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鶯、立院周遭與太陽花世代:青鳥行動裡的「地方」與幾個瞬間聯想

許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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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於當代的知識體系,我們好像必須把我們的提問和闡述按照學科分類來進行,政治、社會或是文化的。但是,一旦我們把地方文化視為體系性的,我們必須反過來從地方的體系出發,看到當代的各種分類如何摻雜混溶於在地體系。在地體系當然既是知識的也是實踐的,那麼它們又提供了什麼養分給認同與民主的探索過程?和當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知識體系如何連結?我們如何在兩者之間交相復返它們?最後我們必須說,在地的與他方的,是相逢於歷史現場的雙生子,互相印證,互為補充。更由於這個在地體系的實踐性及其提供深沈體會的能量,讓我們對於民主的詢問與理解,完全不遜於某些抽象的哲思。」

上面這段文字出於林秀幸老師《很深的民主,需要很厚的共同體》(2024,台灣經濟民主連合出版)的引言。離開學術體系已久,讀著具有概念濃度的文字,我不確定我是否讀懂了,卻被這些文字召喚出一些身體感。

反立院擴權行動的現場田調

例如說,當我5月21日在中山南路,立法院的正門口,見到我曾經的臺北大學社會系學弟李俊穎(現為政大社會所博士生),以及曾引用我的碩論,寫成同樣以社會網絡分析做社運研究的張仁瑋(現為清大社會所博士生),他們像是如往常十年前每一次動員彼此上街聲援那樣的向我揮手「嘿,我們也要像婉琪老師他們那樣發問卷,你要不要來?」

濟南路現場人群。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那瞬間,我的肉身像是拋擲到二十公里外的三鶯地區,每一個里的抽樣,每幾戶要去敲門,每一份問卷,每一年累積下來的在地研究。那已經又是早在太陽花運動的更早以前就開始;至少我就正是在2013年才在溪南里的山坡上被狗追。

大學二年期的必修課,臺北大學社會系的招牌課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個學期做質性研究,另一個學期是全班分工執行三峽、鶯歌這兩個行政區依照該年人口狀態做抽樣的家訪問卷,再共享同一個近一千份樣本數的資料庫做統計分析。

這跟2024年發生在立法院的「青鳥行動」有何關聯?簡單來說,我認為,如果沒有從三鶯地區出發的這一群師生與知識實作,就沒有〈陳婉琪、黃樹仁,2015,太陽花運動參與者調查〉,也不會有我在中山南路巧遇俊穎和仁瑋、5月24日在濟南教會巧遇大學異議性社團的夥伴王詩婷(現為東亞科技與社會研究國際期刊專案經理),以及5月28日我收到這群無償、志願性調查小組的研究基地地址時,思酌著自己的報導採訪完成後,有沒有機會去輪最後一班訪員的掙扎心情。

「肉身在場」的公共意義

其實,資料的價值,以及對於資料的詮釋所做的分析性書寫,該交由學術體系,與更長時間,來給予定奪。我現在想說的,是關於2024年5月於網路媒體巷仔口社會學刊出的〈十年一瞬:2024立法院集結運動的參與者速寫〉(下稱:「十年一瞬文」)這篇文章的觀看角度,倒不是數字,而是「肉身在場」一事所佔文章重要的比例,也是我早在這篇共同作者陳家平(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5月24日的臉書公開文章中就看到端倪的珍貴角度:那是經歷了2023年台灣「#metoo」運動後的鮮明成就,關於年齡、性別、階級與運動中的人與人互動關係的警醒。

家平也曾是大學異議性社團成員,與我差不多年齡,也就是說,這群調查組員及文章作者們,基層的學術工作者與將要(但還未)成為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們,其實還沒有一個是無論在學術體制內、或者社會業界內有高調且明確的成就的,或因如此,他們投入現場調查的那義無反顧,仍像是十幾年前我們「學運衝組」。

這又讓我聯想,2019年6月我和北大的同學余承瑋,以及清大的社運夥伴李嶽、呂鴻志,我們跑去香港反送中現場「隨便抽樣」取了一百份問卷寫成報導。又五年過去,青鳥行動的調查小組比當初的我們更成穩嚴謹太多,即使,如此快速集結的調查必然有其侷限,卻還是謹守十幾年前我們在三鶯調查學習到的抽樣思維,並在運動尚未結束前就快速地趕出一版書寫,點燃公共討論的一把火種;甚至,更留下了「肉身在場」此一在民主倒退的今日文明世界,還待繼續討論著的最重要議題之一(如果我們還記得,2015年Cass Sunstein即在雷震講座提醒著網路社群媒體將導致言論極化,引發後續的討論在於,會否更好的溝通或仍須人與人的「面對面」;或者我們還記得Hannah Arendt《人的條件》裡說的「公共」,在於人們圍坐一張桌子坐下後說起彼此故事,又像Sherry Turkle《重新與人對話》書中意象)。

「十年一瞬文」之中寫道:「訪員的社會身分和性別等社會屬性,也可能影響調查過程。我們曾遇到私立大學的受訪者,面對全部來自『頂大』的調查團隊時,回應道:『可是我只是XX大學,可不可以請旁邊的人受訪?』雖然我們按照抽樣設計說服了受訪者,但這也凸顯了訪員身分、研究者的社會位置對調查過程帶來的潛在影響。隨著對訪員『肉身在場』的重視,我們也呼籲未來的各種調查研究,應在訪員守則中增列明確的『應對騷擾方案』,並提供訪員受到騷擾的救濟管道與資源。」

這一資訊媒介浪潮亂湧快捲的時代,二、三十餘歲這樣一群人,在社論節奏、卻確實為量化研究文章的快速產製過程中,不忘理論性的對話,不忘現場實踐的反思,甚至不忘對於學術研究方法提出「訴求」。他們果真是如其自述:「做為訪員進入運動現場的同時,我們不是單方面取得資料,也同時成為數萬群眾之一的運動參與者,與社運現場不同位置的人們一起交織產生研究成果(甚至在需要進入抽樣區域時,與群眾一起被路口的糾察隊攔查)。因此,我們希望在調查之餘也能夠回饋運動,並建立更友善的社會運動文化與調查研究工作環境。」(引自「十年一瞬文」)

「肉身在場」的參與、互動

而我暗自在想,他們這極限運動般的集體實踐,是否也像我自2016年開始籌備自己的碩士論文,有一種對於「參與過的社運,我只能這樣描述、這樣理論、這樣深描嗎?」的匱乏感,而受到g0v零時政府的直接行動主義影響,受到技術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激勵,我和吳介民老師的團隊建立資料庫,最後也終於合寫文章發上期刊,以做為這種匱乏心情的某種回應。我們的抗爭參與,以及我們的知識累積,我們背後的學術訓練思維,此種歷程是不是也都反映了社會變遷?而且,更拉近放大來看,這些社會科學學徒、這些曾經的學運組織的積極參與者,我們是不是相互累積且影響了些什麼呢?

2013年就在耕耘反服貿運動的學生運動者,在當時便曾想過,要不要找教授來開授服務業的訪調方法。這群才剛要撕下「年輕人」標籤的「十年一瞬文」的作者群們(或者更多的,正在從事此類知識實踐的人們),他們並沒有身分劃界的先行設限,而是勇敢且「衝」的做出了這一次,既是自我賦權的實踐、是不可替代的調查研究實驗。這會不會,也是一種新的運動手法?而這個現象,是否因為學生(青年)運動網絡具有傳承與結盟意識,加上連續抗爭風潮的社會條件的現實(十年後再來一次立法院)才得以實現呢?在看到「十年一瞬文」的作者與工作者人名時,我不免有這樣的瞬間聯想。

似乎探照出太陽花世代的集體特徵

又所以,若是關聯到大眾或還記起的太陽花運動退場口號,所謂「出關播種、遍地開花」的傳承與結盟,會不會確實,對於這群曾經的學生運動者、社會科學出身的年輕知識分子們而言,已經未必是傳統的「蹲點做組織」,也不是「先」探討出來的(例如體制內外)運動路線或直接的政治回應,卻更絕不是隨機——而是社群媒體洪流、多元公共實踐的時代,鬆散的我群意識及快速回應行動的能力展現呢?這種展現會否——讓我勇昧的假設,如果姑且以太陽花作為世代符號的簡稱——正是這一世代新的公共知識分子社群的特徵呢?

無論做什麼樣的概念命名與粗略總括的標籤;這一次,對於包含著各種「我們」的實作鬆散社群們的未來台灣,好像因此,我感覺還有蓬勃的生氣——當「我們」在同一個街頭地方確實相遇許多,那些小我們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們,當然也還有長我們年歲的人們,共同站在一起喊口號的時刻。

作者為寫作者,著有小說《變成的人》(預計於2024年6月底出版);齊想創造工作室共同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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