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十七世紀在世界史上所代表的意義
大元兀魯思、達延可汗和駙馬爺們
關於相當於蒙古世界帝國宗主國的大元兀魯思，由於之前已累積一定的論述，因此本書並沒有正面加以探討。在此簡單介紹，對於以陸地連接的蒙古領域和歐亞非而言，大元兀魯思既是支柱，也是基幹。
舉例而言，「ǰam」（漢語一般總稱為「站赤」）的陸上交通、運輸、傳達系統，若沒有大元兀魯思則無法發揮機能。另外，印度次大陸這個巨大的「中繼站」，自古以來就藉由印度洋的路線連接東亞、西亞、非洲，直到歐洲，這樣的海上連結到了蒙古時代更加蓬勃。原因一方面是大元兀魯思把航海加以組織化，一方面是在當時，舊南宋統治下的江南擁有高水準的產業力、經濟力和文化力。結果，整個世界以銀為共通的價值基準，人類史上首次出現沒有屏障的經濟型態。在這種意義上，蒙古時代可說是「資本主義」真正的起點。
若以「中華」這個架構來看大元兀魯思，則大元兀魯思讓小中華轉變成為大中華。對於大元兀魯思而言，「中華」地區不到其管轄領域的三分之一，但人口數則相反。若以中國史的方式來看，這是自名為唐的龐雜國家消失後三百七十年、或唐實質失去統一政權後（指安史之亂）五百年，「中華」地區終於再度統合，而且變得非常巨大，也一下子陷入多種族、多文化、多語言的混淆狀態。包括定都大都（現在的北京）在內，不可否認的是，邁向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路，首先是由大元兀魯思所開啟。
眾所周知，大元兀魯思於一三六八年失去中華本土，與明朝對峙二十年後，在一三八八年忽必烈家帝系的脫古思．帖木兒死後，暫時告一個段落。雖然之後的繼位者依舊稱可汗，但以大局來看，在以蒙古高原為中心、東起滿洲西至哈薩克草原內陸世界的東半部，以遊牧民為主體的勢力處於離合聚散的狀態。就算大中小勢力相互分立對抗，但整體而言，自己還是「大蒙古國」（YekeMongγol Ulus）的這種意識，在極為寬鬆的定義之下依舊存在。而且透過這些勢力可以看出，繼承成吉思汗家血統的人才能成為「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勢力，依舊認為自己是「大元兀魯思」，稱其盟主為「達延可汗」，也就是大元的可汗。例如十五世紀中，率領西蒙古瓦剌部的也先興起，一四四九年於土木堡之變中擊敗明軍，俘虜明英宗。也先在一四五三年殺了繼承成吉思汗家正宗血統的韃靼部首長脫脫不花，樹立了雖然為期極短、但統括內亞世界的廣域政權。根據漢文史料的記載，他這時自稱「大元天聖大可汗」，正是「大元可汗」，亦即「達延可汗」。
但也先不久後就遭到部下殺害，權力遭瓦解。這代表了「王」必須是繼承成吉思汗家「血脈」之人的觀念依舊強烈。回顧一下，稱作「槐因亦兒堅」，意指森林之民的瓦剌部，早在蒙古帝國時代就是擁有數一數二強大勢力的複合集團，但幾個部族首長都與蒙古帝室通婚，採取「駙馬家」的形式存在。然而到了也先，「駙馬」的身分已經不能讓他滿足，他想要顛覆覆蓋歐亞大陸的共識和架構，成為新時代的領袖。
然而，就算是也先這般掌握實權的人，依舊無法取代成吉思汗家的「王權」。
後蒙古時代的內陸世界
也先政權與帖木兒帝國的後半幾乎同時期，兩者也有相通之處。至於兩者間的關係如何，很可惜，東方蒙古語、漢語世界和西方波斯語、突厥語世界的史料都沒有提及，詳情不明。然而，想必現實中兩者的關係並不遠。
也先應該看到了先前帖木兒和其繼承者所採取的作法吧，然而，他卻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最後招致覆滅。相反地，發生在蒙古本土的這一連串事件，帖木兒政權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我們也無法知道。當初與帖木兒同樣引進成吉思汗家「血脈」的也先，之後卻選擇捨棄，成為導致他敗亡的重要原因，而「瓦剌帝國」的美夢也隨之破碎。這一連串過程，或許再度證明了帖木兒採取的方式實屬賢明。
另一方面，保持帖木兒帝國一定程度統合的第三代君主沙哈魯，在經過長達三十八年的統治之後，於一四四七年死去。至一四五一年他的侄子卜撒因即位為止的四年之間，帖木兒帝國共有三位君主消失，情勢極為混亂。此時，明朝的皇帝也成為俘虜，與帖木兒帝國都陷入類似的混亂之中。這似乎是也先得以往東西南北擴展的好時機，然最終功與名都隨之傾覆。
與這一連串情勢相關，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位於蒙古本土和帖木兒政權之間的蒙兀兒斯坦王國（非之後的蒙兀兒帝國）。這個王國由察合台家的成吉思汗後裔繼承，地位原本在帖木兒家之上，也與帖木兒歷代政權都關係匪淺。它以天山山腹至北麓為止的廣闊草原為根據地，而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則由埃米爾的杜格拉特家掌握實權。應該說蒙兀兒斯坦王國受到杜格拉特一族的支配。杜格拉特家統治具有成吉思汗血統的蒙兀兒斯坦王國的方式，與帖木兒政權的狀況如出一轍，可謂是權力的雙重結構。
由於史料狀況，不僅也先，關於蒙古高原方面的勢力、天山方面的蒙兀兒斯坦政權、河中地區的帖木兒政權等，除了某些事實片段之外，我們很難描繪出相關整體的樣貌。所以蒙古高原的成吉思汗後裔、天山方面和西土耳其斯坦等成吉思汗家「血脈」之間，究竟具有何種程度的上下關係和意識、或是完全沒有，我們都無法確實得知。此外，關於哈薩克草原以西朮赤兀魯思的成吉思汗後裔，除了少數例外，我們目前也無法確切知道彼此之間的定位與關係。然而，能稱作「可汗」的僅限掌管蒙古本土的成吉思汗後裔。
綜觀以上狀況，在蒙古時代過去之後，從十五世紀起至十七世紀初為止，在東起滿洲、西至俄羅斯的廣大範圍，成吉思汗家的權威幾乎是持續存在──無論是被利用來正當化自己的權力，或是當作魁儡使用。另一方面，在蒙古高原和其周邊，也先沒落後，出現了所謂「中興之主」的達延可汗，成吉思汗家的「王權」因此復甦，作為內外蒙古多數遊牧集團的「王統」，分別走向實體化的道路。
作為大元兀魯思繼承人的大清固倫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十六世紀末起至十七世紀前半，又出現了更大的變化。滿洲地方興起了以努爾哈齊為盟主的女真族聯合體。到了第二代皇太極，則抓住機會，與以大興安嶺一帶為根據地、自蒙古帝國以來的舊勢力科爾沁部政治結盟，從女真族政權一躍成為滿蒙聯合政權。
科爾沁部以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合撒兒為祖先，是幫助忽必烈建立政權的東方三王家（東道諸王）的後裔。明帝國將三王家以「衛」稱之，實力最堅強的斡赤斤王家（王號為遼王）是泰寧衛，合赤溫王家（吳王）是朵顏衛，合撒兒王家（齊王）是福餘衛。從某個時候開始，明史料取合赤溫王家所屬的千人隊烏梁海部之名，總稱烏梁海三衛。最初作為東方三王家核心的斡赤斤家，蒙古語稱作「翁牛特」（本來是Ongniγud，代表與王相關之人的意思），在蒙古的奪權爭鬥中逐漸衰微，由稱作「Öǰiyed」的合撒兒系站上了領袖的地位，其綜合的名稱是科爾沁（所謂豁兒赤，也就是箭筒士）。
自東方三王家以來，滿洲就在其支配或是影響範圍之內。據推測，遠在努爾哈齊之前，女真族就在蒙古左翼王家寬鬆的統治之下生活，並逐漸一體化。總而言之，對於努爾哈齊和皇太極而言，是希望能與科爾沁集團成為名副其實的合作夥伴。而與科爾沁聯手後的皇太極，則急速吸收內蒙古的蒙古諸勢力。
這時，自達延可汗以來正統王家察哈爾部著名的林丹可汗之子額爾孔果洛（額哲），向皇太極交出大元兀魯思傳承的「傳國之璽」──根據大篇幅記載此事的清代記錄，玉璽上面刻有「制誥之寶」──作為臣服的象徵。這起史上著名的事件發生在一六三六年，被認為可以據此解釋為：大元帝國將過去身為內亞和中華全境統治者的名分，交由新興的滿洲固倫繼承。
如果仔細研究史料會發現，蒙古時代大元兀魯思保有的傳國玉璽，上面應該刻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關於這一點，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六〈傳國璽〉當中有詳細的記述。根據記載，忽必烈在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長逝，這是個尚未決定繼承人的敏感時期，有如為了讓他的孫子成宗鐵穆耳繼位而上演的大戲一般，地下挖出了自秦以來用籀文寫成的傳國璽，寫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被呈給了鐵穆耳。
大元兀魯思皇帝使用的眾多玉璽之中，有一枚玉璽與獻給皇太極的「制誥之寶」相符。而且蓋上此印的書畫，經過大清固倫王室珍藏，流傳至今。若說這是偽造的玉璽，那麼本應該可以造出更像樣的玉璽才對。然而，最重要的問題當然不是傳國璽本身的真偽。傳國璽不過是演出成吉思汗嫡系臣屬這個政治上一大事件的道具，這是自古以來經常出現的手段。至少當時人們的認知是，大元兀魯思的「王權」和政治傳統讓給了皇太極。皇太極因此大悅，在他的根據地瀋陽召開王侯會議，也就是忽里勒台。會上，皇太極被奉上蒙古語稱作「博格多．薛禪．可汗」（神聖賢明的可汗。漢譯神武英明皇帝）的尊號，親自將新帝國命名為「大清固倫」，也就是「大清國」。換句話說，皇太極在此宣告，名為大清固倫的帝國是大元帝國的「繼承者」。
現在的中國與蒙古
之後，大清固倫被捲入明朝近乎自滅的滅亡事件，入關後，結果不得不背負中華本土統治者的命運。另一方面，作為大清政權不可欠缺的根幹，滿洲人結盟內蒙古和外蒙古的王侯，透過他們保持相當於內陸世界可汗的立場。到了乾隆皇帝的時候，因至今為止的一百年間一直處於併吞或被併吞宿命的蒙古系準噶爾王國間的內亂，大清趁機打敗他們，併吞其土地，建立起包含西藏在內的巨大版圖。
一七五八年之後，成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的巨大版圖得以建立，滿洲君主擁有既是中華皇帝，同時也是內陸世界可汗的兩面性。其政權本身，可說是與自科爾沁部起逐一合併的蒙古諸王侯一起建立的聯合政權。
也就是說，從乾隆皇帝開始至現在「大中華」的架構，與蒙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整個清代與大清固倫王室和政權並存的蒙古王侯，大多擁有成吉思汗家的血統。大清固倫的王室和貴族，與蒙古的王侯和貴族通婚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皇太極本身於一六二五年迎娶政治同盟科爾沁部的女性為后妃。這位女性就是順治皇帝的母親，也是在順治至康熙前期擁有強大權力的孝莊文太皇太后。亦即，皇太極也是成吉思汗家的「駙馬」。如前所述，自被認為是成吉思汗正統的察哈爾沒落以來，科爾沁王家成為實質上的蒙古代表，因此皇太極是名副其實的「駙馬」。這也成為大清固倫之後的慣例。
由此看來，名為大清固倫的政權，在某些地方與帖木兒帝國和俄羅斯相似，都依附成吉思汗家「血脈」的「王權」。走上神聖化道路的成吉思汗，其權威隨著時間而逐漸增大，到了這個時代簡直已經是「神」一樣的存在。
「海進」與「陸進」的時代
一四九二年的哥倫布航海，並非如一般人所言的以「Zipangu」（日本）為目的地，而是航向馬可波羅或是其他許多人所描繪的「大汗之國」，即忽必烈的巨大帝國，這一點清楚記錄於《航海誌》開頭。他只要一直往地球的西邊前進，就可以抵達蒙古帝國的宗主國。
事實上，一四九二年距離忽必烈帝國消失已經過了一百多年。在十三世紀後半至十四世紀有那麼多的人、物、情報藉由陸海在歐亞非大陸的東西方流動，但到了十五世紀，相互的交流和理解卻急速下降，很明顯，這是因為失去了蒙古之名的大整合。
中華地區在明朝皇帝朱元璋（洪武帝）治下，展開了人類史上數一數二專制獨裁、打壓文化的恐怖政治。以政府官僚為中心的五次大屠殺，情況之慘烈，幾乎將文人和知識分子全部一掃而空。朱氏皇權將自己視為絕對的存在，將其他人視作是唯唯諾諾的綿羊，採取讓人聯想到原始共產制的國家和社會政策，這種異樣的基本教義不僅改變了蒙古統治之下自由奔放的社會和經濟，中華文明的精華也多在這個時候消失。結果，明代前半期可說是學術、文化、出版的黑暗時代。
另外，有人認為永樂帝朱棣時的鄭和航海屬於誇大其辭，但他其實是沿襲了自蒙古時代以來印度洋上的往來路線，反而應該說，鄭和航海是亞洲海域舞台上最後的華麗現身，之後亞洲逐漸失去了海上發展──這樣的意義更為重要。順道一提，有人煞有其事地敘述鄭和的寶船有八千噸，但木造的帆船如此重根本就不會動，在印度洋的大浪之下，一下子就會變成碎片。
以結果來看，亞洲將海洋時代讓給了歐洲。十五世紀的歐洲其實非常低迷。最明顯的例子是，相較於一三七一年至七五年的《加泰隆尼亞地圖》，同樣是加泰隆尼亞於十五世紀繪製的世界地圖當中，不但程度退回到過去的TO地圖，令人驚訝的是連內容也明顯倒退。哥倫布航海開啟的南北美洲大陸之發現和統治，對於低迷的歐洲而言是一種幸運。與明朝後來否定鄭和的航海、毀去其記錄相反，根據一四九三年的教皇子午線和隔年《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劃定的界線，勢力弱小的葡萄牙控制了亞洲的海洋。
西方人所說的「大航海時代」大約就是在此情勢之下得以發展。如果亞洲沒有自我封閉，那麼就不可能出現葡萄牙的「海上王國」。然而，十六世紀世界史的主題不是只有歐洲的「海進」而已。另一個不可忽視的是，在歐亞大陸上，「帝國」的構圖出現了重大的改變。如本書開頭所述，十九世紀後半起至二十世紀初還尚存的五個帝國，也就是東邊的大清固倫、北邊的俄羅斯、南邊的蒙兀兒、中東的鄂圖曼，以及西邊的哈布斯堡，這五個帝國都在十六世紀出現了「陸權」上的變化。
俄羅斯於十六世紀後半一舉前進西伯利亞，不久之後便抵達太平洋沿岸。這時出現於滿洲一角的女真政權，則在十七世紀後邁向帝國之路，經過康熙和雍正的擴展，到了乾隆帝的時代更是變得巨大，一口氣推進到中亞的訛答剌附近。這兩個龐大的帝國和其繼承人，正是自近世起直到現在為止的「陸權」代表。可謂是名副其實的「陸進」。
另一方面，十六世紀前半鄂圖曼帝國的強大和與之對抗的哈布斯堡，此種二者的對立關係成為之後歷史發展的基本模式。哈布斯堡最終放手西班牙，也等於放棄身兼陸海的帝國。於是，「陸權」和「海權」的色彩發展地愈來愈分明。被歸類為「海權」的系統歷經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荷蘭、法國、英國，最後銜接的是美國。
此外，對於之後形成的海上帝國英國而言，十六世紀前半蒙兀兒暫時控制的印度次大陸北半部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連接印度洋東西海域的三角形地帶，它不僅擁有獨特的立身之道與多元文化，本身也擁有巨大的農業生產力和財富。正如近代歷史家所言，它並非是在進入近世和近代之後才興起，而是一直以來就影響著歐亞史或歐亞非史，是世界史之所以是世界史的重要因素。
作者為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名譽教授。本系列書的編輯委員之一。著作《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八旗文化，二○一四）曾於一九九五年獲得三得利學藝獎與司馬遼太郎獎。並在二○○七年以《蒙古帝國與大元兀魯思》（京都大學，二○○四）一書獲日本學士院獎。二○○六年獲頒紫綬褒章。其他主要著作有《蒙古帝國的興亡》（講談社，一九九六）、《大蒙古的世界》（角川學藝，二○一四）、《顛覆世界史的蒙古》（八旗文化，二○一四）、《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台灣商務，二○一七）、《遊牧民的世界史》（廣場，二○一八）等。
書名：《蒙古帝國的漫長遺緒：後蒙古時代與世界史的重新構圖》
作者：杉山正明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