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鄉土文學論戰
接下來在一九七七年，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
說到鄉土文學論戰，一九六○年代末到一九七○年代初的藝文雜誌中，吳濁流的《台灣文藝》和笠詩社的《笠》是屬於本土的；余光中還有「龍族詩社」等雜誌社團，則是以外省人為主，不過裡面也有台灣人，像是龍族詩社裡的陳芳明與林佛兒。
笠詩社寫的本土詩，和龍族詩社不一樣，這些中國派寫的詩大致比較強調現代主義，或是存在主義這類形而上的系統，而笠詩社或及《台灣文藝》的文學，則比較強調台灣本土的東西。
單就文學來說，最先是一九五六年夏濟安等人創辦的《文學雜誌》，那時很有名，《現代文學》就是源於這條路線。《現代文學》是一九六○年由白先勇、王文興這些台大外文系的人為主創辦的，但是這種文學雜誌很難維持，所以一九七一年台大外文系辦了《中外文學》之後，這類雜誌都慢慢匯進《中外文學》的文學系統裡，也就是偏向學院式的文學系統。相對的，台灣的文學雜誌則斷斷續續，吳濁流在一九六四年創辦的《台灣文藝》，就反覆地一下子起來，一下子垮台，維續得非常艱難。所以對那時的文學界而言，報紙副刊是很重要的發表園地，因為副刊可以穩定出刊，而那時的副刊也刊登了很多文學作品。
到了一九七五、 七六年，現代主義與鄉土文學、中國派與本土派、左派與右派的這些論述開始相互衝撞，最後發生了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可以分成幾個系統，首先是外省人這一系，這裡面又分成了幾個支系，《現代文學》這支系統實際上並未深入參與論戰，而余光中這一系，則屬於國民黨系統，是完全的中國派，也是論戰主力。那時，國民黨有一個系統專門掌控文學，隸屬於王昇底下，《青年戰士報》就屬於這個系統。王昇手下有一個「抓耙子」的秘密組織叫「心廬」，是他發動鄉士文學論戰的智囊之一。
另有一個系統是左派，主要是陳映真、齊益壽、尉天聰等人。尉天聰在一九六六年創刊的《文學季刊》強調現實主義，對抗當時台灣主流文學界強調進步、理性這種比較形而上的現代主義。在鄉土文學論戰裡，聲勢最大的就是左派，不過說實在的，那時左派、右派混在一起，很難區分。尉天聰他們雖然反國民黨，但是和王昇系統或多或少都有來往，他和《青年戰士報》頗為熟稔，同時與《中華雜誌》的胡秋原也有來往；而胡秋原當年和李敖他們的《文星》打過筆仗，在鄉土文學論戰卻站在陳映真與王拓這邊。
這場論戰中當然也有本土台派參與，主要人物是葉石濤，他的立場偏向本土，不過也有點傾向社會主義。其他人像是李喬，就沒有明顯的左派色彩。在這場鄉土文學論戰中，雖然本土系統也參與其中，不過在左派的壓制下，其實有點喘不過氣來，不僅沒有發表園地，一九七七年陳映真還為文批評葉石濤，說他對台灣鄉土文學的論述是分離主義。這個帽子在當時是非常要命的。再加上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以後，對創作變得很敏感，雖然還是有黃春明、陳映真這些人在寫社會主義的作品，不過基本上不像外省作家那樣敢寫。
陳映真、王拓這個系統的作品，強調描寫社會底層，主要是老兵、勞工、農民或漁民。現在被歸為台派的王拓與楊青矗，他們的作品寫的是工人，黃春明與齊益壽則走農民路線。至於「兵」，陳映真的《將軍族》寫的是在中國時，本來在軍隊裡很高層的軍人，流浪到台灣以後變成社會底層，做著小攤販的工作。一九七七年余光中在《聯合報》寫了一篇〈狼來了〉，直接罵尉天驄、陳映真、王拓這些人的作品是中國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余光中、彭歌與朱西甯等人反對的就是工農兵文學。
雖然陳映真這個系統主張寫自身現實所在的鄉土，但事實上並沒有真的把台灣拉進來，所謂的「鄉土」仍舊是在中國系統裡面談論，並未寫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別，也沒有真正貼近台灣的鄉土生活，只是比較強調工農兵而已，可以說是中國在台灣的左派，所以要說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也沒有錯。
整體說來，鄉土文學論戰主要是兩個系統在論鬥：一邊是國民黨系統，另一邊是工農兵系統，而台灣本土文學裡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只附屬在工農兵系統裡面。
一九六○到一九八○年代的文學體系大概是這個樣子，文學運動替工農兵講話，中壢事件在某種程度上，是興起的中產階級和工農階層合作反抗國民黨的威權。不過，台灣並沒有什麼左派，中壢事件和其後的美麗島事件都跟左派無關，也可以說和工農兵沒有體驗式的親和關係。鄉土論戰中，有人說農民挑擔子的姿態很美，永熾看了非常生氣，他在家鄉曾經跟母親一起挑過一百斤的稻穀去輾米，一路上循著米籠的擺動半跑前行，哪有什麼美？那種文章根本是帶著優越意識旁觀農村生活而已。不過，鄉土文學論戰還是表達了台灣歷史的一種情境，這種情境雖有反國民黨的樣態，但從後來陳映真等人的依賴理論看來，似乎也有反新興中產階級的味道。
國民黨對鄉土文學的壓制，並不是把他們抓起來，而是利用文鬥，一方面由王昇系統在《聯合報》等地方發表文章攻擊，另一方面，則運用開辦全國文藝大會等方式來壓制這些人，先把白先勇那一支現代文學壓下去，再把鄉土文學當中工農兵文學這一支給鬥下去。永熾認為余光中的〈狼來了〉，基本上就是這場論戰主題的總結。大約在一九七八年，《聯合報》刊出了王昇痛批鄉土文學的發言，甚至到了一九八一年，《聯合報》還全文刊出他在「國軍文藝大會」上的發言，文中仍然在批斥鄉土文學短視、沒有看到「民族整體的生存處境」。
有一些研究常會說鄉土文學論戰發生於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年，所以到了一九七八年論戰已經結束。但事實上，鄉土文學運動是被國民黨打擊所以慢慢削弱，不可能立刻在一九七八年結束，而且從上面的脈絡可知，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在一年之間突然爆發出來的，而是有前面這段醞釀期。鄉土文學在一九六○年代就已經萌芽，而論戰的脈絡可以從一九七○年代初一直延伸到一九八○年代。
永熾認為讀歷史不可以有斷裂的概念，任何歷史事件、文化、風潮、運動都是發展到最高峰，然後或受到壓制、或慢慢下降，同時也會擴散出去，一定是這樣子，沒有什麼會在某一年截然斷絕。歷史研究的斷代，只是研究方法上的便宜行事，而不是事實。譬如日治時期因為日本戰敗而結束，但活在日治時期的人依然還活著，他們身上的文化、語言與歷史經驗等等，不會因為國家名義改變了，就可以瞬間變成另一種，所以所謂的戰前戰後，其實是一種連續體。
雖然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以台灣的鄉土為主，但對本土文學的發展仍然有一些貢獻，至少鄉土文學強調農民，會寫到農民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慢慢就帶出了對高級外省人的批評。雖然國民黨一直打壓工農兵文學，也打壓台灣本土，但只要有種子播下，總會有成長的時候。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鄉土文學被打壓，漸漸失去發表空間，相對之下，原本被壓制的本土文學，反而有機會撒下更多種子，默默生根。
事實上，永熾在一九七○年代後半，對這些人講的「鄉土」、「本土」開始覺得反感，因為他們談的都不是真正核心的台灣本土。他逐漸認識到，如果談「本土」或「本土化」卻不和國家連上關係，這個本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就只是local式的東西，和廣東人或河南人講的「本地」、「本省」完全一樣，並沒有剔除掉中國的概念，所以如果把談「本土」等同台派、台灣化，那完全錯誤，本土必須轉化為一個國家自身的存在、精神、心原力，這樣談本土才有意義。
4 陳映真與左派
一九六○年代，拉丁美洲及非洲的學者提出反現代化理論的依賴理論，其中論述得最強而有力的是時任肯亞總統的阿敏。這個論點在一九七○年代也慢慢發展了起來。依賴理論主要的概念，是認為先進中心國家的成功，是建立在對邊陲落後國家的榨取，並且讓落後國家對中心形成一種依賴，以致於自己無法發展。這種中心與邊陲的對立榨取關係不只發生在國家之間，也可以延伸去理解每一個社會內部的狀況，比如說城鄉差異、社會階級的問題。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工農兵系統的文學｜尤其是陳映真｜開始以依賴理論取代工農兵的寫作題材，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用依賴理論來說就是：如果你依賴資本主義，將會永遠被資本主義壓制，被資本主義吃掉，永遠翻不了身。
大約也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陳映真企圖將反資本主義和反日、反美劃上等號，因此寫文章罵永熾這些留日的自由派，把他們打成資本主義的親日派，以此來杯葛他們。不過他不太好使用過於刺激的語彙，就罵永熾們是「知日派」。在他的意思裡，知日派就是親日的意思，而在中國史觀底下，親日跟媚日、民族的叛徒大約是等義詞。面對批評，那時吳密察回得很好，他說：「被稱知日派很好啊，知日有什麼不對？」陳映真罵了永熾他們以後，有記者來訪問永熾，他說：「知日有什麼不好？我們研究日本、了解日本，日本是離我們最近的國家，我們當然要了解它，就像了解中國一樣啊！」這也是永熾從他的碩士論文以來就一直強調的想法。
陳映真的杯葛最終沒有成功，其實永熾一直覺得陳映真這些所謂左派的作家很矛盾，他們用依賴理論來反資本主義、反帝國主義，像陳映真小說中的華盛頓大樓象徵著帝國主義：跨國企業在全世界成立公司，原料等的供應全都被帝國給控制，所以必須打倒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寫起來是很好看，但是，如果把對象換到中國，尤其是二○○○年以後的中國，控制與榨取的情況不是更嚴重嗎？這些左派有沒有從反帝國主義的觀點去批判中國呢？答案很明顯。永熾認為「天龍國」的人，很多都是這樣，對鄉土不了解，但表現出一副特別喜歡鄉土的樣子，對工人也不是很了解，卻特別喜歡談工人，彷彿這樣就是站在道德的至高點。
很多人喜歡陳映真的作品，覺得他替底層的人仗義直言。永熾一開始也頗欣賞他的作品，但漸漸地，他對陳映真的好感卻愈來愈淡。因為他發現陳映真明明對很多事情不是很了解，卻很敢講，譬如他對日本不甚了解，但就是敢隨便說。有一次在李日章家裡，大概是一九八○年代初，李日章和陳映真這些左派交情都不錯，也跟永熾相熟，有時就會找他們去家裡聚會。那天永熾抵達時，剛好聽到陳映真在大談日本，永熾是研究日本史的，一聽就知道陳映真一大堆都說錯，很多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也敢隨便講得很大聲，但他很有名、講起話來又理直氣壯的樣子，大家對日本不了解，所以他講日本是黑的，日本就變成黑的，講日本是白的，日本就變成白的。由於是在李日章家裡作客，永熾也就沒有出聲反駁，聽一聽受不了就走了，之後也不太和他們來往。不過，永熾心裡一直很納悶，李日章怎麼會和這些人混得那麼熟？明明以前李日章和康寧祥走得很近，而康寧祥是比較本土的，和陳映真的中國左派立場恰好相反。
康寧祥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成立《八十年代》雜誌社時，陳永興、李筱峰、李日章這些人都被網羅去幫忙，康寧祥也透過鄭欽仁把永熾拉了過去，所以這群人都變成《八十年代》的支持者，偶爾也會在上面寫些文章。李日章原本就跟康寧祥很熟，尤其在台大哲學系事件7中，擔任兼任講師的李日章也是受難者，他被台大停聘後，跑去當康寧祥的助理，所以在一九八○年代以後，他和康寧祥這個系統愈走愈近。後來永熾從旁得知李日章和陳映真這些左派的人是同學，又都是台北人，或許這就是他會和這些人走得很近的緣故吧！
總之，在一九八○年代的左派當中，就屬陳映真最敢講話，常常化名批評這個、批評那個，所以大家很怕他，都捧著他，他的聲音就愈來愈大，黑的被他講得都成白的了，而真正的本土派力量還沒有發展起來。不過，這也不表示台灣本土文學毫無聲息，只是用一種潛在低音的方式默默發展，李喬就是明顯的例子。
李喬在一九八○年代寫的一篇文章〈我看台灣文學〉，被翻譯到日本。剛好永熾參加一場研討會，在裡面報告台灣作品譯成日文的狀況，他列舉了幾本書，其中就包含李喬那篇文章，他稱那篇文章是「台灣文學獨立宣言」，這是他對李喬作品的第一次發言。那時永熾和李喬還不熟，後來他問李喬：「我說的對不對？」李喬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這個研討會的報告後來被永熾寫成了文章，有一次，他又問李喬：「我寫的那篇，你看過沒有？」李喬只是笑笑，永熾猜想他可能沒看過，不過後來李喬很喜歡找永熾為他的作品寫評論，或是替他的書寫序，覺得永熾很能理解他的作品。其實到了二十一世紀，永熾依然認為他對李喬的評論是正確的，李喬的文學就是以台灣歷史為主體的文學，幾乎未曾偏離，他的文學呈現了台灣從過往到現在的整個精神史。
李永熾，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