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美國發展的文化脈絡
任何大的人類共同體，其謀生的部分是經濟，其組織的部分是社會，其管理的部分是政治，而其理念之所寄，心靈之所依託則是文化。以個人生命作為比喻，文化乃是一個共同體的靈魂。本章的主題，則是從各個時代承負，我們可以體會美國的文化脈絡，如何不斷轉換。
先從中國和美國歷史，作一比較：中國是一個經歷幾千年的共同體，這龐大共同體的靈魂，是數千年來演變的過程。美國只有三百年的歷史，其開國之初，從歐洲帶來的文化，就是美國三百年來的立國之本：他們一切的典章制度，所以設計的依據，及其人情風俗所寄託的理念。在中國的共同體，追溯中國文化的最初理念，由於時代久遠，演變過程之複雜，其實已經沒有提到源頭的必要。美國的個例則不一樣；三百年來，美國一切的變化，萬變不離其宗，都還多多少少可以從最初的根本理論，見其端倪；轉變過程，也可以從這個端倪作為零點，檢查其變化之關口及其起伏。
在五月花登陸美國以前，歐洲人不是沒有在北美大陸立下基地。如前所說，在今天馬里蘭、佛州和南、北兩卡州的沿河岸上，英國人也曾經有過多次嘗試殖民。例如，英國人於1607年，就在今天的詹姆斯鎮附近，開闢過殖民地，也維持了一段時期，可是不能發展。此外，西班牙人、法國人、荷蘭人，都前前後後在美國的東岸，紛紛尋找自己的立足點。在美國的西岸，從墨西哥出發的西班牙拓殖隊伍，也曾經伸展到北加州，建立若干據點。這些不同的個例，其不能具有五月花在普利茅斯建立一樣的重要性，則是因為五月花號帶來的移民，是一群人，以其堅定的信仰，要在新大陸上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以落實他們所憧憬的目標。
五月花號的移民，都是歐洲宗教革命之後，最崇仰自由的一批加爾文派信徒。他們堅持單一神信仰，並且以為神和信眾之間，有直接的感應；每一個信徒，都是直接承受神的恩典（providence）。這一個理念，使加爾文派新教的信徒們，以其堅定信仰，具備最強烈的自信心。他們以為自己所作所為，是根據神的指示，絕對沒有錯誤；他們能夠成功，本身就是神意旨的落實：他們成為選民，是神已經決定的。因此，每個選民必須要以自己的成就，彰顯神的庇佑和神的抉擇。
基督教的單一神信仰，最早的源頭乃是埃及阿克那登法老所創建的信仰。這一宇宙間獨一無二的大神是太陽神：太陽神給所有天下萬物生命和庇佑，因此，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而且所有生命的存在，由於神的護持，他們一切行為，也是單一神創造意旨的體現。雖然從埃及的源頭到基督教，中間經過不同階段的轉折，摩西從埃及帶出單一神觀念時，乃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也從這個理念上，才有從宗教革命以後，根據教義引申為個人自由、人間平等：這兩個重要的觀念。
從中世紀以來，歐洲的居民，在戰爭部落占據土地後，建立封建制度，將人民分為貴族、平民、奴隸：一個階級化的社會。宗教革命以後，經歷啟蒙時代，歐洲各處都捲入反封建的浪潮。法國大革命和英國的光榮革命，都提出以平等解除階級的隔離、以個人自由解除封建制度人身的束縛。法國革命提出的博愛，則闡明人與人之間，應當如同兄弟手足，不應該再有不同的身分。相對而言，英國的光榮革命，則是農村大地主爭取自己的財產權和人身權。英、法兩國革命的方式，及其的理念背景，是相當不同的。
五月花號的移民，來自英國，英國當時的新教，是依據王權向教權奪來的信仰自主權。英國的國教會，只是一個獨立於羅馬的公教會而已。五月花號上的移民們，雖然來自英國，他們的宗教信仰，卻是西歐大陸上，最激烈的加爾文主義。在到達北美之後，雖然理論上，他們還接受英國王室的統治，只是在海外建立英王政府所管轄的殖民地而已。實質上，登岸之時，他們就已有決心，要在這個新的土地上，創建一個新的制度：神恩的庇護下，落實每個人自己應有的平等和自由。
於是，在新英倫最早的地方政權，除了他們自己建構的地方自治體以外，當地加爾文派的清教教堂，擁有極大的威權。他們的法律，是自己創建；立法的理論依據，都必須追溯到聖經傳達的理念。當時，法庭根據法律的決定，和根據教義判斷的是非對錯，兩者相輔而行。早期新英倫的英國殖民地，竟可稱為一個神權政體。獵巫和懲淫，在新英倫的社區中，其實是根據教義，法律以外的舉動。教權之專斷、嚴酷，與不合理，超出我們想像之外。如此結構的神權社區，其實並不符合民主自由的原則。
這一段開拓的經歷，無論如何是相當辛苦的過程；如果沒有清教徒秉持神恩的勇往直前，這些殖民者很難在陌生的新大陸上，堅持開展的勇氣和能力。從那時候以後，如前面若章已經敘述過，一波一波的新移民進入美國，推向內陸。那些新到的人群，有的是同一個宗派的教徒，有的是基於經濟動機的移民。開拓部隊，是在歐洲沒有發展餘地的人群；他們寧可拋棄一切，進入美國，前途未知，卻是勇往直前：他們在顛簸的篷車上，翻山越嶺，度河過江，在洪荒新世界，覓一空間，站定腳頭。這些開拓者的精神，是美國的史家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特予強調，可以代表美國立國的精神。向西開拓的歷史，即是美國整個歷史的定調。
從好的方面說，這種精神一方面是承受著神恩，要以自己的行為，表彰神的恩典：這一種個人主義，如此有恃無恐，這些開拓者才有勇氣和決心，一步步往前走。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這些依仗上帝眷顧的個人，他們自以為是神的選民，對他們而言，「神的選民」四個字，就讓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其他人有了區隔。異教徒不能蒙受神恩，乃是異類；那些他們認為是野蠻人的原居民，簡直是羞以為伍的異類。對於這些人，蒙受神恩的個人主義者，可以理直氣壯地任意處置。在美國歷史上，正因為這種不成理由的理由，論百萬計的原居民，被他們驅趕離開自己的土地，甚至於以近代的武器，對付弓箭，任意地殺戮和驅趕。從他們手上奪取的資源和土地，白人可以理直氣壯地據為己有。這些錯失，在今天看來，是人類歷史上的污點，但是在當時那些開拓者的心目中，他們卻正是以這種理由，毫不留情地將新大陸占為己有。
向西開拓，成功與失敗，在當時人是一半一半的機會。失敗者葬身異域，成功者卻可以自我肯定：神的眷顧就是因為我的能力和才幹。這種自我肯定，是個人主義轉變為獨占和自私的關鍵。在激烈的競爭考驗之中，能夠生存、能夠成功，就是一個證明：「我是優越者，所以我能成功。」在達爾文自然演化論，當作「真理」的時代，從生物演化論引申出來的社會演化論，即可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正如生物界的適者生存一樣，成功與失敗的差別，就在成功者站住了，失敗者倒下了。將生物演化論中弱肉強食的原則，引申到社會演化論時，個人主義成功者對失敗者不會有憐憫，更不會同情。
上面兩個階段的推論，演變為美國社會上，瀰漫著一片無情競爭，「勝者為王」的觀念。一方面從宗教的神恩衍生，一方面又將生物科學的演化論，武斷地轉變為人類關係的科學主義，儼然定論。數百年來，在美國的一般觀念中，卻是影響到他們的行為，以至於清教徒們所秉持的，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平等，在神的庇護下，所有人都應當有自由，竟然轉變成為，「我可以為所欲為，因為我是勝者。」這個現象，到今天並沒有嚴重的修正。―這一理念，或者社會性的意旨，乃是這一新大陸的新舞台上，劇中人演唱的主旋律。
這一新局，畢竟還是有其從基督教承受的理想層面，亦即其中的博愛與公義。憑藉這一溫柔的曲調，在社會主義浪潮進入美國時，作為弱者的勞工，可以憑藉集體的力量，向雇主爭取平等的人權，要求合理的待遇；弱者的立場，也可以要求婦女、兒童，不應當擔任過分勞累的工作。這一番新的社會正義，其實還並不能真正平衡上述強烈個人主義，所造成的獨斷和自私。迄於現代，美國才出現進步主義思潮，將社會公義和公平，視為應當落實的要事。
在工業發展的階段，工商業的園地，就等於是向西開拓時候的內陸；龍騰虎躍的戰場，成功與失敗的標誌，都是以金錢衡量。那些鍍金時代的大亨們，他們努力工作，聚集龐大財富，創建企業帝國：他們的動機，也就是上述特納所指的開拓精神。好處在他們努力工作，勇往直前，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匹城的卡內基而論，據說他每日工作十七、八小時，睡覺只有四個小時左右，他飲食清淡，生活簡單，他的臥室是一張相當行軍床樣的單人床。
這些人物的努力工作，他們要求的回報，就不是物質上的享受，也不是貪得無厭的欲望，而是實踐神揀選了「我」，「我」對神的回應。他事業成功以後，他所有的產業，都捐為公益之用：辦了一個大學，捐了全部蘇格蘭、愛爾蘭和賓州地區的公共圖書館，捐了自然博物館，也捐助了紐約的音樂廳，還設立了一個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基金會。他自己沒有子女，身後沒有留下家產給自己家人。類似例子，洛克斐勒聚集了龐大的財富。在他身前，他將大部分的財富捐作公用他：留在人間最大的貢獻，是設立美國第一流的大學，芝加哥大學，和無數教會學校和教會醫院：都是由他補助。中國第一間現代醫學院和醫院，就是他所捐助的。
洛氏基金會總財富，大概比整個台灣的財富還要巨大。這個基金會支持和補助各種公益工作，遍及全世界，尤其在落後地區，非洲、南美洲等處。卡氏、洛氏、同時代的巨富，例如福特、貝爾、梅隆……等人，均捐財推動公益事業。他們的動機，幾乎都因宗教信仰，身體力行，修德為善。我們欽佩這些巨富：他們能夠將自己聚集的財富，回饋社會。他們如此行為的動機，還是基督教倫理，對於他們的感召。―凡此現象，因是前述宗教情緒的體現。
正在如此認知和體現利他情操的時代，美國卻也出現另一潮流：立足於個人主義，轉向於滿足個人欲的享樂主義。二戰以後，由於美國迅速地繁榮，儼然躍登世界發展領導者的霸主地位。美國聚積了巨大財富，於是，國民在工作之餘，也尋求娛樂。如此取向，出現了娛樂業和運動業，兩項吸金的產業。而且，由於平等原則，人人有權利盼望獲得如此滿足的機會：這就啟動了全民同樂，可以稱為民粹主義（populism）。這一轉變，則可導致在文化、經濟，和政治，各個領域，均出現巨大衝擊。
美國本來就有民間娛樂的傳統，例如，歐洲的民歌，轉移到美國，發展成為美國的地方音樂。在開拓內陸的時期，小劇團先是搭乘篷車，後來則是隨著鐵路和公路的路線，訪問各地農村，演劇、歌唱，娛樂內地的居民。在大城市中，有高級的歌劇院、音樂廳，和一般純藝術的劇場；也有在俱樂部或者酒廊，演出的小型樂隊。除這些分散全國各處的娛樂業以外，在紐約的百老匯，是美國娛樂業集中之所在，也是新作品、新形式競爭的中心。
以上這些文化娛樂活動，真正普及於一般人民，則是在一戰以後，快速發展的電影業。加州的好萊塢，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影片，一次製作，可以將影帶在全國放映，獲取巨利。因此，一戰和二戰之間，在娛樂業方面，最出色的成就，是電影業：一個佳作，上映千百場，一個明星，收入巨萬。然而，我們也必須了解，一個成功的巨星，攀登的路線上，有上千嘗試、不能繼續下去的失敗者。最得利的當然是出投資拍攝影片的大商家。
二戰以後，電視出現，過去無線電能夠將歌星的歌聲，話劇的對話，帶到客廳。電視出現，不僅是聲音，具體的形象，也就成為每一家直接可以享用的娛樂設施。電視台用這些娛樂業的產品，推廣電視使用，而以廣告作為主要的收入。這一波的發展，從黑白到有聲有色的彩色電視，在二戰後不到二十年時間，一躍而為，美國娛樂界足以和電影抗衡的一種新產業。電視上的巨星，不僅天天和觀眾對面，他們和電視公司累積的財富，又比當年電影業的數字，更為龐大。
乘著這一波波浪，美國的文化也得到刺激發展的新空間。那些歌唱的巨星，貓王、麥克．傑克森、英國來的披頭四……：如果沒有電視作為網絡，擴張他們的聽眾群，這一行業不可能在如此迅速的短期內，堆塑出擁有如此龐大群眾的巨星。當然，他們後面的經紀人，所獲得的利益，比他們所得更為龐大。數百萬、上千萬的歌迷，在各地還會舉行巨型的演唱會，例如，1960年8月胡士托音樂節（The Woodstock Festival）的大型音樂會，連續四日，參加者不下四十萬人。從那次成功的音樂會以後，歌迷們經常有機會舉辦音樂會，每次聚會，以萬計的群眾，在場應和。這一股力量，創造了美國新的文化，其特點是淺薄而煽情，熱鬧而空虛。在文化方面的衝擊，也在另一章討論。
與這些出於感性的群眾活動相伴而行，陽剛的體能活動，則是嗣後大為興旺的運動業。歐洲來的美國移民，秉持印歐民族好動的傳統，本來就有許多不同的體育活動。在美國創造的棒球、籃球，和將歐洲的足球改造的美式足球：這三種運動，原本都在學校作為體育項目。慢慢地，這些運動的參與者和觀眾，普及於全民。於是，本來每個小鎮上，在週末，公園一角，當地中、小學的孩子，比賽體育課學到的棒球。由此，逐漸發展為大學之間的比賽，以至最後，全國有幾個大賽的聯盟。同樣地，足球和籃球，以及最近又加入的曲棍冰球，都成為全國性層級比賽的項目。上述三種運動，很快就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休閒活動：許多職業球隊，定期比賽，提供市民觀賞。今天，運動產業在美國成為龐大的第三類產業中，重要的部分。
學校發展體育的原來用意，是提供青少年鍛鍊體能的機會。在工業化的社會之中，工廠工作並不一定是適當的體力活動。許多上下班的文員的工作，更使一般人缺少體力活動的機會。如此用心，原來的構想，乃是盼望人人都有機會，培養「身、心」均能健全。後日的變質，不是當年提倡體育者，設想的本意。在19世紀前半段，還僅是民間社區活動之一，並沒有後來商業性牟利企業的特色。
最初，各處大學、中學各有自己的校隊，校際友誼賽，並不涉及財利。逐漸，由於觀眾超過學生和校友，學校紛紛設立球場。校際比賽的門票收入，不是小數。學校的各種球隊變質，幾乎就是職業球員了。學校羅致有潛力的學生，遂以高額獎學金，吸收好球員。在學校中，這些球員不必注意課業，只須在球賽效力。他們入校目的，不在求知，而在開拓職業球員的機會。學校接受這些學生入學，目的在校際球賽的好成績，就可勸說富有的校友，捐助學校經費。於是，「身心俱健」教育宗旨，扭曲為學校、球員、和富有贊助人，三者之間的金錢遊戲。
今天，各地的大學，都紛紛擁有自己的球隊，也建有自己的球場。賓州大學和俄州大學的兩家大學，都曾經被人稱為「球場附設的大學」。那些球員，可能在中學時代，如果稍露頭角，就可能被職業的星探，吸收作為補充隊員，一步一步上升：他們成功的比例，也就和娛樂界的明星一樣，一個成功者後面，有上千上萬個失敗者。
無論成功，或失敗，他們僅是變相博戲的工具，並沒有成就入學求知的本意。
成功的球星本身，在球場上高速運動和撞擊，往往造成職業傷害，有的可以醫治，有的終身不治。例如，劇烈的腦震盪，成為球員的剋星，很少有球員可以躲開腦震盪的後遺症，或者骨骼、肌肉受傷的後遺症。他們暴得巨富，生活不再檢點，後果是糟蹋了人生，換來了毒品、醉酒和女色。
職業球賽，當然完全以營利為目的，則是在體能活動層面，加上博彩性質的吸引力。在1970年代的時候，全國大概只有第一排的大城市，會有某一項目的大球場。現在則是二線城市，也都擁有各類大球場。大球場的規模，從我剛到美國時看見，芝加哥的白襪隊球場，可以容納二、三千人，到今天，匹茲堡，一個二等的城市，可以有三、四個大球場，容納不同球隊的活動。棒球場、足球場的容量，都是五萬人左右。曲棍冰球和籃球，也可以有上千人的觀眾。如此龐大的觀眾群，撐起了一個非常殷富的運動企業。球隊其實都有老闆的，一個老闆集資若干，主辦一個球隊。球隊晉級升等，球員成為明星，也因此吸引更多的觀眾。球場和球隊的收入，和球員本身的薪資，都同步上漲。今天，一個全國級的球員，無論足球或棒球，年薪大概是數千萬美元。球隊主人的經營，除了門票以外，更多是賣廣告、食品、紀念品：累積為數十億的資產。
這些財富的來源，往往是工廠勞工階層，竭力儲蓄，盼望能夠在比賽季節，看一場球。一場球賽，一個觀眾支出是200至500元之間，加上旅費、住宿、飲食：一位勞工看一場球，他的月薪就要去掉一大塊。但是他們樂此不倦：因為美國人需要尋求刺激：快速地活動，群眾的吼叫，以及球星的英雄形象。許多人自以為，球隊代表城市，就是代表自己；我們到達匹城時，匹城三個球類隊伍都獲冠軍，「三冠王」的榮耀，市民們在第三次勝利時，全城徹夜狂歡。我詢問鄰居：「球員都是匹城本地隊青年嗎？」他瞪我一眼：「匹城隊，這個字，還不夠嗎？」在今天社區／社群均已淡漠疏遠時，本地隊勝利帶來的虛榮，填補了已經淡化的群體歸屬感。冷眼旁觀者看來，是聖經上所說「虛空的虛空」：如此泡沫，卻是將辛苦工作得來的收入，堆砌了無數的巨富，加上若干明星球員短暫的名譽和財富。
娛樂業和運動業，都是不能有累積的產業。固然電影，如果一部佳作，可以等於一部好的小說，永垂不朽，實際上，一百多年好萊塢，真正稱好的名著，大概雙手可以數的數字而已。運動場上，一場球賽下來，等於一陣風飄過水面，當時會激起漣漪，在場會感到興奮，後面沒有累積，也不會成為人類試探體力的極限。在我自己看來，這兩個行業在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上，正如同羅馬帝國，從盛而衰的時候，鬥獸場和格鬥場上的活動，乃是人群虛空的浪費。
更可悲嘆者，這兩種行業，尤其娛樂業，使用的媒體，所及群眾之廣大，以至於宗教人物和政治人物，也都見獵心喜，運用同樣的管道和場合，或者作為宣道之處，或者作為競選工具。以後者而論，羅斯福運用無線電，直接向全國的選民，解釋他的政策；甘迺迪利用電視，以英俊的外表、善辯的口才，吸引了無數的選票，而他的對手，卻還沒有認識這個新的工具的存在。現在的川普總統，利用資訊業中的傳播工具「推特短信」，傳達他的訊息，直達每個選民手上的手機。這種訴之於群眾喜好和工具的方便，已是今天政治活動中，無法擺脫的一個圈套。情緒化和直接印象，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辯論。如此的政治活動，導致的後果，即是譁眾取寵的「群眾民粹主義」（populism）。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7年赴美進修，半生流寓美國。在美讀書與執教的師友，帶領他參與社會活動，觀察社會結構與動態；尤其任教匹茲堡大學後，同事大多研究社會史，因此有緣理解美國社會和文化的種種變化。終身學習社會史和文化史，追求社會學、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知識。以為高度專業的學術研究，往往矚目廟堂動靜，卻忽略庶民的生活及其理念。深感美國文化與社會正在蛻變，目前整個世界正在經歷全球化過程。從英國移民建立13州，其實「美國」已經成形，從那時開始，三百餘年，美國的變化，經常會帶動世界各處的變化。目前世界正在經歷「全球化」，此時全球大格局的重組，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華人，都難以脫離如此變局的影響。
書名：《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作者：許倬雲出版社：聯經出版時間：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