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大帝的復仇:地方派系的復辟

江昺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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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選,民進黨慘敗,幾個執政成績不錯的縣市也遭國民黨奪下。大家都想找出原因跟戰犯,但找來找去,不是搞錯對象,把矛頭指向進步派、第三勢力或者《公投法》修正,就是搞錯方向,例如要求吳音寧下台等等。讓原本不是很穩固的泛本土派陣營,一時之間陷入同室操戈的困境當中。

選後分析,以中研院林宗弘老師這一篇文章〈攸關利益!年改與農業韓流是民進黨敗選的最重要原因〉較為精準,直接說本文的結論:這次大選慘敗主因是「年金改革」跟「地方派系反撲」,都跟民進黨進行中的政策改革有關。再簡要一點說,就是「保守派的勝利」。

如果敗戰原因出在保守派反撲,那麼朝進步派開刀,導致進步派與民進黨決裂,那都只是親痛仇快的行為,對改革、對「台灣價值」一點幫助都沒有。先找出敵人在哪裡,才知道戰爭要怎麼打,戰術要怎麼擬訂。

中南部的軍公教人員比例相對少,慘敗的原因是在沒有核心價值、完全以利益為導向的地方派系身上。他們對內是民主社會之癌,對外則是中國共產黨安插的木馬。

這話怎麼說呢?從歷史角度來看,台灣之所以能民主轉型,主要是因為李登輝利用權謀裂解了國民黨。李登輝擅長「拉一個打一個」的戰術,用國民黨青壯派打主流派、用地方派系打中央權貴、用本土派打外省掛。因此李登輝在1990年代之後扶植了一批「本土藍」的地方派系。

李登輝擅長「拉一個打一個」的戰術,用國民黨青壯派打主流派、用地方派系打中央權貴、用本土派打外省掛。因此李登輝在1990年代之後扶植了一批「本土藍」的地方派系。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 (CC BY 2.0)。

這些派系就是農會、水利會、婦女會及地方體育會等團體,這些團體的頭人,都是過去國民黨為了籠絡地方有力人士,鞏固統治基礎,裂解民主陣營而暗中結盟的。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台中顏家、彰化謝家、雲林張家、嘉義蕭家等等,這些派系都有黑道背景,國民黨深知這些世家大族的背景,卻長期跟他們合作,默默培植他們的勢力,間接導致台灣「有民主但無法轉型」的困境。

農會總幹事是怎麼選出來的?大多數的台灣人可能都不清楚。首先是要由農會會員選出會員代表,但誰是農會會員?誰有選舉資格?名單並不會對外公布,所以如非現任幹部,根本無法參加選舉──直到2017年修法通過,明訂農漁會選舉,農漁會必須主動提供選舉名冊(但時任立委張麗善大力反對)。

而選出會員代表之後,再由代表們選出理事、監事,理監事會再推派理事長,理事長聘任總幹事。在這種「間接中的間接選舉」之下,加上選務工作獨立於中央選舉委員會之外,由農漁會自行舉辦,幾乎可以說是假的民主制度,讓農會長期以來成為地方派系的囊中物。

近年來因為馬英九聲望大跌,外省菁英大權旁落,黨產又被執政黨凍結。從吳敦義在黨主席選舉上,大勝郝龍斌與洪秀柱即可知道,未來「本土藍」才是國民黨的主力。以彰化為例,在2014年彰化縣改旗易幟,由民進黨魏明谷執政,而2016年彰化縣四席立法委員,民進黨選上三席,幾乎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都全面掌控局勢。那麼,彰化的國民黨應該氣數已盡吧?

不,國民黨都躲在地方派系編織的共生網絡當中。彰化社頭的地方大老蕭景田,曾涉入殺警奪槍的刑案,是彰化山線著名的黑道政客。2012年立委敗選之後,蕭景田旋即選上中華民國農會理事長,並派任張榮味妹婿張永成擔任總幹事。而彰化地區水利會長,則是由隸屬溪州謝家人馬的呂炉山擔任。因此國民黨雖然失去執政優勢,但卻在地方網絡中,牢牢控制彰化農業的金流與水脈。

據此,之前筆者撰寫〈高雄選戰正熾,韓國瑜為何至雲彰站台?〉一文,不幸言中,地方派系正是這場選舉的「眉角」所在。因此韓國瑜才會在選前到雲彰地區大力站台,目的不是為了促成國民黨內部團結,而是要讓地方派系,特別是原本搖擺不定的農漁會系統「回歸本營」。

由選後人事佈局也可以看出,國民黨與地方派系互利共生,新任台中市長盧秀燕第一件事就是到海線顏家「謝票」,並且表示支持顏清標的女兒顏莉敏擔任台中市議會副議長。顏莉敏於2014年第一次選上議員,首次連任就被推舉出來擔任副議長,背後原因就是盧秀燕要回報海線黑派的支持。

新任台中市長盧秀燕第一件事就是到海線顏家「謝票」,並且表示支持顏清標的女兒顏莉敏擔任台中市議會副議長。圖片來源: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問題就出在這裡,大家以為民主的敵人是國民黨,但真正的對象是實力根植在基層,非常「接地氣」的地方派系。

而這次農漁會系統團結大動員,則是擔心民進黨執政之後會砍掉派系的金脈。

我們想起了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2001年年底,民進黨政府面臨前所未有的金融風暴,台灣的金融業者,整體貸款逾放比高達8%,而基層金融機構,包含農漁會、信用合作社等,卻高達19.37%之譜(該年外資銀行的逾放比僅為3%)。逾放比超過10%的基層金融高達173家,超過總數之六成。

簡單說,就是農漁會超額放款,有將近20趴的資金變成呆帳。這是非常離譜的現象,代表基層金融體系已經崩潰,變成地方派系的私家金庫。地方屢屢傳出總幹事超貸等傳聞,1990年代末期,基層金融爆發擠兌事件,已成家常便飯。

時任總統陳水扁希望大刀闊斧改革,率先接管了28間農漁會信用部門,並規劃成立農業銀行,將所有農漁會信用部收歸國有。但由於農漁會的經濟來源普遍依賴信用部門,約佔盈餘的九成左右,砍掉信用部等於砍斷派系手腳,因此引發地方派系強烈不滿。

農漁會除了搬出「農漁會等於農漁民,消滅農漁會等於消滅農漁民」等口號,還在媒體上刊登陳水扁小時候領取官田鄉農會獎學金的廣告,說陳水扁「吃果子不知拜樹頭」,搬出人情牌,大動作反擊陳水扁的金融政策。

陳水扁原本希望前總統李登輝協助安撫地方農漁會,但沒想到當時卸任不久的前總統,台聯精神領袖李登輝公開支持農漁會,發表「農漁會並非一般金融機構,扁政府不懂農業」等說法;同時因為農漁會有集體的危機意識,在農訓會(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的協助組織之下,於2002年11月24日發起「1124與農共生」大遊行,號召十萬餘農漁民至總統府抗議。至此,陳水扁內外孤立無援,只能斷尾求生,讓財政部長李庸三及農委會主委范振宗下台謝罪,取消整編基層金融部門的政策,並由國家(納稅人)概括承受基層金融體系的虧損。

2002年陳水扁政府意圖整頓基層農會信用部,卻遭到農漁會系統大力反撲。最終財政部長李庸三及農委會主委范振宗下台,扁政府取消整編基層金融部門的政策,並由國家(納稅人)概括承受基層金融體系的虧損。圖片來源:david3108@flickr (CC BY-SA 2.0)

十六年前的這場農漁會生存之戰,地方派系大獲全勝。自此民進黨不敢再隨意挑戰農會金融體系,至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除了與水利會交換自動延長任期兩年的條件,順利將水利會收歸國有之外,對農漁會系統一點辦法也沒有。蘇治芬等立委提出「農會直選」的《農會法》修正案,也在國會無限期擱置。

而2018年二月爆發的北農風波,也是地方派系與執政黨鬥爭的「代理戰爭」。台北農產公司總經理一職,在前台北市長馬英九上任之後,大多由雲彰地區的派系頭人出任,也曾爆發過幾次負面新聞,例如北農將場地賤租給彰化農會等等,但大多不了了之。

此次休市事件,是北市府市場處在2017年決議在農曆新年後,天公生那幾天聯合休假三天,但因為春節氣候回暖、菜量暴增導致交易價格大幅下跌,媒體認為北農總經理吳音寧沒有出面「承擔」,加上北市市長柯文哲將問題歸咎於農委會片面決定總經理人選,北農遂成為台灣農業風暴焦點。

但媒體及社會大眾在休市事件之前,從來不曾質疑農業體系中,中華民國農會幹部張永成及蕭景田的適格與否,也從來不曾大動作報導北農總經理的個人操守問題。

休市事件透過媒體呈現出來的輿論效果,幾乎可說是2002年農漁會抗爭事件的翻版。雲林張家將自己當成農民代言人,三番兩次砲轟農委會及北農沒有「控制」菜價,如同當年農漁會發動大遊行一般,都是藉由擴大表面輿論來鞏固在農業領域的主導權。而柯文哲刻意「選邊站」的舉措,也與當年李登輝的手法雷同,拉動權力槓桿,讓民進黨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地。

總括言之:親藍媒體與地方派系聯手創造輿論,直指吳音寧及農委會掌控菜價不力,加上具有高人氣的北市長柯文哲加入權力競合,刻意創造「原本就不看好吳音寧」的氛圍,導致吳音寧形象崩盤,其負面效應也擴大到亟欲進行地方農會改革的民進黨政府,甚至變成了年底選戰,彰化縣、雲林縣等農業縣市的敗戰原因。

我在這裡做個小小回顧與總結:

一、這次本土派與進步派的選戰失敗,是保守派與地方派系的結盟與反擊。

二、地方派系在基層錯盤根錯節,壓倒國民黨外省菁英,民進黨也無力處理。

三、2002年陳水扁整頓派系,曾發生有過慘痛教訓;2016年民進黨再度執政,

雖小心處理,卻仍發生北農休市事件,由地方派系搶下輿論主導權。

實際作法上,筆者有一些建議:

派系復辟之後,當前綠營之要務,就是先辨識敵我,不要再將資源送往地方派系(例如前瞻計畫及媒體曝光機會),斷其金脈及社會聲望。

並且要加大、加廣農業議題方面的公共討論,設法讓公民社會重新主導農產業討論方向,主動創造有建設性之溝通管道,爭取消費者及公民之結盟,並且避免被動回應地方派系的低層次議題,由善於中介及溝通之單位積極出面回應輿論。

最後,建議大動作回應地方創生與農產業議題,增加資源輔導有改革理想的青年,投入農業初級加工及產銷事業,透過扶植具有公共性與現代性的農企業,削弱地方農會影響力。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文所博士生,前彰化縣溪州鄉公所秘書,曾參加台灣農村陣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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