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感：當代政治經濟的難題（上）

1944年，彼時胡蘭成38歲，張愛玲23歲，在炎櫻見證下，二人立了婚約：「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前兩句是張愛玲所寫，後兩句為胡蘭成所撰，原是對張愛玲的承諾，即使簡單如斯，終也成鏡花水月。

「歲月靜好」一詞並不隨愛情消逝而不存，反而在當代因對生活想望而流行起來，但正是因為當代歲月並不靜好，所以歲月靜好以對過去懷古想像與未來生活憧憬，安撫當下生活的不滿。

凱因斯於1930年時預測，2030年時人們的經濟生活水準將達當時的八倍，一個人每週只需要工作15小時便可以滿足生活所需。馬雲今年四月更對「物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的發展」表示樂觀，認為未來30年內，每個人一天只需要工作3─4個小時，每週只需工作4天。時至今日，凱因斯的願望看來仍遙不可及，馬雲即將因政治因素被迫下台，歲月從來不曾靜好。

即使富有的商人階級也不例外，例如在Hofstadter的《美國的反智傳統》可以見到以下的描述：「往昔帆船時代，做生意的節奏就與船的速度一樣慢，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航運與通訊的速度都快了很多…。過去大西洋貿易時代，船在海上時就是進出貨的空檔，商人可偷閒，但是現在新的機會與威脅不段湧出，商人須隨時待命，不斷忙碌。」考古人類學者估計狩獵採集社會人類的工作時數普遍不長，工業革命後從農田轉向工廠，人類工作的時間逐漸增加，在十九世紀時美國平均每人每週工作高達60小時以上，直到二十世紀才逐漸降低。儘管如此，與其他國家相較，台灣人的工作時數依舊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Hofstadter的《美國的反智傳統》中提及交通速度的增快令商人更加忙碌。圖為19世紀中葉盛行的快速帆船飛剪式帆船（Clipper），其後被蒸氣汽船取代。圖片來源：Clark, Arthur Hamilton (PD) via 維基共享資源。

1929年，《紐約時報》登載愛因斯坦解釋相對論的流言：「坐在美好女孩身旁一小時猶如一分鐘，但是坐在爐子上一分鐘卻有如兩小時。這便相對論。」用來說明相對論中時間不過是幻覺，時間的流逝端視觀察者的速度與重力等因素而定，此後時間為何物就成為物理學者與科學哲學學者恆久激辯的話題，時間旅行更成為科幻小說永恆的題材。

物理上雖然用的是同一時鐘，但是茶園中感受四季的茶農、網路上不分晝夜的鄉民與奔波於各時區旅店的商務人士，對於時間的心理感受卻大不相同。不僅每個人的心理時鐘各不相同，對因為通訊、運輸與能源革命肇端而處於第二波全球化的眾人而言，還有一個共同點：與過去相較，每一個人的時鐘都走得比過去更快了，這種時間感的變化，也對當代全球的政治經濟產生影響。

觀察1900 年─2010年與大眾生活有關的技術在美國的擴散速度，早期所發明的汽車、電器或是固定電話，都經歷相當長的時間才擴散至社會中為多數人所採用。但是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的網際網路、MP3、HDTV、社交媒體與智慧型手機，為社會多數人採用的時間大幅縮短。Xiang對於美國產品的長期檢視，證實了美國產品生命週期逐漸縮短。

20世紀以降美國科技產品普及時間曲線圖。圖表來源：作者提供。

不僅過去一百年來生活步調的加速縮短了技術擴散的速度，而且由於網路、智慧型手機與社交媒體等技術的普及，使得現代人無時無刻都在接收來自四面八方的資訊，這些資訊零散且龐雜，令現代人喪失了長時間專注的能力。Glenn Wilson發現現代人活在不斷被手機等資訊科技中斷注意力的新常態中（英國人平均每12分鐘看一次手機，71%的人從未關掉手機），不僅降低了認知與判斷能力，也改變了現代人的時間感，調快了每個人內心的時鐘。

這種影響不僅發生在美國，許多開發中國家在某些技術有跳躍的情形，例如固定電話在很多開發中國家還未普及前，就直接進入行動電話或智慧手機，很多開發中國家的人民甚至以手機為主要上網工具，而跳過電腦上網的階段，使得這些國家對於移動版電子商務或甚至行動支付的接受度也異常地高，網路的即時特性擴散到每個人心中，改變對於時間的感受，時間感一旦改變，許多事物的定義也隨之改變，早起喝咖啡讀報的行為猶如歷史學家閱讀斷爛朝報，除了即時新聞之外，再無新聞。

讓我們進一步檢視個別產品的生命週期，例如汽車業。福斯汽車從1974年推出的Golf至今共歷經七代，每一代的上市期間與生命週期如下表所示：

Golf 車系產品生命週期表。圖表來源：作者提供。

七〇年代時，Golf初代共上市10年，八〇到九〇年代的二、三代上市期間就減少至8年，進入本世紀後更縮短為6年，等到2009年推出的第六代更僅僅上市3年。消費者偏好的快速變遷，使得特定汽車種類的產品生命不斷縮短，在先進國家一個汽車種類的平均上市期間從8年縮短至4年，對整個汽車產業的運作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例如開發一個新的汽車模型的時間平均從48個月縮短至25個月，最近的趨勢則是所有汽車廠只剩下20個月的時間可以開發，可以說所有人都在與時間賽跑，為了縮短開發時間，許多企業只得不斷地推出新的管理工具、組織形式與研發流程。

因此裕隆1986年推出飛羚101時仍然有許多時間能夠好整以暇推出新產品，但是等到2009年推出納智捷時，市場的速度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對於汽車廠的資源與快速回應環境能力的需求也完全不同。對國家而言，產業保護政策的效果也會隨時間流逝而改變，受到保護的企業一旦蹉跎光陰，將精力投入於保護產生的租金，很快就會發現時不我與。

裕隆2009年推出納智捷時，市場的速度已經與過去大不相同，對於汽車廠的資源與快速回應環境能力的需求也完全不同。圖為2017年在上海車展展示的納智捷SUV。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不僅如此，國際分工、貿易與投資也受到影響。Raymond Vernon在1966年時提出的「國際產品生命週期理論」，認為創新國（如美國）會在產品成長與成熟期出超，標準化後入超。其他的工業化國家（如某些歐洲國家或日韓台）會在成長期開始出現，然後擴大產能，逐漸由入超轉為出超。而後進國（如中國）會在成熟期崛起，入超直到標準化後大量出超。

但是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後，會使得這種模式不再如過去般井然有序，而成為產業界線模糊、價值鏈彼此交疊的競爭狀態，無論是國家或企業，都面臨比過去更加快速與不確定的環境。

隨著網際網路、社交媒體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這種快速的時間感影響所及，不再侷限於國家的產業政策、企業策略、國際分工、貿易與投資的範疇，更進一步進入政治與社會的領域，特別是速度、演算法與有限理性以及情緒對於人類決策的影響。

許多人都注意到，社交媒體的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與迴聲室（echo chambers）效應，不僅產生了同溫層效應，也對言論意見市場產生挑戰；還有假新聞的充斥，與人們對於傳播假新聞的偏好等等，這類隨著網路與社交媒體所產生問題，都隨著時間感凝縮，而使得問題益發嚴重。消費者口味多元與喜新厭舊，選民資訊破碎與對政治失去耐心，有限理性使得人們重構記憶傾向於服務當前的信念與慾望，分析能力的限制，人們更加依賴框架判斷，固守成見使得人們更加重視肯定的證據，必要時人們不惜扭曲觀察與扭曲證據以求一致性，並且認為原因必在結果附近，大果必有大因。

快速回應、轉移焦點與確立框架的政治行銷成為當代顯學，時間感的凝縮也打破了傳統政治結構中菁英與大眾混合的體制，而使得經菁英與人民對立的民粹更加有機可趁，也使得傳統政府官僚的決策與行動之間的連結飽受懷疑，這裡的弔詭是看似越民主、越具有可問責性的體制，反而在人民要求有能的組織下，變得更加失能與喪失問責性。（待續）

作者為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專長在策略管理與組織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