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艇突襲淡水背後的戰略意涵

林穎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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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4年6月,一艘中國快艇闖進淡水河漁人碼頭,引發許多討論。目前多半聚焦於海巡署在相關事件上的應處作為出現漏洞,以及在海軍與海巡的合作上是否有需要精進之處做出分析。但若從國安角度來看,這也是中共對於我方近期政策調整的一種回應,甚至也會與海巡署的角色與任務有關。這些都是在懲處之外,更需思考的部分。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此次的狀況反應

可以注意到的是,此次狀況凸顯了當前海岸防衛的漏洞,特別是在海軍與海巡兩單位在協調上的問題。固然在傳統的任務安排上,承平時期,海軍負責24浬外、海巡擔負24浬內防務,但在面對相對大型船艦時,各型雷達都能有效監控與識別,但在面對小型快艇突穿的狀況時,反而無法有效發現小型快速的目標。而海巡部隊因淡水河口附近經常會有許多民間船隻進出,因此在雷達操作手雖然可以發現目標,但不一定能從雷達光點上辨識出潛在的威脅目標,因此必須透過瞭望觀察,但在目前海巡是否因眾多任務而出現人力短缺的狀況,這些都是可能出現的現實問題。

此外在這次狀況中,最終是快艇撞到民間船隻,而民間船隻再通報警方後再傳交海巡才在岸上逮捕。但這中間海巡的反應過程有相當大的瑕疵,這除了在裝備上的不足外,還有在對防衛任務的認知都有改進空間。在裝備上,若海巡能在六海浬就能發現異狀,但卻不一定有更為精確的監偵裝備(如熱顯像儀)來進行分析,或是採用小型無人機直接對可疑船隻進行監控,又無足夠人力與通報系統出動快艇直接攔阻不明船隻。這些都是在指揮體系與海岸防衛上的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後疑犯上岸的漁人碼頭是屬於海巡署的管轄範圍,但是若其快艇轉向,繼續往淡水河前進,是否就有可能直接往大台北的方向逼近。但在防衛的責任分屬上,淡水附近的觀光碼頭是海巡的任務,但在進入到淡水河道後卻是由陸軍關渡指揮部來負責,但這樣的分工是否會符合現實的防衛狀況,便值得商確。特別是若能在發現不明艇後。透過無人機來對其進行監控,若只是單純的偷渡客,自然只需一般海巡員警進行緝捕即可,但若是有其他重型武裝,是否需 要請求海巡特勤部隊增援或是需要關指部協助出動重型裝備,這些都是在此次事件中,我方可以進一步思考未來在防衛港口與河道安全時,或許不能再單純使用單位來做為任務的劃分,是否可以威脅導向的角度來作戰略思考,這可能是未來可以調整的方向。

疑犯的動機

從目前公布的資料來看,駕駛小艇的這位嫌疑犯是以「投奔自由」為名義偷渡來台灣。但從動機來看,若如期原先目的,應該不會特別選擇在光天化日以及人潮眾多的淡水河口作為登陸地點,且其身上應該會有部分的新台幣或是另一套衣服以便混入人群。但在上岸後,疑犯並無具體的反抗,並聲稱其是因為擔心過去在網路上的發言有可能招惹麻煩,因此跨海來台。

雖說如此,但其似乎有解放軍軍事背景,這又讓此事件出現更多疑雲。若從軍事作戰角度看,這種小艇突擊的方式對特種部隊滲透作戰來說是有其價值。若這次行動為精心策畫的作戰,除能刺探我海上防衛漏洞外,也可知道我軍的反應時間,做為日後突擊的依據。

近期有國外研究認為中國多年研究二戰中的諾曼地登陸,並從中研究對台作戰的啟發。雖說諾曼地之役是相當經典的一場決定性會戰,但其畢竟已過了80年,在地緣戰略、國際環境、戰略目標、軍事科技發展都已有極大不同的2024年解放軍或許可以從登陸作戰的戰史中找到參考的經驗,但是否會對未來的台海作戰產生影響?便是疑問。相較之下,英國與阿根廷的福克蘭戰爭,以及當前在黑海上俄烏兩國的海空交鋒,或許更值得中國鑽研。

時機點的問題

在國防部長顧立雄上任後,立即有對國軍管理制度做出調整,也重新定義自衛權以及在交戰規則(Rules Of Engagement,簡稱ROE)上的規定。固然在發布後引起國內專家學者的許多討論。但更直接的是在我國外島又開始遭到中國網紅運用無人機來對我外島據點進行直播以及投遞粽子的行為,以及在近日的民眾利用快艇直衝我國的事件。這些事件雖然都是由中國民間人士進行,且無直接證據發現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但是在我國提出ROE相關議題時,就有類似的行動出現在我國,這種巧合不能不防。

類似的狀況同樣出現在2024年3月,時任國防部長的邱國正也在立法院備詢時,提到第一擊以及ROE規定,其後在3月底中國就有利用無人機飛至我金門二膽島拍攝。這些行為或許不是中共官方主導,但在不禁止並結合媒體推波助瀾的情況之下,變相鼓勵更多中國網民做出類似的嘗試。這些行為雖然不一定會對我國安造成直接的影響,但是這種灰色地帶的行動,結合輿論認知戰的作為是會對我國民眾造成我國安單位無作為或是能力不足的印象。我國不能不正視此問題。

若從兩岸互動的角度觀察,可以看到當我國提及ROE相關議題時,就可以看到中國有類似的侵擾作為,這些是否也是在對我國政策做出表態,甚至是在刺探我國底線以及我方政策落實的情形,變相測試我方對於兩岸互動的態度,這些都是中國行為背後可能的考量。

因此對我國而言,ROE的規定固然重要,但在面對此種非軍事單位侵擾的應對是否有充分的授權與規定、在援引相關法規上的適用性以及是否有足夠的裝備來面對騷擾(如新型反制無人機的裝置)這些可能都是日後我國在提出政策之前,必須要提防甚至預先兵推研擬對策的一環。

結語:能力導向到威脅導向

過去在探討防衛任務時,多半會從單位屬性來做責任的區分,但經常會出現因任務劃分不清而造成情報無法共享、指揮體系疊床架屋或是推卸責任的口實,反而形成防衛的破口,這也是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中,美國從中學到的教訓,並成立國土安全部進行安全管理上的整合。

我方在這次的事件中,凸顯了海巡在裝備與人員上的不足,但更大的問題在於海巡部隊對於自身任務的了解。固然當前政府賦予海巡「第二海軍」的任務,但是海巡官兵是否有足夠的預算與認知來面對更多的任務?在面對可能的解放軍威脅下,若是在岸防的海巡部隊依然用對付犯罪與不法份子的心態來面對可能遭受的威脅,這是否正好會形成敵軍滲透的漏洞?在當前進行國防轉型之時,是否需重新定位海巡的角色與任務,這些都是當務之急。

如中國在2018年便將海警納編至武警的體系之中,並配合之前武警直接隸屬於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揮,成為三大武裝力量下的一環,因此中國海警基本上就是中國的軍事單位。美國海岸巡防隊雖是唯一被國會授權於和平時期扮演執法角色的準軍事組織,但也是美國六大軍種之一,肩負國土防衛之責任。我國海巡署目前是隸屬在海委會的三級機關,若在當前局勢之下,需要海巡負擔更多的國安任務,在角色定位與任務上是否需重新檢視?這或許是在此事件背後更需思考的方向。

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暨戰略研究所博士、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專長:中共軍事研究、資訊安全、印太安全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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