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化縣的稻米面積及產量是台灣第一,但污染農地面積卻也是台灣第一,這樣的數據放在一起對照,凸顯了地方上發展失序與治理失能的問題。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2020選舉將至,立法院又重提「放寬」《工廠管理輔導法》,再度為違章工廠解套。高雄第四選區(仁武、鳥松、大寮、林園)立委林岱樺認為,違章工廠是「歷史共業」,拆除違章工廠會讓60萬勞工失業,因此她主張放寬諸多農地工廠限制。
但違章工廠並不能用一句「歷史共業」來概括,更不能單用工業勞動人口來討論,先不說與執政黨的綠色經濟與地方創生的理念背道而馳,「放棄管制」根本上是地方行政與國土管理的全面崩壞。
我們先回顧一下近十年的違章工廠管理歷程:
(一)2010年,馬英九執政時期,為了替違章工廠解套,所以就制訂了一套「臨時工廠登記」的辦法,將2017年6月設為違章工廠的落日期限。
(二)2014年,落日期限往後推遲三年,改到2020年6月。
(三)2019年,距離落日期限僅剩一年,行政院於3月28日提出《工廠管理輔導法》,擬繼續「放寬臨時登記」到2029年。送至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後,立委林岱樺等人更加碼提出多項修正動議,對違章工廠釋出更大「利多」。
請各位讀者參考《報導者》記者林慧貞〈修法髮夾彎:違章農地工廠無限續命的關鍵與荒誕〉一文,裡面將來龍去脈寫得非常清楚,在此就不對修法細節多述。
不只是歷史共業
從這個過程來看,政府就不能用違章工廠是「1970年代留下的難解問題」來搪塞,畢竟台灣產業轉型已經喊了二十多年,而工廠輔導措施也喊了將近快十年,這些時間難道完全沒有機會改變嗎?
這十年間的臨時工廠登記將近7,400多間,仍有38,000多間違章工廠尚未登記,佔有1.4萬公頃農地(行政院經濟部數據),但這十年來,真正合法化的工廠,卻只有46間而已。這十年來,工廠合法的比例竟然只有1/1000,所以我們說,這並不是歷史共業的問題,而是更深層的地方治理崩壞。
另外2016年,民進黨上任之後,喊出「新建違章工廠一律拆除」,是非常關鍵的宣示,如果不希望60萬工廠從業勞工失業,改變不了過去的狀態,那未來總可以控管吧。
但以農地污染最嚴重的彰化縣為例,從前縣長到現任縣長都不願意執行中央政策,縣政府僅回應:「有工安或環保問題再拆」。但這樣講非常不負責任,因為工安跟環保是縣府權責,建築管理同樣也是縣府權責。這樣互相包庇之下,最終就是不會有任何作為,地方行政體系繼續崩壞。
失控的國土計畫
當然中央主管機關沒有工具直接介入地方行政,但現在修法討論重點不是在如何加強主管機關的監管與輔導手段,也不是重新檢討工業區土地設置與分配的機制,而是一味替違章工廠鬆綁法規。這樣的國土規劃是否合理?
在中美貿易戰之下,未來可能有更多企業從中國回流,如果這些企業要設廠,土地與相關法規又要怎麼處理?是否又會擠壓到更多中小型工廠的工業區用地?工業區炒作土地的問題如何解決?雖然設立工廠有助於提升就業率,但這些工廠又能有多少比例是僱用本國籍勞工?有多少資源能回饋給地方經濟?這些都是必須整體考量的,不能只用一句「拚經濟」就敷衍過去,否則跟高雄的咒語「發大財」有什麼不同呢?
食品安全的黑洞
除此之外,在這裡還是要提醒,違章工廠不僅是污染問題,還有國人最關心的食安問題。例如大台中地區的蔬菜大多是彰雲地區供應的,如果彰雲的農村出現重金屬污染,那都市人的飲食會安全嗎?
1982年的時候,台灣發生第一起鎘米污染事件,自此幾乎每隔一陣子,都會查到新的重金屬超標事件。直到2019年的今天,全台灣仍然有1,089公頃農地遭到污染列管,面積佔比最大的,依然是彰化縣。
彰化縣的稻米面積及產量是台灣第一,但污染農地面積卻也是台灣第一,這樣的數據放在一起對照,凸顯了地方上發展失序與治理失能的問題,非常嚴重。就算彰化縣政府主張「北彰工業,南彰農業」,污染都在北彰化,但南彰化的違章工廠卻也不斷增生,環保團體也調查到埔心及二林等地區都有新增的違章工廠出現。
筆者有很多彰化朋友在協助農民進行友善稻米的耕作,最難過的就是聽到有人問我們:「彰化的稻米是不是都有污染啊?」要不然就是:「我都吃宜蘭花東的米,不會去買西部的。」站在西部農民的角度,聽到這種話真的是會非常痛心。
地方治理失能
之所以幾十年來,台灣的農地污染問題都無法解決,就是因為從地方到中央,「監管機制」完全的失能。
我們現在到日本的農村,會覺得他們的農村很乾淨很漂亮,不但沒有違章工廠,連頂樓加蓋都不存在。並不是因為日本農村沒有「歷史共業」,他們也曾經歷過一段黑暗時期——1950年,富山縣發生「痛痛病事件」,因為附近礦場排放廢水,當地居民在不知情狀況下長期飲用,遂罹患全身關節變形,劇烈疼痛的惡疾,經檢驗之後,發現是嚴重的「鎘」污染(跟台灣的農地污染一樣)。當時「痛痛病事件」震驚全國,名列日本四大公害事件之一。後來日本政府嚴格執法,經歷漫長改革之後,總算才有今日的成果。
就日本經驗來看,經濟轉型的過程當然會有過渡期,也需要時間跟資源去推動改革,但是只將行政管理的責任用「經濟發展」來當藉口,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沒有嚴謹的執法制度,與提供更多改革誘因,就算臨時登記期限放寬到2200年,也不會解決任何問題。
舉個例子,如果今天闖紅燈不太容易被警察抓到,被抓到也不一定開罰單,開了發單,罰款繳納期限卻是十年之後,甚至不繳納也無所謂。那麼今天誰還願意遵守交通號誌呢?最後的結果,不是交通秩序崩潰,就是車禍事故率大幅上升吧。
所以,地方治理失靈不是只有表面上行政績效沒達到而已,而是整體社會秩序的崩壞,影響非常深遠,請政府務必審慎地評估修法的負面效應。
關於政治上的建議
很多朋友非常關心國家前途,大家心底都明白,行政院這次修法放寬,是為了爭取明年區域立委選舉的「籌碼」。假使2020民進黨在立法院席次上落敗,那麼不僅過去四年的正面政策無法延續,連民主改革的工程,都有可能被國民黨硬生生拆掉,所以這樣子的「退讓」或許是必要之惡。
那不談環保與食安層次,就政治現實面來說,對中小企業主提出「要五毛給一塊」的政策利多,真的有助於中央級的選舉嗎?就以去年經驗來看,當時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剛上任,為了安排選戰,積極拉攏中小企業主,立刻進行《勞基法》二度修正,放寬七休一的政策,賴前院長還自我犧牲,就算被嘲諷為「功德院長」也勇往直前。
不過,2018選戰結果出來,民進黨還是輸到脫褲,看不出討好中小企業有什麼實質幫助。例如中小企業非常密集的彰化縣,也是沒有把縣長選情拉抬起來。彰化的企業代表蕭明仁都已經說出「過勞死是勞工本身有病」這樣的幹話,魏明谷還是選輸,那修法意義到底在哪裡。
有人說,不滿足這些中小企業主的需求,可能會輸得更慘啊。但再以去年的選戰經驗來看:
一,反建制派的崛起。像是柯文哲那樣的人,之所以可以不斷失言、得罪其他政治人物,卻還是維持了很高的支持度,就是因為百姓對於傳統送往迎來的政治人物非常厭倦,出現一位「一上任就拆除公車道的市長」,就讓「中間選民」精神振奮,甚至會成為柯粉,造成「藍綠一樣爛」的民粹想像。這些政治現象看似莫名其妙,卻都有跡可循。
當然這種反建制(民粹)的氣氛不見得都是正向的,但民進黨如果要跟著林岱樺一起跳進「傳統政治」的圈圈,就是非常不明智的決定。林岱樺不僅被當成是違章工廠的守門人,還因為反對婚姻平權政策,也被年輕人視為是護家盟同類的保守人物。過去更曾因為提出「要農委會收容民眾放生動物」,還說出「宗教超越憲法規範」等問題發言,早已經在網路上被當成反派人物或喜劇演員看待,被冠上「怪獸與葛林岱樺的罪行」之稱(擬仿哈利波特延伸電影《怪獸與葛林戴華德的罪行》)。
這在個關鍵時刻,任何網路KUSO,都有可能會變成反建制派的投射對象,所以民進黨如要獲得2020年大選勝利,勢必要「慎選隊友」。
二,空氣票變得非常重要。去年選舉,除了地方派系動員的陸戰因素之外,新興媒介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過去政治人物不在意的網路效應,卻成為了勝敗的關鍵之一。例如韓國瑜的熱潮出現之後,政治效益擴散到其他縣市,地方派系鞏固不到的中間選民,就變成了很難預測的因素,所以高雄跟台中才會開出(比地方樁腳所預測的)如此大的差距。
再舉個例子,過去台南市被視為民進黨大本營,前市長賴清德在多年經營之後,應該是能讓後繼的黃偉哲輕鬆取勝。但因為龍崎掩埋場的案件處理失當,讓當地的陳永和里長跳出來參選,一開始陳永和連拿保證金出來都很困難,更不要說拿下任何陸戰的樁腳,但他最後竟然拿到了11萬7千張選票,得票率高達12%(如果陳永和再多拿5%,那黃偉哲就有危險了)。
至於為什麼會冒出這麼多「賭爛票」,跟網路風向有絕對的關係。也是2018年以前,民進黨所沒準備好的「政策溝通問題」,所以蘇貞昌閣揆跟黃偉哲市長上任之後,立刻宣布停建龍崎掩埋場,才堵住了這個破口。
選舉當然是各方利益的拉扯,我們也不是要站在雲端去要求分區立委都跟樁腳翻臉。但是從2014年國民黨大敗以來,可以看到這幾次選舉出現反建制的趨勢,加上民進黨的地方樁腳根本跑不過國民黨(特別是雲彰地區),捨棄中間選民輿論而完全遷就違章工廠,在策略上是有問題的。
並且,明年是全國性的大選,中間選民的因素更加重要,總統選舉當然不用說,不分區立委席次也是有很大的影響。讓特定分區立委綁住地方利益的議題,卻放掉全國性的政策溝通,可能會出現「得不償失」的後果。
請執政黨慎思。
作者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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