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殺氣候行動的是資本主義，而非「人性」
千鈞一髮之際，一條通往安全的新政治途徑赫然浮現。
二○一八年八月
週日，整本《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只有一篇文章，鎖定單一主題：科學塵埃落定、政治觀點看似一致的一九八○年代，為何無法對抗全球氣候危機。這篇由納丹尼爾．瑞奇（Nathaniel Rich）撰寫的歷史回顧，揭露了當時未選擇其他道路的內幕，數度令我破口大罵。而唯恐有人質疑這場失敗撼動世界的規模，瑞奇的文字穿插了數幅喬治．史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拍攝的全頁空照圖。那些照片記錄了地球系統的快速崩解，從格陵蘭冰層融成的急流到中國第三大湖的大量藻華，令人目不忍睹。
這篇長度可比中篇小說的文章，象徵氣候危機長久以來該得到但幾乎從未得到的媒體關注。我們都聽過各式各樣的藉口，用來說明剝奪我們唯一的家園這等小事為何不足以成為動人的新聞報導：「氣候變遷遙不可及」、「有人因颶風和火災喪命的時候，不宜談政治」、「記者追蹤新聞，新聞卻上不了版面──政治人物閉口不提氣候變遷」，當然還有「我們每一次報導，都成了收視率殺手」。
這些藉口都無法掩蓋失職。主流媒體絕對可以憑自己做出決定，地球失衡是重大新聞事件，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議題。他們絕對有能力運用記者和攝影師的技能，將抽象的科學連上人們親身經歷的極端天氣事件。而要是他們持續這麼做，就能減少新聞記者凌駕政治的必要，因為民眾對此威脅和具體解決方案知道得愈多，就愈會催促民意代表採取大膽的行動。
這就是為什麼看到《紐約時報》傾其編輯部之力支持瑞奇的作品，會讓人如此興奮的原因──他們拍了宣傳影片、在時報中心（Times Center）舉辦現場活動、並附贈相關教育資料。但那也是為什麼看到文章的主旨錯得離譜，會讓人暴跳如雷的原因。
瑞奇指出，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間，氣候變遷的基礎科學已為世人理解和接受，黨派對此議題的歧見尚未形成，化石燃料公司還沒開始認真打錯誤資訊戰。而全球有相當大的政治動能趨向大膽、有約束力的國際減排協定。寫到一九八○年代尾聲的關鍵時期，瑞奇說：「不可能有比當時更有利的成功條件了。」
但我們還是搞砸了──「我們」指的是人類，顯然太過短視而無法捍衛自己的未來。為免大家不明白誰該為我們正「失去地球」的事實負責，瑞奇的答案以滿版全頁的呼喊呈現：「一切事實都已明朗，沒有任何事物構成阻礙。什麼也沒有──除了我們自己。」
沒錯，就是你和我。根據瑞奇的說法，不該由那些出席每一場重大決策會議的化石燃料公司負責。（試想美國政府一再邀請菸草公司代表研擬禁菸政策。一旦會議無法產生實質結果，我們會斷言，原因是人類就是不想活嗎？或許我們該認定，整個政治制度已腐敗崩壞？）
自那篇文章上線後，許多氣候科學家和史學家都指出那句話的謬誤。也有人批評文章裡一再令人發狂地訴諸「人性」，還用冠冕堂皇的「我們」來形容一群同質性極高的美國權力玩家。在瑞奇的紀錄中，我們從頭到尾都沒聽到南方世界政治領袖的聲音，在此關鍵時期及之後，他們要求採取具約束力的行動；他們也是人，卻能關心未來的世代。另外，在瑞奇的文本，女性的聲音就像瀕臨絕種的象牙嘴啄木鳥一樣稀有，就算我們女人真的出現了，多半也是扮演悲劇英雄堅忍不拔的妻子。
這些瑕疵皆已有詳盡報導，此處不再贅述。我的焦點是那篇文章的核心前提：一九八○年代晚期提供大膽氣候行動「不可能比當時更有利的條件」。恰恰相反。我們幾乎想不到人類進化史上有哪個比當時更不恰當的時機來面對這個現實：現代消費資本主義正穩定地讓這個星球愈來愈不宜人居。為什麼？因為八○年代晚期正是新自由主義聖戰的全盛時期。這種意識型態以解放「自由市場」為名、刻意擬定經濟、社會計畫來在生活每一面向誹謗集體行動之舉，就是在這時到達顛峰。但對於這種經濟、政治思想上的劇變，瑞奇隻字未提。
幾年前，當我鑽研同樣的氣候變遷史時，我和瑞奇做出同樣的結論：當時世界有意建立一項強硬而以科學為基礎的全球協議，而這股動能在一九八八年來到重要關頭。那一年，時任航太總署戈達德太空研究所主任的詹姆斯．韓森在國會作證時指出，他「百分之九十九相信有一股名副其實的暖化趨勢」與人類行為有關。同一個月，數百名科學家和決策人士於多倫多召開歷史性的大氣變遷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討論第一次減排目標。同年年底，即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小組（為各國政府提供氣候威脅相關建言的首要科學機構）首度召開會議。
但當時氣候變遷不只有政治人物和學究關切──也是市井小民茶餘飯後的話題，以至於《時代雜誌》編輯在宣布一九八八「年度人物」時，選了「年度星球：瀕危的地球」。那一期的封面是地球被麻繩綑綁、太陽不祥地在背景落下的照片。記者湯瑪斯．桑克頓（Thomas Sancton）解釋：「沒有哪個人、哪件事、哪項運動，比岩石、土壤、水和空氣更能捕獲想像力或占據頭條。那些是我們共同的家。」
（有趣的是，不同於瑞奇，桑克頓並未將行星的浩劫歸咎於「人性」。他深入追溯到猶太–基督「統治」自然概念的誤用，以及這種概念取代下面這種前基督思想的事實：「地球被視為母親，多產的生命賜予者。自然──土壤、森林、海洋──被賦予神性，凡人皆隸屬於它。」）
當我細讀這個時期的氣候新聞時，深刻的轉變真的看來伸手可及──然後，悲劇發生，什麼都溜走了：美國退出國際談判，其餘國家勉強接受無約束力而仰賴狡猾「市場機制」的協議，例如碳交易、碳補償，和更罕見的小額碳稅。所以，真的值得像瑞奇那樣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阻斷了上述菁英機構在八○年代末期同時流露的迫切感與決心？
瑞奇斷定（雖然沒有提供社會或科學證據）是某種叫「人性」的東西介入，把一切搞砸。「人啊，」他寫道：「不論在全球組織、民主國家、各行各業、政黨或是作為個體，都不願犧牲現有的便利來避免懲罰加諸未來世代身上。」我們似乎天生「執迷於現在，擔心中期，而將長期拋諸腦後，還可能毒害未來」。
檢視同一段時期，我卻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那段時期乍看像是救命氣候行動的絕佳機會，事後回顧卻蒙受史上惡劣時機之害。因為當你回頭看那個重要關頭，愈來愈清晰的是，就在各國政府打算一起認真管制化石燃料業的同時，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革命像超級新星一般爆炸，隨之而來的經濟與社會再造計畫，處處與氣候科學和企業管制的必要性發生衝突。
對於這個八○年代晚期興起的全球趨勢，連附帶一提都沒有，是瑞奇那篇文章大到匪夷所思的盲點。畢竟，以記者的身分回顧一段不算遠的過往，最主要的優勢便是你能看出那些親身經歷騷亂事件的當局者還看不清的趨勢和脈絡。例如，一九八八年的氣候社群無從得知自己正站在驟發性經濟革命的浪尖，而那場革命將改造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主要經濟體。
但現在我們知道了。當你回顧八○年代末，一個昭然若揭的事實是：一九八八到八九年，絕對沒有提供「不可能比當時更有利的成功條件，」而是史上最糟糕的時機，讓人類不可能下定決心認真考量，將星球健康置於利益之上。
讓我們回顧一下當年還發生什麼事。一九八八年，加拿大和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是日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及其他無數協議的原型。柏林圍牆快要倒塌了，而美國右翼意識型態分子將成功抓住這件事作為「歷史終結」的證據和出口許可，將雷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民營化、解除管制和經濟撙節處方輸出到全球每一個角落。
就是這兩股歷史潮流的匯聚──因應氣候變遷而生的全球結構，以及比那強大得多、意在使資本掙脫所有約束的全球結構──使瑞奇正確鑑定出的動能脫軌了。因為如他一再提及，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除了對污染者實施嚴厲管制，還要投資公共領域來改變我們為生活供電的方式、在城市生活的方式，以及四處移動的方式。
這些在一九八○和九○年代是有可能發生──至今依然可能──但必須與新自由主義的計畫正面交鋒，一如當時新自由主義對公共領域的概念宣戰。（柴契爾告訴我們：「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同時，這段期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也忙著依照國際貿易法則，將許多合理的氣候倡議（例如對在地綠色產業提供補助與優惠待遇，以及拒絕水力壓裂和輸油管等污染工程）斥為違法。
如我在《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一書中所寫：「我們未能採取必要措施來降低排放，是因為那麼做將從根本抵觸去管制化的資本主義，在我們不斷努力設法脫離危機的時期，那是主宰一切的意識型態。我們動彈不得是因為最有機會帶我們避開災難、且對絕大多數人有益的行動，會對箝制經濟、政治過程和多數主流媒體的少數菁英構成極大的威脅。」
但瑞奇對這樣的衝突隻字未提，反倒宣稱「人性」注定了我們的命運，這為什麼重要呢？那很重要是因為如果阻礙行動的力量是「我們自己」，那「失去地球」這個宿命論的標題就下得非常貼切。如果是我們的集體DNA害我們沒辦法犧牲短利來換取增進未來健康與安全的契機，那我們也無望及時扭轉局面來避開毀滅性的暖化。
如果，反過來說，我們人類在八○年代確實差點自救，卻被菁英自由市場狂熱的浪潮淹沒（即使全球有眾多人口反對），那我們就有相當具體的事情可以做了。我們可以勇於對抗那種經濟秩序，試著以根植於人類和地球安全的制度取而代之──而非不計代價追求成長和利益為宗旨的制度。
好消息（沒錯，是有些好消息）是今天，不像一九八九年，有一項朝氣蓬勃、由綠色民主社會主義派發起的運動，就抱持那樣的願景在美國推進。而那不僅代表選舉的另一種選擇──更是我們地球唯一一條救生索。
但我們必須明白，我們需要的救生索是我們沒有試過的東西，起碼未曾以今天所需的規模嘗試過。當《紐約時報》在推特發文、宣傳瑞奇「人類無能應付氣候變遷的浩劫」的文章時，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優秀的環境正義側翼出言糾正：「是資本主義。如果他們是當真想探究哪裡出錯的話，事實是『資本主義無能應付氣候變遷的浩劫』。跳脫資本主義，人類絕對有充分的能力配合生態的限制讓社會欣欣向榮。」
他們的論述雖不完整，但相當出色。人類沒有哪個生存基本要素只能依附在資本主義之下；人類有能力自我組織成形形色色的社會秩序，包括更有遠見、更尊重自然生態環境的社會。事實上，綜觀我們的歷史，人類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這樣生活的，至今許多原住民文化仍保有以地球為中心的宇宙觀。資本主義只是我們這個物種的集體故事之中的一個小光點罷了。
但光是怪罪資本主義是不夠的。沒錯，追求無盡成長與獲利的動力直接阻擋了迅速脫離化石燃料的必要。沒錯，一九八○與九○年代在全球解脫束縛、傾巢而出，名喚「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是近數十年來促使全球排放再創高峰的最大元兇，也是自各國政府開始開會討論（討論、討論、再討論）減排後，以科學為基礎的氣候行動的最大障礙。時至今日，即便在自詡為氣候領袖的國家，它仍是最大的障礙。
但我們必須坦承，獨裁的工業社會主義也是環境的災難，最戲劇化的例證便是在前蘇聯經濟於一九九○年初期解體後，碳排放曾短暫暴跌。現今委內瑞拉的石油民粹也提醒我們，自己定義的社會主義並非天生環保。
讓我們承認上述事實，同時也指出，有強大民主社會主義傳統的國家（例如丹麥、瑞典、烏拉圭）擁有世上最有遠見的環境政策。由此我們可以推論社會主義不見得有利於生態，但一種新型態的民主生態社會主義──並謙卑地向原住民學習如何為未來世代和所有生命的相互關係負起責任──似乎是人類集體倖存的最佳機會。
這是一批社運起家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候選人崛起帶來的契機。他們推動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的願景、把數十年新自由主義橫行造成的經濟掠奪和自然世界的滿目瘡痍連結起來。他們齊聲呼籲綠色新政：那可滿足每一個人的基本物質需求、提供種族與性別不平等的真正解方，並催化能源迅速轉型，往百分之百採用再生能源邁進。很多人也宣誓不會收受化石燃料公司的獻金，並承諾將它們送上法庭。
這些新一代的政治領導人抨擊唐納．川普對自然全面開戰的做法，也拒絕民主黨高層的新自由主義中間路線──不慍不火地以「市場解決方案」因應生態危機。他們也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摒棄以往和現今榨取式的社會主義。或許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領導者沒有興趣拿「人性」作為一小撮貪腐菁英的代罪羔羊。他們試圖協助人類，尤其是被系統性地置若罔聞、排除在外的成員，找出他們集體的聲音與力量，挺身對抗菁英。
我們並沒有失去地球，只是地球變熱的速度極快，快到就要失去我們之中的許多人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條通往安全的新政治途徑赫然浮現。現在不是為流逝的數十年哀悼的時候，是我們該趕緊走上那條途徑的時刻。
作者為獲獎無數的記者、專欄作家、當代重要思想家及公共知識分子。
著作包含國際暢銷書《NO LOGO：顛覆品牌統治的反抗運動聖經》、《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及《不能光說NO》。她是《攔截》（The Intercept）新聞網資深顧問、典型媒體中心（Type Media Center）海鸚寫作學者（Puffin Writing Fellow），並為《國家》（The Nation）和《衛報》（The Guardian）撰稿。克萊恩同時擔任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媒體、文化和女性主義研究的首位葛洛麗亞．史坦能講座教授（Gloria Steinem Endowed Chair），也是氣候正義組織「躍進」（The Leap）的共同創辦人。
書名：《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的未來？》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出版社：時報
出版時間：2020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