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鶯、立院周遭與太陽花世代：青鳥行動裡的「地方」與幾個瞬間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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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當代的知識體系，我們好像必須把我們的提問和闡述按照學科分類來進行，政治、社會或是文化的。但是，一旦我們把地方文化視為體系性的，我們必須反過來從地方的體系出發，看到當代的各種分類如何摻雜混溶於在地體系。在地體系當然既是知識的也是實踐的，那麼它們又提供了什麼養分給認同與民主的探索過程？和當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知識體系如何連結？我們如何在兩者之間交相復返它們？最後我們必須說，在地的與他方的，是相逢於歷史現場的雙生子，互相印證，互為補充。更由於這個在地體系的實踐性及其提供深沈體會的能量，讓我們對於民主的詢問與理解，完全不遜於某些抽象的哲思。」

上面這段文字出於林秀幸老師《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2024，台灣經濟民主連合出版）的引言。離開學術體系已久，讀著具有概念濃度的文字，我不確定我是否讀懂了，卻被這些文字召喚出一些身體感。

反立院擴權行動的現場田調

例如說，當我5月21日在中山南路，立法院的正門口，見到我曾經的臺北大學社會系學弟李俊穎（現為政大社會所博士生），以及曾引用我的碩論，寫成同樣以社會網絡分析做社運研究的張仁瑋（現為清大社會所博士生），他們像是如往常十年前每一次動員彼此上街聲援那樣的向我揮手「嘿，我們也要像婉琪老師他們那樣發問卷，你要不要來？」

那瞬間，我的肉身像是拋擲到二十公里外的三鶯地區，每一個里的抽樣，每幾戶要去敲門，每一份問卷，每一年累積下來的在地研究。那已經又是早在太陽花運動的更早以前就開始；至少我就正是在2013年才在溪南里的山坡上被狗追。

大學二年期的必修課，臺北大學社會系的招牌課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個學期做質性研究，另一個學期是全班分工執行三峽、鶯歌這兩個行政區依照該年人口狀態做抽樣的家訪問卷，再共享同一個近一千份樣本數的資料庫做統計分析。

這跟2024年發生在立法院的「青鳥行動」有何關聯？簡單來說，我認為，如果沒有從三鶯地區出發的這一群師生與知識實作，就沒有〈陳婉琪、黃樹仁，2015，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也不會有我在中山南路巧遇俊穎和仁瑋、5月24日在濟南教會巧遇大學異議性社團的夥伴王詩婷（現為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期刊專案經理），以及5月28日我收到這群無償、志願性調查小組的研究基地地址時，思酌著自己的報導採訪完成後，有沒有機會去輪最後一班訪員的掙扎心情。

「肉身在場」的公共意義

其實，資料的價值，以及對於資料的詮釋所做的分析性書寫，該交由學術體系，與更長時間，來給予定奪。我現在想說的，是關於2024年5月於網路媒體巷仔口社會學刊出的〈十年一瞬：2024立法院集結運動的參與者速寫〉（下稱：「十年一瞬文」）這篇文章的觀看角度，倒不是數字，而是「肉身在場」一事所佔文章重要的比例，也是我早在這篇共同作者陳家平（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5月24日的臉書公開文章中就看到端倪的珍貴角度：那是經歷了2023年台灣「#metoo」運動後的鮮明成就，關於年齡、性別、階級與運動中的人與人互動關係的警醒。

家平也曾是大學異議性社團成員，與我差不多年齡，也就是說，這群調查組員及文章作者們，基層的學術工作者與將要（但還未）成為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們，其實還沒有一個是無論在學術體制內、或者社會業界內有高調且明確的成就的，或因如此，他們投入現場調查的那義無反顧，仍像是十幾年前我們「學運衝組」。

這又讓我聯想，2019年6月我和北大的同學余承瑋，以及清大的社運夥伴李嶽、呂鴻志，我們跑去香港反送中現場「隨便抽樣」取了一百份問卷寫成報導。又五年過去，青鳥行動的調查小組比當初的我們更成穩嚴謹太多，即使，如此快速集結的調查必然有其侷限，卻還是謹守十幾年前我們在三鶯調查學習到的抽樣思維，並在運動尚未結束前就快速地趕出一版書寫，點燃公共討論的一把火種；甚至，更留下了「肉身在場」此一在民主倒退的今日文明世界，還待繼續討論著的最重要議題之一（如果我們還記得，2015年Cass Sunstein即在雷震講座提醒著網路社群媒體將導致言論極化，引發後續的討論在於，會否更好的溝通或仍須人與人的「面對面」；或者我們還記得Hannah Arendt《人的條件》裡說的「公共」，在於人們圍坐一張桌子坐下後說起彼此故事，又像Sherry Turkle《重新與人對話》書中意象）。

「十年一瞬文」之中寫道：「訪員的社會身分和性別等社會屬性，也可能影響調查過程。我們曾遇到私立大學的受訪者，面對全部來自『頂大』的調查團隊時，回應道：『可是我只是ＸＸ大學，可不可以請旁邊的人受訪？』雖然我們按照抽樣設計說服了受訪者，但這也凸顯了訪員身分、研究者的社會位置對調查過程帶來的潛在影響。隨著對訪員『肉身在場』的重視，我們也呼籲未來的各種調查研究，應在訪員守則中增列明確的『應對騷擾方案』，並提供訪員受到騷擾的救濟管道與資源。」

這一資訊媒介浪潮亂湧快捲的時代，二、三十餘歲這樣一群人，在社論節奏、卻確實為量化研究文章的快速產製過程中，不忘理論性的對話，不忘現場實踐的反思，甚至不忘對於學術研究方法提出「訴求」。他們果真是如其自述：「做為訪員進入運動現場的同時，我們不是單方面取得資料，也同時成為數萬群眾之一的運動參與者，與社運現場不同位置的人們一起交織產生研究成果（甚至在需要進入抽樣區域時，與群眾一起被路口的糾察隊攔查）。因此，我們希望在調查之餘也能夠回饋運動，並建立更友善的社會運動文化與調查研究工作環境。」（引自「十年一瞬文」）

「肉身在場」的參與、互動

而我暗自在想，他們這極限運動般的集體實踐，是否也像我自2016年開始籌備自己的碩士論文，有一種對於「參與過的社運，我只能這樣描述、這樣理論、這樣深描嗎？」的匱乏感，而受到g0v零時政府的直接行動主義影響，受到技術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激勵，我和吳介民老師的團隊建立資料庫，最後也終於合寫文章發上期刊，以做為這種匱乏心情的某種回應。我們的抗爭參與，以及我們的知識累積，我們背後的學術訓練思維，此種歷程是不是也都反映了社會變遷？而且，更拉近放大來看，這些社會科學學徒、這些曾經的學運組織的積極參與者，我們是不是相互累積且影響了些什麼呢？

2013年就在耕耘反服貿運動的學生運動者，在當時便曾想過，要不要找教授來開授服務業的訪調方法。這群才剛要撕下「年輕人」標籤的「十年一瞬文」的作者群們（或者更多的，正在從事此類知識實踐的人們），他們並沒有身分劃界的先行設限，而是勇敢且「衝」的做出了這一次，既是自我賦權的實踐、是不可替代的調查研究實驗。這會不會，也是一種新的運動手法？而這個現象，是否因為學生（青年）運動網絡具有傳承與結盟意識，加上連續抗爭風潮的社會條件的現實（十年後再來一次立法院）才得以實現呢？在看到「十年一瞬文」的作者與工作者人名時，我不免有這樣的瞬間聯想。

似乎探照出太陽花世代的集體特徵

又所以，若是關聯到大眾或還記起的太陽花運動退場口號，所謂「出關播種、遍地開花」的傳承與結盟，會不會確實，對於這群曾經的學生運動者、社會科學出身的年輕知識分子們而言，已經未必是傳統的「蹲點做組織」，也不是「先」探討出來的（例如體制內外）運動路線或直接的政治回應，卻更絕不是隨機——而是社群媒體洪流、多元公共實踐的時代，鬆散的我群意識及快速回應行動的能力展現呢？這種展現會否——讓我勇昧的假設，如果姑且以太陽花作為世代符號的簡稱——正是這一世代新的公共知識分子社群的特徵呢？

無論做什麼樣的概念命名與粗略總括的標籤；這一次，對於包含著各種「我們」的實作鬆散社群們的未來台灣，好像因此，我感覺還有蓬勃的生氣——當「我們」在同一個街頭地方確實相遇許多，那些小我們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們，當然也還有長我們年歲的人們，共同站在一起喊口號的時刻。

作者為寫作者，著有小說《變成的人》（預計於2024年6月底出版）；齊想創造工作室共同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