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狗人生（39）：耶穌會和我的青春時期

看到佛教大盛的今天，很難想像那段基督宗教在台灣上流社會風行草偃的日子。基督宗教泛指羅馬天主教、東正教、英國國教（聖公會）、以及眾多的新教教派，最著名的包括長老會、浸信會、衛理公會、路德會、喀爾文派及地方教會如美國的福音教會等等。其實凡是信仰耶穌基督是唯一真神、以及信仰耶和華是自證自存的宇宙第一原理，都是泛稱的基督宗教。

我初中時有位家住鄰近的同學周台民，這位老兄喜歡探險新奇的事物。有一天他說帶我去一個好玩的地方。我倆騎單車同行，從我們住在林森南路（之前叫上海路）的家騎去新生南路二段50號的天主教聖家堂，不過15分鐘。

位在新生南路上的台北聖家堂。lienyuan lee@維基共享資源(CC BY 3.0)

那是我此生第一次進入洋教堂，不免東張西望，對很多高鼻藍眼的洋和尚、彩色玻璃、洋聖人圖像、掛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一小間、一小間的告解室（認罪室，有神父聽告解並代表耶穌赦免你的罪，具有心理治療的療癒功能）、信徒們望彌撒吃薄餅（領聖體）、主祭神父在祭台前又喝酒、又吃餅，只差沒有抹抹嘴讚嘆曰：好酒好酒…對一切都覺得很好奇。那時以為告解室是廁所，並不知道裡面正在進行拯救某人靈魂的偉大事業。

在聖家堂我隨朋友加入高道興神父的道理班，聽他講述《聖經》記載耶穌解救世人的神蹟，一年內在半信半疑間聽完《聖經》的道理，取得受洗的資格並完成洗禮。聖家堂住有很多神父、修士，都屬於天主教的菁英修會耶穌會，而且大多數是加拿大籍，都能操流利的華語，有的還能講道地的台語，學識修養令人欽佩。我也參加了高神父組成的青少年信徒的核心組織聖母會（後改名為基督生活團），在這個團體裡我學到了對西方文明的初步入門常識。

這個組織的高中學生家教與功課都非常出類拔萃，許多是建中或附中的菁英學生，功課好到不須參加聯考，直升台大電機系，使資質魯鈍的我自卑感纏身還自慚形穢。

耶穌會非常重視對年輕人的教育，神父們不但每隔幾年就要例行調回羅馬神學院進修，以補充世界新知識，還對年輕信徒施以各種知識教育。每個禮拜六聚會時，高神父會從美國新聞處借來科學和文明知識的影片或幻燈片，一面放給我們看，一面講解。看完後要大家提出問題來討論。然後每週輪到一個會員上台演講自己定的題目，像是宇宙黑洞、梵諦崗的建築與藝術之類，並發給每人一張紙，不記名寫上對此次演講的批評，交給演講的會員回家參閱。

有一天高神父給我一小筆錢，要我在聖家堂成立一座小圖書館，每個月發錢買書，還特別強調不限有關教會的書。我如獲至寶，就找會員朋友一起騎單車去衡陽路的書店一條街採購，絕大多數是文、史、哲與科學方面的書，像是文星文庫、新潮文庫、水牛文庫等，我拿回家自己先看，然後才登錄入櫃。我的文史知識及興趣就在這時萌芽。此外，我對古典音樂的興趣也來自高神父，他有很多原版黑膠古典音樂唱片，是外界沒有的，我們沒事就去放來聽。

台北聖家堂內部。圖片來源：總統府flickr(CC BY 2.0)

1960年代初，台灣還相當落後，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麻醉基本靠酒，後來社會進步了，個人交通也進步到單車時代，我們一群青春期的男孩子每週六去教堂聚會，來回都騎單車。斯時也，新生南路瑠公圳還沒加蓋，每到春天兩邊杜鵑夾岸盛開，紛紅駭綠，煞是好看，可惜後來為因應經濟起飛造成的塞車，把瑠公圳蓋起來以增加車道，春天除了水泥沒有花朵了。我們的青春就在這樸素簡單的社會風氣下悄然出現。

由於學校是男校，教會活動也是男女分開，懷著亙古以來這時期澎湃分泌的荷爾蒙，只能偷偷瞄向女生活動的地方，若有女生望過來，心頭小鹿就會一陣亂跳，有種莫名的興奮。對兩性關係的好奇，保守的天主教諱莫如深，沒有人討論，也對戒嚴體制的暴行視若無睹。回想起來可能是神父們多是洋人的關係，此外，天主教革新後採取政教分離原則，不再碰觸世俗事物，尤其是不干政，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中世紀天主教的腐敗墮落，遭到宗教改革的嚴重傷害，所幸根柢堅實，又有耶穌會在教會內的致力革新，使教會後來走向自清自責，更深化改革到放棄各地的拉丁文做彌撒，改以當地語言以接地氣，聖歌詠唱也放棄了西元6世紀教宗葛里哥訂下的調性，改以地方依自己特質與方式詠唱，像是電影《修女也瘋狂》那樣。

耶穌會士利瑪竇於明朝末年來到中國。他精通漢語，繪製出中國的第一幅世界地圖，對東西文化交流的貢獻無出其右。台灣的天主教耶穌會士都是利瑪竇的精神子孫，對台灣現代化付出深刻的努力。

由於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和大學人文教育的薰陶，我從信徒慢慢變成不可知論者，然還不到無神論者，自大二開始就沒再進過教堂，算是失聯教友。我也對天主教的若干弊端相當失望，像是很多教士性侵兒童、對世界的不公正例如貧富差距視若無睹等，都使我痛心。1960年代以降，拉丁美洲的社會不公導致很多窮人死亡和暴亂，當地的天主教教士看不下去，又因正義感使然，很多投入社會主義左翼的革命陣容，稱之為解放神學。

但梵諦岡一再重申政教分離原則，禁止神職人員介入政治，造成若干優秀教士脫離教會，十分可惜。我自己曾在當時支持解放神學，也希望教會加強對全球化、戰亂、巨大的階級與財富的差距，有所呼籲和提出議程，盡到教會泛愛眾的使命和天責，並且解決教士戀童癖的問題（如開放教士結婚），重拾信眾對祂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