝殺當作次要手段的無數經驗中，將此種作法磨練得爐火純青。正如孫子在《孫子兵法》中所解釋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國歷史上的動盪與群雄割據的內戰，使戰略家們更傾向於戰鬥以外的其他方式。
認識到這些戰略思維的差異當然只是第一步。為了避免與中國發生戰爭，或者在衝突開始後加以管控，美國領導人還需要考慮華盛頓和北京的不同戰略世界觀可能如何左右他們，以及這種差異會如何影響衝突的進展。兩國首都都認為今日最大的緊張點在南海。要理解戰略「錯位」如何可能導致那裡的悲慘結局，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中國對這一地區的看法。
中國怎樣看南海
由於中國持續恢復在東亞的權力和影響力，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地位正在下降。中國正積極行動逼美國撤離該地區，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在南海。
幾十年來，美國人一直未能看清東亞的大局，套句伯恩斯（ Robert Burns ）的話說，其中必然有著我們難以「像別人看我們一樣看自己」的因素。自尼克森以來的每一位總統，都相信美國歡迎中國進入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但季辛吉早就說了，他遇到的每一位中國領導人，都認為美國的戰略是「圍堵」中國。其他姑且不論，歐巴馬政府高調從歐洲和中東「轉向」亞洲的政策，就再次強化了中國對美國意圖的成見。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在2011年描述了這種轉向：「二戰後，我們致力於建立一個全面、持久的跨大西洋機構和關係網絡，已經在許多方面取得了成功，未來也將繼續如此。現在是美國作為太平洋大國進行類似投資的時候了。」考慮到中國領導人的現實主義思想，這一轉向對中國的意義是可以預期的，在隨後幾年的外交對抗中也暴露無遺。
2014年，陸克文和斯考克羅夫特各自在中國進行了單獨、廣泛的對話，都發現中國領導層有著驚人的，甚至值得警惕的「共識」。兩位政治家認為，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與中國打交道的大戰略涉及五個方面，也就是孤立中國、圍堵中國、貶損中國、從內部分化中國，與破壞中國的領導地位。正如陸克文解釋的，這些信念「源於中國人相信因為中國不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美國沒有、也絕不會接受中國政府的基本政治合法性。」此外，根據陸克文的分析，這是基於「中國人一個根深蒂固，非常現實主義的想法，即美國永遠不會甘心割捨其作為地區和全球強權的顯赫地位，並將盡其所能保留這一地位。」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在南海的反華活動，包括2013 年鼓勵菲律賓向位於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提起訴訟，當中國無視仲裁庭對菲律賓有利裁決之後美國策畫的國際譴責，以及在該地區高度公開的航行自由行動，已為這種觀點提供了足夠的證據。於是當美國繼續它的西洋棋遊戲，中國則在棋盤上換上圍棋的棋子，有條不紊地在鄰近的戰場上展開逐漸但壓倒性的布局，來消滅這些入侵。
隨著南海爭奪戰的展開，這兩個對手的基本戰略假設和盲點將決定其走向。因此在評估中國的戰略時，特別是中國是否或何時使用軍事力量以促進其利益時，我們可以從中國文明、文化和戰略傳統中獲得什麼線索？
首先，看起來很明顯的，中國會拉長眼光來看待它與美國在南海的僵局，並將其理解為歷史演變的一部分，並期待未來隨著地緣政治、經濟、政治焦點的改變而有所變化。因此中國人會耐心地與美國進行「長期博弈」，在此期間穩步增加其籌碼，並相信美國人在這個地區不會撐得比他們久。雖然美國有時可能被南海或東海的事件所困擾，但中國人會預期美國人最終將「轉向」，回到持續不斷的中東戰爭、或者俄羅斯對歐洲的威脅，或者國內問題上。
我們也可以滿有把握的假設，中國政府會極其冷靜務實地進行中美相關軍事力量的評估，並預測任何潛在軍事遭遇的結果。由於中國的軍事能力至少還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在距離中國最近的戰區與美國的軍事能力相匹敵，因此北京會繼續保持小心謹慎，避免使用任何武力對抗美國。與此同時，中國會逐漸改變南海地區陸域和水域的事實，扭轉其所遭遇的阻力；就像在圍棋遊戲一樣，中國人將以其逐步積累的巨大優勢而最終取勝。
進一步言，中國將採取具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將軍事力量作為其整體外交政策的次要手段，不謀取戰場的勝利，而重在實現國家的宏觀目標。它將加強與鄰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繫，加深它們對中國的依賴，並利用經濟槓桿來鼓勵（或脅迫）其他問題上的合作。在這樣做的時候，它希望增加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力，同時也破壞鄰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它甚至可能試圖「以夷制夷」，例如策動日本與韓國對抗，或俄羅斯與美國對抗，來阻止一個對抗中國的平衡聯盟的形成。隨著時間過去，一旦北京取得壓倒性優勢，該地區的其他國家將不僅僅是自然而然地，而且也是不可抗拒的接受其主導地位。
儘管中國將戰爭視為最後的手段，但如果中國認為長期趨勢不再有利於它，並且它正在失去議價能力，那麼它可能會發動有限的軍事衝突以給對手教訓。正如政治學家傅泰林（ Taylor Fravel ）對1949年以來中國處理其23個領土爭端的研究中所顯示的，中國僅對其中的三個國家使用了武力。正如這些案例所表明的，如果中國認為它的國內動盪使敵對勢力有機可乘，那麼中國就更有可能訴諸武力。傅泰林根據其對1962年北京對印度的襲擊、1969年與蘇聯的對抗，與1979年與越南的衝突的進一步分析，認為中國傾向於使用軍事手段來對抗力量相當或者更強的對手，而更願意與弱小的對手進行談判。
總而言之，只要南海的局勢總體上對中國有利，中國就不太可能使用武力。但是如果相關的力量變化發生逆轉，特別是若中國出現國內政治騷亂，中國就可能會發起有限的軍事衝突，甚至會對抗像美國這樣的更大、更強的國家。下一章的重點，是這樣的衝突可能會如何發生。
作者為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貝爾福科學和國際事務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前主任。曾任美國國防部特別顧問。艾利森於1971年出版的《決策的本質︰解釋古巴飛彈危機》（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是研究古巴飛彈危機的經典。他主張，政策決策過程未必都是理性的，而是會受到組織程序與官僚本位主義等因素的左右，由此徹底地改變了美國政治學界與其他領域對決策分析的研究。
2015年9月，習近平訪美期間，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發表了題為〈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戰爭？〉一文，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必將衝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並有可能爆發戰爭。「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古老的國際關係學的術語一時成為炙手可熱的新聞話題，成為所有媒體、學界、政治決策圈不可忽視的議題。本書即從該文延伸擴充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