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暮色
書名：《帝國暮色》
作者：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裴士鋒）
譯者： 黃中憲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十一、解決之道
中國的情況在道光統治期間更加惡化。他登基時，中國已是守成多於開創新局，這樣的局面某種程度上甚至從他父親嘉慶在位時就開始了。他們和其後的皇帝、攝政會有所成就——清朝終究到二十世紀初期才滅亡——但他們所留下的中國都沒能比他們所接手的中國更加安穩。到了十九世紀初期，無可逆轉的衰落過程開始了，十八世紀晚期乾隆在位時，清朝國勢如日中天，但此後則如過了正午的太陽慢慢西落。嘉慶盡了全力，大刀闊斧抑制軍隊裡的貪汙腐敗，平定了白蓮教亂等民亂。但他兒子道光在位期間，不僅又有新的難題困擾清帝國，連舊難題也改頭換面再度來襲。
結黨營私、賄賂、盜用公款在官場裡見怪不怪，尤其是基層官員。人口成長加諸於土地的壓力有增無減，受迫於居住環境擁擠而離鄉的漢人移民，繼續移入山區，而與世居山區的本地人起衝突，爆發族群暴力事件。朝廷與農民間的互信更加薄弱。嘉慶帝於白蓮教亂後採取的撙節措施，削弱了軍力。整個一八三○年代期間，每隔一或兩年就有民亂在帝國不同地區爆發——有些民亂由類似白蓮教的宗教派系領導，有些民變集團則由同鄉或同族群的人組成。龐大、多元的多族群帝國裡自然會有許多分歧，此時變得更為常見且鮮明。
社會動盪，千瘡百孔，鴉片趁虛而入，橫行無阻，成為彰顯中國政府管不住人民的最鮮明象徵。道光極想壓下鴉片吸食之風，但沿海取締走私不力，因而到了一八三○年代後期，如有外國船出現於海岸附近，不會看到海軍巡邏船，而會看到數千買家站在海岸上向該船吹哨子，希望該船停下，賣鴉片給他們。貫穿湖南的一條南北縱走鴉片運輸主要路線，成為一八三六年華中一連串民亂的中心地區，清廷派去內陸平亂的官軍士兵，本身鴉片癮極重，幾乎打不了仗。諷刺的是他們是在前一次任務期間——在廣州附近海岸取締走私者——染上毒癮。
廣州外國人注意到中國國內日益動盪，擔心內陸動亂危害茶葉、生絲生產。但其中某些人也在發生於中國邊陲的動亂裡察覺到機會。一八三三年，臺灣一場劇烈民亂，威脅清朝對此島的控制長達數月，民亂期間英國國會裡有人說臺灣已「宣告脫離中國人掌控」。有些外國人開始宣稱可將臺灣納為英國殖民地，做為與中國貿易且不受廣州約束的基地。他們主張，從道德上講，拿下臺灣與占據中國大陸上的領土是兩碼子事，因為在康熙攻占臺灣之前，臺灣是荷蘭人所有，因此他們認為臺灣只是清帝國的殖民地，而非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據廣州某份英文報紙所述，臺灣人是被征服的人，「中國的附庸；並非心甘情願臣屬於中國，而是慘烈戰爭所致」，因此，就連反對以強勢作為對華的外國人，都不應反對英國人拿下臺灣。該報認為即使只是為了「讓該島島民擺脫中國人的暴政」，拿下臺灣都是值得稱許之舉。
民亂和族群間暴力衝突是清廷須盡快解決的威脅，但它們終究局限於一地。波及範圍更廣，從而為害更烈更不為人知的，乃是中國經濟的弊病叢生。到了一八三○年代中期，道光治下的帝國已開始迅速步入蕭條期。穀價下跌，拉低農民收入。失業率上升，朝廷本已不足的稅收更加減少。迫於經費不足，建造和維護防洪堤防之類公共設施時無法符合應有的要求，從而導致工程偷工減料和疏於維修，一旦發大水，就災情慘重。那些年期間，有幾年中國降雨特別失常，更加劇了人為治理不力的危害，農業生產力大減，帝國數個地方飽受饑荒之苦。
天候失常非朝廷所能控制，但一八三○年代經濟動盪的根源和諸多問題的禍根，乃是人為所致：中國的貨幣制度已經出了問題。主要是貨幣問題，而清朝的貨幣主要有兩種：用於小額交易的銅錢和用於大額交易的銀錠。銅錢是鑄幣（中間有孔，可成串吊起來，便於攜帶），銀錠—幾乎是純銀，英語稱作sycee—則未經鑄造，以重量（「兩」）計值。一般來說，一兩銀子值一千個銅錢，而要在省與省間運送大量銅錢太困難，銀於是成為帝國裡所有長距離貿易的媒介。銀錠也是評定稅額的依據。相對的，銅錢是鄉村市場和粗活工資的支付媒介。中國下層百姓（農民、雇工、工匠）的收入和儲蓄，幾乎都是用銅錢。
危機在於白銀價值已開始陡升，而隨著銀值上漲，白銀與銅錢的匯率脫離正軌，到了失控程度。從十八世紀一千銅錢換一兩銀子的理想匯率（有時甚至不用一千銅錢就可換到，這對廣大農民是個利多，因為那意味著他們手上的銅錢較值錢），漲至道光即位時一千兩百銅錢換一兩銀子。到了一八三○年，更漲為一三六五個銅錢換一兩銀子，且無停止上漲的跡象。由於應繳的稅為固定數量的白銀，而白銀得用銅錢買，這就表示到了一八三○年代初期，中國農民的實質稅額，多了將近四成，原因為何則還不是很清楚。清帝國裡的每個弊病幾乎都因為官員貪汙而加劇，稅賦弊病亦然，因為收稅員普遍課以較高的匯率，以便中飽私囊。到了一八三○年代晚期，據傳已有某些地區出現銅錢對白銀匯率高達一六○○比一的情況，收稅員則要求以兩千銅錢換一兩銀子的匯率繳稅。銅錢幣值的大跌令一般百姓苦不堪言，使幾乎承受不住此衝擊的窮人生活更拮据，引發大規模的抗稅活動，稅賦成為清朝最大的民怨來源。道光偶爾免除水災或旱災地區的稅賦，但朝廷歲入亟需白銀，於是強徵暴斂仍無止歇。
據某些中國士人（尤其是景仰包世臣的士人）的說法，禍首再清楚不過：全是對外貿易惹的禍。在他們看來，情況就如一八二○年包世臣所料。當時他示警道，中國的白銀最終會落入外商之手。由於整個一八三○年代白銀愈來愈貴，這樣的主張就很順理成章：白銀變貴是因為它變稀少、白銀變稀少是因為與外國人（尤其是外國鴉片批發商）通商而大量流出國。依據這一思路，距洋人在華貿易中心廣州一千英里的江蘇省，其境內農民的經濟困頓，就還是可歸咎於停泊於伶仃島、黃埔和偷偷航行於中國沿海的外國船。
他們的說法有一部分屬實。付錢給外國鴉片販子時，的確大部分以依法不得出口的銀錠支付。於是，在這些交易中，中國境內白銀落入渣甸、馬地臣之類外國人之手。但外國人也從廣州行商那兒買進大量茶葉等商品，因此那些白銀照理應該能透過合法貿易流回中國。癥結在於行商賣出茶葉或生絲時不願收銀錠。輸出銀錠為非法之事，因此，就連從外國人那兒收回銀錠，都會使中國商人惹上違法的麻煩。於是行商只願收西班牙披索這款白銀，西班牙披索是中國對外貿易領域唯一合法的貨幣（只要它們來自國外，使用就合法）。合法、非法貿易並存於廣州這個怪現象，意味著銀錠能（非法）流出中國，卻無從回流中國。由於港腳商手中的銀錠派不上用場又愈積愈多，東印度公司在渣甸與馬地臣協助下，終於開始將銀錠運回倫敦，而運回倫敦後，銀錠會被熔成銀塊賣掉，收益則匯到印度的鴉片商人戶頭裡。
但即使銀錠外流，照理在廣州賣出茶葉和生絲所收到的西班牙披索，應能使中國境內白銀總供給量保持在相對較穩定的狀態（而且事實上自十八世紀晚期起，在中國某些最重要的國內市場裡，西班牙披索就比本土銀錠更受青睞）。但在這點上，有多股遠在中國境外的力量起了作用。首先，十九世紀初期流入中國的白銀，大部分由美國商人帶入（一八○五至一八三四年墨西哥的白銀總產量有整整三分之一被美國人運到中國）。但一八三四年美國政府更動貨幣政策，使白銀對美商而言變得更貴，於是他們驟然改用匯票。匯票能為行商所接受，但導致從國外流入中國的實體白銀變少。由於從美國進口的白銀變少，數百年來一直是世上最大白銀淨輸入國的中國，突然間變成白銀輸出國。
但從更大的格局來看，那些把中國境內白銀缺稀歸咎於對外通商和鴉片的中國士人，未能理解到這並非只有中國才面臨的難題：到了一八二○年代，白銀到處都愈來愈缺。此時世上流通的白銀大部分來自西屬墨西哥、祕魯的礦場（西班牙披索因此受看重），但一八一○年代拉丁美洲開始出現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革命，關閉了那些礦場，使世上最大的白銀產地停止供貨。一八一○年代期間（中國白銀價值開始上揚之時）全球白銀產量少了將近一半，而且在此後十年間繼續減少。於是，一八二○年代中國鴉片貿易量增加之際，好巧不巧也是全球白銀產量開始下滑之時，而且這一下滑持續三十年之久。
不管禍首為何，多重經濟因素的匯合，重創了中國：銀錠經由鴉片走私貿易外流、拉丁美洲革命後全球白銀缺稀、不再有白銀從美國輸入中國，都是中國境內白銀供給大跌的推手。而且這是個惡性循環，因為隨著白銀在中國變得更貴，有錢人家和商人會囤積白銀，流通的白銀因而變少，更加劇此一問題。
由於這些因素大部分非中國士人、官員所能理解，所以到了一八三○年代中期，非法外貿即使不是經濟危機的唯一原因、也是主要原因的說法，已漸漸成為共識。儘管道光老早就痛斥抽鴉片煙敗壞風俗人心（儘管人民和大部分官員忽視此一影響），但有一點變得愈來愈清楚：鴉片貿易的經濟效應對公共秩序的威脅，可能遠比公共衛生或風俗人心對公共秩序所帶來的任何威脅大得多。就連不吸食或販賣鴉片的農民，就連居住地與沿海外貿隔了數百英里的人，都因為銅錢幣值大跌而生活困苦。這一經濟困境能引發新民亂、乃至革命，於是白銀危機（也就是鴉片危機）最終成為道光政府最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
但要如何解決此問題，一直沒有定論。照包世臣所曾建議的中止外貿，顯然不可行（就連包世臣本人都不再支持此做法）。誠如程含章等人所警告的，即使清朝水師能守住整個中國沿海（事實上辦不到），完全中止外貿還是很可能導致中國與英國開戰，而中國打不起這樣的戰爭。一八三四年內皮爾（律勞卑）的兩艘炮艇強行通過虎門炮臺一事，輕易就證實了這類警告絕非胡說。它們給對手中國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課，顯示中國的武備根本擋不住英國軍艦，因為這些炮臺據說是中國南部沿海最強的防禦據點。兩廣總督盧坤在奏摺裡極力淡化這場挫敗的程度，但道光回以一道鄙夷的上諭，下令將鎮守虎門抵禦內皮爾軍艦的指揮官降級，還批評盧坤「有損國威，深負委任」，但讓他留任兩廣總督之職，戴罪督辦，嚴厲警告他勿再失職。
很明顯的，要靠軍力鎮住英國人，並不可行。對付英國人唯一有效的辦法，是威脅要中止貿易—而當盧坤面對內皮爾的進逼堅守立場時，這一辦法再度奏效。但這一威脅只適用在廣州的茶葉、生絲貿易上；伶仃島和沿海的鴉片貿易，遠非清廷所能管控，所以要阻止英國人做鴉片買賣，根本不可行。當然，如果主要問題只是銀錠流失，清廷大可更加大力取締將白銀送出國的國內走私者，從中國本身解決該問題，但許多省級官員不願加大力度消滅國內那些犯罪組織，擔心那只會再度激起朝廷已是很勉強才壓制住的民亂一類大規模暴力事件。
至於解決之道，盧坤於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向道光報告了軍備的衰弛情況，當時內皮爾已把他的軍艦撤離廣州，他本人也返回澳門，局勢回歸平靜（但是盧坤還不知道這位商務總監去世）。與英國人的緊張對立似已平息，於是這位兩廣總督就大局陳述其看法，上奏說英人「所恃不過船隻高大堅厚，安放炮位較多，內地師船因需巡歷淺洋，不能如夷船之高大。」盧坤擔心中國水師軍力防不住一艘艘外國鴉片船——如果一省水師將一艘鴉片船驅離，該船只會駛往外海，再回到另一省重做鴉片買賣。他尤其擔心英國走私者漸漸熟諳中國沿海地形，能輕易繞過口岸和島嶼，此「尤非所宜」。
但他提建議時帶有試探性質，主要轉述他在廣州聽來的諸多想法，自己則未置可否。其中一個想法是開放更多口岸。他寫道，「有謂應行照昔年舊章，准其販運入關，加徵稅銀，以貨易貨。」換句話說，建議皇上恢復洪任輝事件之前、乾隆限制英國人在廣州一口通商之前的舊制。盧坤借別人之口提出這個建議，保持點距離，以防觸怒皇上，禍及自身。但還有個想法，更激進的想法，在廣州流傳，盧坤也順便提及。他以和前者一樣不置可否的態度提出此建議：「有謂應弛內地栽種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紋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
解決中國走私危機的最有效辦法是弛禁鴉片一說，事實上已漸漸得到廣州某些士人和官員採納。盧坤向皇上提出此建議時口吻帶著猶疑，但他本人贊成此做法。內皮爾口中的這個「放肆的野蠻人」，其實是個非常務實且懂得變通的官員。他敉平了多場民變，靠著手腕和政績爬上兩廣總督之位。他絕非那種只知照章辦事不動腦筋之人，一八三四年正當他與內皮爾在外交上正面交鋒之際，他已被說服並欣賞一個新政策：一個與整個道光年間施行措施完全背道而馳的新政策。
盧坤注意到的論述，乃是在廣州主持書院的士人吳蘭修所寫的文章〈弭害〉。在此文中，吳蘭修主張，中止外貿以遏止白銀外流，給中國帶來的問題，將比此舉所解決的問題，還要麻煩許多。他寫道，「夫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住澳門者二百餘年，其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今將絕英吉利乎，抑盡諸國而絕之乎？」他接著說，單單中止與英國的貿易，解決不了這問題（大概因為走了英國，會有其他國家替補他們的角色）。但由於直接或間接涉入合法外貿的中國人甚多，如果朝廷中止外貿，國內經濟會受重創。他寫道，「瀕海數十萬眾一旦失業無以為生，小則聚而為奸，大則引以啟衅，東南之患自此始矣。」在他看來，中國東南部的經濟依賴西方貿易的程度，比那些較接近京城的批評者所以為的要深得多。
吳蘭修主張，解決之道不在改變中國對付外國人的方式，而在改變中國對付鴉片的方式。他主張，政府禁鴉片愈嚴，反效果愈大。他寫道，「法非不嚴也，禁非不厲也，而弊仍不止，何也。蓋法令者，胥役之所藉以為利也。立法愈峻，則索賄愈多。」他認為，以當時清朝的行政體系，要靠法律禁絕鴉片，實際上不可行—此看法意味著清廷長期以來執著於刑罰的心態並非正道。他寫道，「自一人言之，則鴉片重而銀輕。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而銀重。」
吳蘭修主張，為了遏止白銀外流並使中國經濟回復正軌，應將鴉片貿易解禁，將此貿易與其他任何種商品的貿易一樣看待。他寫道，「查海關舊例，藥材款下，鴉片每百斤稅銀三兩……嗣後請飭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如果鴉片買賣在廣州公開進行，商人此後與外人貿易時只會使用外幣，不會使用中國銀錠。最後，白銀流向會再度反轉，貨幣危機會解除。他推斷，「如是則通天下之貨，留海內之銀，十年以後，生計復矣！」
盧坤顧慮太多，不敢掛名向皇上提出這一激進提議。此建議大大牴觸道光的既定政策，因此即使像他這樣身為封疆大吏，若提出此建議也可能丟官去職（尤其是他已因為未能阻止內皮爾的軍艦進入珠江而受到皇上告誡）。但用當時某人的話來說，他還是「心折」於吳蘭修此文。盧坤最終把吳蘭修的〈弭害〉，連同他主持書院裡其他持類似觀點的士人所寫的幾篇文章，集結為一本小書送到京城，書名《粵士私議》。
吳蘭修的提議沒有官員的背書，能否得到皇上垂青，頗有問題，但至少盧坤力求讓此建議有機會為廣州之外的人所認識。不過，禁鴉片的趨勢未曾轉向。同年，道光針對鴉片吸食頒布了新一波更嚴厲的處罰措施。官員吸食鴉片，罪加一等。平民和軍人只要被判定犯了抽鴉片煙罪，則杖一百，上木枷兩個月。新罰則甚至採連坐法，罪及吸食者的家人：如果有個小伙子被逮到擁有鴉片，他父親會因未善盡管教子女之責受罰。
作者為耶魯大學中國史博士，博士論文獲頒瑟隆．費爾德獎（Theron Rockwell Field Prize）。目前是美國阿姆赫斯特麻塞諸塞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太平天國之秋》（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湖南人與現代中國》（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等書，《太平天國之秋》更獲頒坎迪爾獎（Cundill Prize）。他大學時主修英語，因此大學畢業後以雅禮協會老師的身分在湖南待了兩年。他的研究得到傅爾布萊特計畫、國家人文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目前與妻兒住在麻塞諸塞州的北安普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