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中，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突然傳出停止運作的消息。成立於1999年的研究中心，隸屬應用社會科學系，是公共政策方面的先驅，特別著力於弱勢群體權益方面。負責人鍾劍華教授表示，因為艱難的財政環境使中心難以繼續自負盈虧營運，民意調查部分會停止運作。鍾教授感嘆，「研究中心不是一盤生意而是一種社會服務，所以說要完全收回成本基本沒什麼可能。」
曾經在民調中心工作的筆者，對鍾教授一語深有體會。「成本與效益」本該是屬於商業世界的玩意，卻已然成為機構在做研究時候首要考慮的因素。諷刺地，本應該是生產知識的研究項目，已經默默被「生意」這個名詞取代。
今年年中，有二十年歷史的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突然傳出停止運作的消息，成為高教商品化的犧牲者。圖為香港理工大學校園一景。圖片來源：Rriewwloa@維基共享資源(CC BY-SA 3.0)。
「學術低端人口」的產生
很悲哀地，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訊息，是近年引起不少討論，讓人越發感到無奈的殘酷故事──「大學商品化」──的延續。學者用「商品化」、「管理主義」、「市場化」、「新自由主義」等等概念，去理解知識的殿堂如何變為論文生產的工廠，和出售學歷文憑的學店。總的來說，這是在資源重分配過程中，人們漸漸認為大學不能堂而皇之地享受無盡頭的公共財政支持，而是要通過「質量監控」，去決定能獲得的資源多寡。
研究教學人員只是全社會受薪階層的一部分，自然要有一套科學的系統以進行優勝劣汰──根據國際期刊出版商釐定的指數判定研究出產的多少和優劣。大學越來越投入資源和排名的競爭遊戲，有著越來越強的企業式管理思維，越發盛行的重研究輕教學風氣，使大學各大部門也相應地轉變運作模式，造成從大學管理層到學術研究到行政人員的層層壓迫。
在過去十年之間，這股寒風從歐美吹拂到東亞，翻轉整個學術生態，應運而生的是大量「學術低端人口」──兼職講師，全／兼職研究（或項目）助理／助手等。通過這些途徑，大學一來將聘用全職教學人員的資源，更多地用來投資善於生產期刊文章的學者；二來可以用最少的薪水，聘請最有精力的「輔助研究」人員（research support）。
很不幸地，「讀PhD只是一個負累」的筆者，都曾經背負過這些頭銜，涉足的香港大專院校不下三五個（更不幸地，身邊這一類的朋友也不少）。即使是供職於相對穩定的「博士後」職位，也只能充當大學的「輔助」隊伍，沒有資格申請研究經費，甚至連參加學術會議的資助也欠缺。筆者到台灣訪學時，也就對台灣公私立大學同樣出現的「大學商品化」見怪不怪。
從2017年開始，香港社會對上述問題的討論升溫，從媒體投書、公共論壇到相關組織的成立。在台灣，群學出版的《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對以上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的探討；大學裡面也出現了針對「學術低端人口」工作權利保障的集體行動。由此看來，「學術勞工」的問題已經引起了港台社會廣泛的注意，當中的不公不義使原本套著「高尚學術殿堂」光環的大學，變成了如同「富士康」一般的血汗工廠。「富士康」榨取的是工人的勞動力，而大學榨取的是高知識人才的腦力和勞動力，以各種冠冕堂皇的名義。
已經有不少的媒體文章鉅細靡遺地描述兼任講師的日常──一種毫無保障的勞動保障的「流浪」生活，在這裡不需贅言。筆者下面談論「兼任講師」是少數不需要「流浪」但同樣處於「低端」的一類，是在一個冠冕堂皇保護傘下的實質剝削。
被要求的卻難以實現的「教學經驗」
「彈散化」（casualization）所指的是大學愈來愈多以合約、兼職、臨時方式聘用教研人員。在教資會（研資局）愈來愈着重研究表現的政策和撥款方式的驅使下，大學把教研工作分配到研究技術人員、教學輔助人員，甚至兼職研究員及代課講師這些短年期和高彈性的職位。 2017／18 年度數據顯示，香港各大學增長最快的分別是研究技術人員和教學輔助人員。這個情况在教大（49%）、浸大 （45%）、理大（41%）、科大（35%）尢其顯著。各大學兼職人員也以教學輔助人員和研究技術人員為主。以人數計算，教大、浸大、理大和城大的兼職教研人員佔30%或以上。（陳家洛 – 大學職位變得更「彈」更「散」的成因和影響，《明報》，2018年7月16日）
在台灣，也有教職不敷畢業生數量的現象。林宗弘曾估算，2017年時，將有超過兩百位社會學博士生畢業，但因退休而空出的教職數只有約五十名，在新設系所已經凍結的情況下，將有150名以上的博士無法進入學術或研究機構工作，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本土博士。台灣所有社會系的教師不過四百人，等這些人退休讓出職位，恐尚需廿年。（林宗弘，〈學術資本主義崛起〉，《高教崩壞》，頁26，2015）
在台灣，群學出版的《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對高教問題進行了詳盡的探討。
於是，畢業等於失業，成為了碩博士學生當中的平常事。沒有歐美國家名牌大學畢業，沒有亮麗的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被稱為「土龜」的本地博士畢業生，很多時候會投奔兼任講師的行列──沒有任何勞動保障，以賺取時薪維持生活開支，但是美其名曰「累積教學經驗」。這個現象在香港和台灣都相當普遍。
曾經有台灣博士畢業生同筆者分享，他／她算是比較幸運的一位，因為可以連續幾年在同一個院校擔任同一個課程的講師。「我是他們很好用的資源，我可以教政治、社會甚至哲學的大學部課程。學校只需長期用時薪聘請我去填補他們的教學空缺。但是如果有一天，大學有經費可以在以上那些研究領域開缺，他們會要我這個『土博士』擔任正職嗎？當然不會。」
有大學教職求職經驗的博班畢業生都對「教學經驗」的要求並不陌生。在香港，要在唸博士期間有充足的教學經驗累積，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不像大多數美國的大學，很多本科生基礎課程是由博士生教授。香港的博士生每個月領取港幣15,000─20,000的政府獎助學金（studentship），會被要求每週有9─10小時當助教/助研的工作時間。有的學系會讓博士生帶領本科生的討論課（tutorial），但是有時候博士生之被分配影印課程資料、協助教室的秩序管理和批改功課等雜務，和教學沾不上邊。
幸運的香港本地學生會在唸博士期間找到一兩份在外校兼任講師的工作，但是對於大量在香港求學的國際學生（超過八成是大陸學生）來說，在外校兼職是不被法律允許的。當有朝一日畢業，投身求職市場，缺乏教學經驗就成為一個硬傷。
「教學經驗」幌子下的實質「流浪」
弔詭的是，隨著「商品化」的風向，香港授課式碩士班（taught master），反而在一些院校成為博士生站上講壇成為「兼任講師」的平台。這些為期一年的授課型碩士班學程一年學費10萬港幣以上，相對歐美大學親民的價格，相當受大陸學生的歡迎。由於並不是政府資助的項目，碩士班的財政和管理往往變得不透明。根據筆者的經驗，十年前的碩士班課程還是絕大多數由正職教授或業界的資深從業人員擔任講師，但近年越來越多見的情況是由博士班的學生，通常是處於「延期」階段的學生（政府停止了為期三年的獎助學金），擔任各種碩士班的課程的講師。
香港授課式碩士班（taught master）反而在一些院校成為博士生站上講壇成為「兼任講師」的平台。圖為香港理工大學授課式學士後課程介紹頁。圖片來源：截圖自香港理工大學網站。
這些學生急需財政支持他們繼續博士班學業，而相比起當補習老師，兼任講師一小時港幣1,000左右的時薪仍是不錯的收入。通過這樣的教學，學生在簡歷上多了幾行在高等院校求職很必須的「教學經驗」。從校方角度，他們免除了繁複的徵才廣告和面試程序，直接安排自己的博士生進入教學空缺，也節省了許多必須要提供的辦公硬體設施（博士生有自己的研究室，不需要佔用兼任老師的器材）。同樣，校方也通過聘請「兼任」，免除了繁重的僱員保險負擔。
然而，這樣的做法使研究所的學習變得更加詭異。學生花費10萬港幣求學，但是教授者有超過一半是兼任講師。學弟妹希望向學長姐了解某些課程的狀況，但是發現沒有任何幫助：因為講師年年不同。即使是核心課程，有時是正職教授，有時卻是博班學生，或博班學生介紹來的另一個學校的博班學生。過去連當「助教」都有諸多限制的博士班學生，突然可以獨立執教鞭，還是教授研究所的課程。根據筆者了解，這樣的轉變中，校方並沒有特別的給博士生提供「教學方法」等的訓練。
筆者不是質疑博班學生的知識水平或教學質量，事實上，有很多博班學生很珍惜教學的機會，而非常用心備課和創新課堂形式，這是許多正職教授不願花時間去改良的（也是因為大學重研輕教的後果）。但是作為求學者和消費者，碩士班學生花費了10萬的學費，本應該可以通過學程描述、師資力量、研究方向等等去估算一年後的成果。但是課表上佈滿「講師待定」，學生也無從得知講師的背景（博士生往往沒有在學院網站揭露），課後和教師討論課題，也只能在咖啡廳或預約圖書館討論室。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無休止的實驗場：博士生實驗教學，碩士生自費來接受實驗。「教」與「學」，不是相長，而是成為了平行空間。
兼職講師惡劣的勞動環境已有不少媒體文章探討，筆者親身經驗的和朋友的經驗，幾乎可以集結成書。兼職講師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勞動健康保險的欠缺、沒有固定的辦公空間、極少量的教學軟硬件支援、極其不穩定的工作機會、嚴重超過給付薪水的工作時間、不透明的薪酬等級等等。在香港，擔任兼任講師的時薪是港幣600─1500之間。在台灣的情況似乎更惡劣，學識滿貫的博士畢業生，只拿著相當於港幣200左右的時薪。
筆者不得不感嘆一句：情何以堪。缺乏國家和家庭經濟資助的博士生，不得不用多於課業研究的時間從事各種兼職，而不少都是給付「低端」薪水而要求學生從事專業領域研究的高端工作。
千百年來，受壓迫的工人尚能通過各類型的工會組織動員反對不公不義的集體行動，才有今天在各行各業的勞動保障，即使尚不完美。難道，作為高知識高技術的莘莘學子們就坐以待斃，在大學「商品化」的魔咒下被任意宰割？隨著日益熱烈的社會討論，各種相關組織的建立，筆者相信行動不會遠。
作者為香港與台灣社會文化研究學者，在香港取得碩博士學位，現居美國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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