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繼續談轉型正義:對汪宏倫研究員觀點的幾點反思

張尹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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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研院社會所汪宏倫研究員受邀至師大演講,因其主張不該再推行轉型正義,而引起網路上一陣熱議。該場演講主題為「可以不要再談轉型正義了嗎?——探索新視界的可能性」,延伸自其論著〈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收錄於今年度臺大中心出版的《歷史記憶的倫理:從轉型正義到超克過去》,當時在國際書展亦有相關座談。身為關心轉型正義的工作者,當天也到場聆聽汪宏倫的演講。

其實汪宏倫不反對轉型正義的內涵,那麼,為什麼汪宏倫的論點為何會引起爭議?他認為臺灣脈絡下的轉型正義定義不清、概念多所混淆,因此他主張不應該繼續談論轉型正義,但可以持續談論相關內涵的細部概念,如將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拆分來談。其次則認為當今臺灣在特殊歷史脈絡下,缺乏共同的國族認同,彼此無法共融。而轉型正義是兩種不同典範集體記憶的對立,是將「藍色典範」(以中國為中心)的支持者排除在集體記憶之外,並以「綠色典範」(以臺灣為中心)取而代之,使得社會的和解成為不可能。

汪認為,倘若繼續強硬推行轉型正義,不僅使得臺灣社會更加分裂,對於在外部條件處於戰爭邊緣的臺灣來說,恐會更加不利,所以他主張要透過「轉化式對話」的方式取代「轉型正義」,並且等待「(可能不會到的)關鍵時刻」重新形塑島嶼內分歧的認同。

究竟是誰撕裂了社會?深入思考因果關係

事實上,汪宏倫的憂心並非毫無道理。汪宏倫另外一篇期刊〈轉型正義的社會基礎〉中,就指出目前近48%的人認為轉型正義僅是政黨惡鬥下的結果(持反面立場的則為47.6%)、民眾對於轉型正義是否能達成和解,不同意的比例也高達52.5%(持同意立場者為43.3%),顯示現況下轉型正義社會基礎薄弱的問題。然而,在轉型正義缺乏社會基礎的前提下,也就難以達到和解的效果。

這些民調統計數字固然警醒著過去促轉會及執政黨與社會對話的不足,但這些數字也映照著另一項事實:國民黨將轉型正義形塑為政黨惡鬥的策略有多成功。

倘若僅將責任歸諸於執政者(或其他轉型正義支持者)強推轉型正義,或許是忽略真實的社會脈絡。更何況倘若執政黨真有心「強推」轉型正義,難以解釋《加害者識別專法》草案仍躺在法務部、中正紀念堂轉型一再以缺乏社會共識延宕,《政治檔案條例》的制定、不當黨產討還的過程都歷經一波三折。 2022年時的蔡英文總統,甚至出席紀念蔣經國的七海園區啟用典禮。若說執政黨「強推」,似乎離事實相去甚遠。

雖然出於對轉型正義的憂心,尤其汪宏倫分享這篇研究時,表明他希望促成與國民黨支持者的對話。不過令人疑惑的是,有多少國民黨支持者是因為被說服成功,願意接納所謂「綠色典範」的論述,還是更多的國民黨支持者在看完這篇研究後,回到他們的同溫層後說「你看,果然不該談轉型正義」。正當我懷有這疑問時,隨後就有國民黨支持者舉手說「對,民進黨都不討論慰安婦。」作為意欲「提醒」轉型正義缺陷的文章,恐怕是適得其反、更誤讀了臺灣的歷史情境。

被忽視的歷史脈絡

在討論什麼是「藍色典範」與「綠色典範」以前,可以先檢視汪宏倫如何說明兩種記憶的對立。他以八田與一與蔣中正銅像遭破壞的事件,說明兩種不同的記憶典範不可共量,並指責現階段的轉型正義幾乎不處理日治時期所遺留的威權遺緒。不過藉由技術官僚與威權統治者的銅像作為類比,或許早就顯現兩種記憶處於不平等的地位。

早在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已對日本殖民遺緒做過清算。以銅像為例,日治時期名為「兒玉後藤博物館」的國立臺灣博物館,當時大廳擺設著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塑像作為一種歌功頌德的展示,現在已經收在三樓的小展間,破壞其宣揚殖民的敘事軸線。蘊含皇國象徵的地名、神社,也都更改、拆除。早已是處理過殖民遺緒的狀態。對比於兩蔣紀念館/園區依舊存在,四處仍是以中正、中山為名的道路、學校,兩種記憶典範各打五十大板的評價,相當不公允。

縱使二二八事件後民間普遍因政治創傷,而出現肯認日本殖民經驗這種「狗去豬來」的論述,但如吳叡人等應被歸類為「綠色典範」的學者,也跳出來抨擊這種殖民地肯定論的現象。在臺灣史學界談論日治時期的現代性時,也不忘冠以「殖民現代性」來提醒研究者看似正面的現代化結果,都有其隱含的殖民脈絡。事實上,藍色典範不一定反日,綠色典範也不一定親日。

轉型正義取代了另一種記憶?

與八田與一相對的黨國技術官僚如孫運璿、李國鼎,確實在後繼臺灣史研究中逐漸修正評價,但也未有人主張消滅孫運璿紀念館、李國鼎故居。拆除蔣中正銅像訴求的並非建立新的記憶典範,倒不如說是消除原本公共場域的紀念物,讓場域不再複製威權敘事,嘗試在彼此的差異中尋求共同的基礎。彼此看似對立的情境,或許實質上並沒有那麼爭鋒相對。

轉型正義的支持者面貌眾多,應是光譜般的存在,而非集中某種立場。確實有如汪宏倫所述採取極端立場者(我同樣認為這些人在傷害轉型正義),且極端情緒背後,也多半摻有威權統治所遺留的傷痕。但如此不兼容中國記憶者恐怕不是多數。

然而,在國民黨摻雜著政治利益下,轉型正義討論變得高度敏感複雜。縱使轉型正義未必抹消「以中國為中心」的記憶典範,僅是希望記憶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等歷史傷痕,也一再受到「二二八不是已經談過」、「過去好好的管他那麼多」的反彈與質疑。只是要求歷史課本中過往失衡的中國史、臺灣史份量得以平均,在另一派的人眼中,卻成了「去中國化」的課綱。那些既得的就不願失去,也不願討論的情緒,或許正是轉型正義所面臨的困境。

轉型正義仍必須前進的理由

誠如汪宏倫倡議轉化式對話,認為「要改變別人總是困難的,要改變自己其實也很困難,但比起改變他人終究是容易一些,因為此事操之在我,而非在人。」此事當然重要,也或許能避免政治爭議。但他似乎忽略威權統治所帶來的傷痕,並非操之在己就能自我療癒,屹立的威權象徵依然複製舊有的黨國論述,就連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等政治事件,也有人以他們是「暴民」、「匪諜」否認國家暴力或替威權統治開脫。在轉型正義尚未取得穩固的基礎時,過往的威權隨時都有可能反噬。

縱然汪宏倫並非認為轉型正義的工作應該全都停下,但除了賠償之外,無論懺悔、承認其錯誤、移除紀念物皆具高度爭議性,或牽涉至高度敏感的國族敘事。究竟要如何前行,轉化式對話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和解固然是轉型正義終極目標,但並不意味著應該無止盡的退讓,甚至回頭擁抱獨裁者。為什麼要過去受到迫害的人,得繼續背負不正義的結果?而不是既得利益者選擇讓步?同樣令人困惑。這樣的「不談轉型正義」只是一種「相忍為大局」。

(右起)行政院長陳建仁、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文化部長史哲、行政院發言人林子倫與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等,手持蠟燭共同致敬及紀念政治受難者前輩。圖片來源:翻攝自國家人權博物館

況且執政黨在推行轉型正義的架構下,始終遵循著「中華民國」體制的框架。汪宏倫在演講時所提及,他訪問監控者時,過往聽信黨國的監控者認為自身「被國家出賣」,那麼現在的軍警、線民,要如何相信不被國家所出賣?彷彿轉型正義只是昨是今非,視過往軍警、公務體系全為加害者。

答案雖然複雜,但不困難:有無違法是首要判斷標準。法律學者徐偉群就針對這種論點提醒:「威權統治政權的侵害人權行為,不管是刑求,法外處決,非法逮捕,非法拘禁,枉法裁判,非法沒收,以言論入罪,以思想入罪,在當時就是不法的。」就算以中華民國當時的法律評斷,這樣違反法令的行徑也應當論處。倘若今日的軍警非法取供、違法監聽、暴力刑求,也難以想像國家不能對其進行處置或評價。至於公務體系是否是加害者,近期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公佈給公務體系的轉型正義教材指引,就非以「加害者」與「被害者」二元對立敘事,更非指責公務體系都是加害者,而是需從個案脈絡判斷,也肯認公務體系某個程度也是結構下的受害者。

誠如汪宏倫鏗鏘有力的提醒,轉型正義有諸多地方仍須商榷,也不該一開始就站在道德高位,但倘若連過去政府違反憲法、違反法令,都推諉給歷史的錯綜複雜而不敢評價、追究,作為一個已然歷經民主轉型的國家,要如何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也同樣令人感到不解。

尋求彼此共同的敘事

縱使彼此的歷史記憶難以共融,但並非所有記憶都不能彼此尊重、共存。如蔡英文總統任內每年329青年節以及93軍人節,皆依例率領五院院長出席春、秋季大典,前往圓山忠烈祠祭拜國民革命烈士與殉難弟兄。縱使蔡英文未曾在國族的框架下找到共融的方法,但也透過祭祀行動,表達對於另一種歷史記憶的尊重。號稱務實臺獨工作者的賴清德,無論作為副總統、準總統的身分,亦未缺席於相關的紀念活動。

至於其餘在談論轉型正義的學者,也積極尋找彼此共同的歷史敘事,例如早期中研院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資料庫,正是嘗試填補、中山大學林傳凱教授則也投入離島、外省人與軍人的白色恐怖研究。

對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研究,也絕非僅是鞏固悲情、醜化國民黨。相對於前輩研究者們在缺乏檔案,更親歷威權傷痛的情況,後繼的研究者在檔案開放、遠離傷痛的同時,亦逐漸回頭修正過去可能帶有情緒的論述。面對白色恐怖的歷史,現今已不再僅強調只有冤錯假案,更存在著真實的抵抗者、共產認同者。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的計算,也依循著檔案的開放而下修,以求更貼近真實的樣貌。

至於過往二二八事件常被認為是國民黨針對臺灣菁英計畫性謀殺的說法,也受到學界修正。事件後在政治場域上,臺灣民眾也未全然噤聲。至於二二八事件前米糧稀缺的論述,亦從米糧外運中國說,轉換為米糧囤積說。此類研究多不勝數,都在象徵著對於轉型正義並非僅是一再重複製造悲情、敵視,而更存有討論跟理解的空間。

我的意思並非是這些研究與論述,就足以建構撐起臺灣共融的集體記憶,追求每個人的和解、共生也是天方夜譚,但這不意味著應當放棄尋求和解、找到共存之道。許多從事轉型正義工作者,早已意識到轉型正義的困難之處,因此修正論述、仔細看見不同群體間的經驗與傷痛。

在面對難以共融典範的狀況時,並非僅有如汪宏倫所述存在著對立的現象,其中也存在著對話、溝通、退讓與理解。當然,確實也不可迴避衝突與分裂的發生。雖然現在依舊缺乏形成共同體的基礎,在推行轉型正義時也應當避免過度極化,但在迎接汪宏倫所述的關鍵時刻之前,現況下的工作也不會是毫無意義,且也是該持續進行的。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臺灣共生青年協會前監事,長期關注並從事轉型正義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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