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

【書摘】
183 人閱讀

毛澤東思想的消亡

一九五○年代晚期到一九六○年代早期,毛澤東發現自己在黨與政府的領導階層愈來愈被排擠。中共高階領導人與大躍進劃清界線,也與「偉大的舵手」本人保持距離。毛澤東的黨內對手認為他一味煽惑人心,已成為政治包袱。許多黨領導人厭惡他日益狂熱的偶像崇拜與政治個人化,兩種傾向都會傷害黨的組織健全性與政治實力。有些領導人嘗試將政治焦點從毛澤東身上移開。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上,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取代毛澤東、接任國家主席,黨內派系界線清楚劃分。

毛澤東失勢,然而並沒有出局。他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力量步步進逼,冷酷無情地懲罰政敵。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企圖重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大躍進的大災難之後,毛澤東擔心黨會過度官僚體系化,改由技術官僚規劃者——而不是意識形態純粹主義者——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圖從下而上重燃革命狂熱,重現一九五○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群眾動員光景。透過推進四清運動,毛澤東再次強調「紅」比「專」更重要,前者意謂意識形態純粹,後者被他視為資產階級傾向、反革命。面對黨內同志的反對,毛澤東與軍方結盟,特別倚重解放軍領導階層效忠他的山頭。

來到一九六○年代初期,毛澤東已經為後來的文革做好準備工作。他訴諸極權主義方式,從一九六六年開始鼓動群眾進行文革。他利用自己的革命個人崇拜來動員大學生,訴諸他們的理想主義與意識形態狂熱。學生運動組織化為紅衛兵,代表數以百萬計追隨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青年。他下令紅衛兵「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他看來都是資產階級傳統的餘孽,與社會主義現代性水火不容。文革由基層的紅衛兵執行,但傀儡操縱者高高在上——毛澤東本人。

紅衛兵為中國社會帶來暴力與混亂,他們摧毀寺廟、炸毀建築、推倒紀念碑、焚燒書籍。他們闖進人們家中大肆破壞,只因為這些人不夠「紅」,被他們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紅衛兵向自己的學校與大學進軍,點名批判甚至毆打自己的老師與教授,指控他們教的是傳統的資產階級課程。毛澤東鼓勵紅衛兵攻擊沒有表態效忠他本人、服膺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黨部官員。有些紅衛兵甚至向當局舉發自己的親人。

研究中國的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描述,紅衛兵引發的文革混亂「讓中國瀕臨無政府狀態」。他進而指出:「紅衛兵不但打擊權威,任何人的行為只要稍稍偏離紅衛兵要求,就會遭到毒手。」文革造成的死亡沒有官方統計數字,但是學者根據檔案研究估計數十萬人因此遇害,甚至可能多達數百萬人。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對中國社會與經濟造成巨大傷害,毛澤東本人則重創了中國共產黨。當文革在街頭如火如荼,中共領導階層的派系鬥爭也日益激烈。毛澤東因為黨內聲望地位江河日下,訴諸文革來動員自己在黨內的權力基礎,批鬥政敵。菁英政治淪為街頭政治。

在軍方支持之下,毛澤東開始整肅黨內兩大對頭:劉少奇與鄧小平。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被剝奪政府職務,也不再擔任黨的副主席,由毛澤東的軍方盟友林彪接任。劉少奇後來被開除黨籍,飽受迫害,一九六九年病逝。毛澤東也將矛頭對準鄧小平,儘管後者曾經是他的親密戰友,並負責執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將鄧小平開除黨籍,下放到農村地區接受思想改造,鄧小平一直在農村待到一九七○年代中期。

文革與中共黨內的混亂和腐化持續貽害中國社會,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他的文革共犯「四人幫」遭到逮捕。文革後來被稱為「失落的十年」,以及毛澤東的獨裁統治,讓中國與中共百廢待舉。當時的中共儘管掌權近三十年,然而並沒有多少組織實力可言,政治結果的決定要素是個人主義政治,而不是黨的正式體制。主導黨內政治狀況的是派系對立與個人恩怨,而不是有意義的政策分歧。政治力量透過個人運作,而不是體制規則。

當時的中共也欠缺發展正當性。發展亞洲其他的經濟體藉由經濟發展來獲取績效正當性,然而毛澤東治下的中共倚賴意識形態正當性與革命功業。中國民眾不再信任這個政權,認定中共帶來文革浩劫,以及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的發展災難。毛澤東統治末年,中國的經濟與世隔絕、效率低落,實際上陷入停滯。一九六○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九十美元,到一九七八年也只略增至一百五十美元,這是近二十年社會主義發展的結果。在此同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亞洲鄰國則遠遠跑在前面。

中國經濟起飛

毛澤東死亡之後不久,中共過渡時期領導人華國鋒讓鄧小平恢復職務。鄧小平很快就動員自己在黨內的盟友,對中國的發展擘劃出一個改革派的願景。他提議推動一場「第二次革命」,與毛澤東分道揚鑣,並帶領中共走上一條新道路。他以政治手腕鬥倒華國鋒,結合黨內元老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改革集團,到一九七八年時已鞏固自己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分。

鄧小平很清楚,中共必須廢除許多毛澤東時期訂定的計畫與政策。更為根本的是,中國必須放棄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僵化意識形態執著,徹底改變中共的現代化計畫,優先推動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中國還是由共產黨當家,發展仍然要接受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但中共改革計畫的動力來自經濟務實主義,不再是意識形態純粹性。鄧小平認為,中共在一九
四九年靠意識形態訴求與群眾動員贏得政權,但是除非人民能夠從發展獲益,否則光靠社會主義理想與意識形態教條將無法讓中共繼續掌權。

鄧小平政權訂定三項目標。首先,中共要優先推動經濟發展。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共黨內改革者驚覺許多亞洲鄰國如日本、臺灣與南韓,經濟成長都讓中國望塵莫及。鄧小平承認大躍進與文革讓中國倒退了數十年,中國已經遙遙落後。鄧小平對經濟成長採取務實做法,關鍵則是他願意接受更為自由化、順應市場的經濟政策。對於自己的務實做法,鄧小平有一段名言:「黃貓、黑貓,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譯注:「黃貓」在流傳中變成「白貓」)他也為中共擘劃了一個新角色,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正確性仲裁者,而是與國家機器一起轉向技術官僚化、專業化,納入更多專家與經濟計畫人才。

鄧小平的第二個目標是重建黨的運作機器。不難想見,文革之後,中國民眾普遍對中共心存懷疑鄙夷。中共掌權近三十年,帶來的破壞更多於發展,黨內派系對立與政治鬥爭也重創了黨的治理能力。鄧小平著手整頓黨的組織,他為了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改革聯盟,將幾位改革派官員如趙紫陽、胡耀邦與陳雲擢升至政府與黨的高層。黨內就算還有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也被他投閒置散。鄧小平還推行一種更分散、更集體化的政治決策風格,並加以體制化,試圖根絕毛澤東時期主導黨內政治的個人崇拜。

第三項目標,中國的新領導人特別重視穩定中國社會。穩定性攸關威權政權的治理能力。對中共而言,維持穩定對於中國的現代化至關重要,特別是有鑑於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內戰動亂,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發展災難。威權體制想要達成穩定性,一種做法是鐵腕統治;因此中共也保持鎮壓的能力,尤其是透過黨對於軍方與國家安全機構的掌控。

然而,鄧小平也體認到經濟績效正當性十分重要,可以為政權提供政治權力,同時也是社會內部政治與經濟穩定性的關鍵要素。如此一來,一九七八年之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績效正當性——特別是經濟績效正當性——置於發展計畫中心。本書探討的其他發展亞洲威權政權,都試圖以推動經濟發展來保持社會與政權穩定,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將中國帶進發展亞洲的行列。

「四個現代化」運動是鄧小平改革願景的核心,全力推動中國農業、工業、科學技術與國防的現代化。很重要的是,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彼此關聯:中國的農業與工業發展有賴於引進現代的技術,這麼做也會強化中國的國防能力。為了加速在這四個領域的現代化,中國小心翼翼對國際經濟打開大門,採行因應市場需求的經濟政策。在許多方面,四個現代化運動都是對毛澤東時代政策的直接否定。

在鄧小平領導之下,中共對於經濟成長採行更關注市場的做法。雖然國家繼續負責擬定計畫與目標,但政府也將市場誘因與機制帶進經濟活動。中共並沒有完全揚棄社會主義計畫,而是容許市場機制與國家部門一起運作。一段時間之後,政府逐漸從經濟領域的制高點撤退。

鄧小平也採行更為開放的國際經濟政策。他反轉毛澤東閉關自守的立場,將中國經濟帶進國際貿易、投資與資本流動,同時也為中國引進外國新科技。儘管中共政權仍然對國際資本與外國影響心懷疑慮,但它瞭解中國如果想要加速發展,就不能繼續對世界關上大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出雄心勃勃的改革計畫。計畫第一階段著重農業改革與廢除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權在法理上仍然屬於國家,但是實質控制權交還給個別農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意謂農戶負責自家的農業生產,不必透過集體機制或公社。政府持續訂定生產目標,但收購價格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提高。包產到戶容許農民將超額收成(超出生產目標或收購目標)賣到公開市場,這種做法有助於促進農作多樣化,鼓勵對高效率農業科技的投資。 一九八三年,改革起步僅僅五年之後,幾乎全中國的農戶都加入包產到戶體系。改革初期,生產力與農民收入都有所增加。

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共以相當類似的方式改革工業部門。在國家訂定的計畫之外,政府容許另一個平行的市場體系(譯注:稱為「價格雙軌制」)。企業主管對於生產與定價負起更大責任。一如包產到戶體系,超額的生產成果可以不受管制的價格出售,企業因此會相互競爭。來自「計畫外」利潤與營收的吸引力,促使企業投資於高效益的產能、採行創新的技術,以獲取競爭優勢。

市場機制的引進激發了蓬勃的創業活動,新公司一一成立。儘管國有企業仍然主宰中國的工業部門,但是非國有企業的工業生產力突飛猛進。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年,非國有企業占整體工業產值比例從二一.五%上升至四四%。同一時期,鄉村地區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占比也增加超過一倍,從九%到二○.五%。來到一九八四年,中國零售消費的產品與服務約有五成來自非國有企業。

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發展願景相比較,鄧小平改革計畫最激烈的變化在於反轉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鄧小平的改革讓中國開門迎向全球經濟,試圖將中國內向型的成長模式轉變為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類似東亞地區其他發展型國家的工業化早期階段,中國在海岸地帶主要城市建立經濟特區,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並為中國企業提供出口基地。一九七八年中國得到的外國直接投資幾近於零,到一九八四年已增加到將近十五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讓策略性產業的合資企業得以成立,也為中國各地的公司與工廠帶來商機,將產品賣到全球市場。

因此不足為奇:中國的國際貿易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快速擴張,十年間從二百億美元增加到超過一千億美元。中國的出口更是成長為五倍,從一百億美元增加到五百三十億美元。中國大器晚成,對國際貿易與投資敞開大門之後,終於「加入」發展亞洲的行列。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並不等於將整個中國市場化,政府制定的生產與收購計畫仍然是中國經濟的核心。中共並沒有完全鬆綁對物價機制的掌控,也沒有放棄執行生產配額制度的管制權力。鄧小平的改革是在計畫經濟之外,平行引進市場機制。

國家的角色並沒有縮減。舉例而言,國有企業的規模仍然是龐然大物;公營銀行對於控制、主導信貸與國內投資仍然大權在握。勞工流動性與企業僱用、解僱員工仍然受到國家管制。政府的確提供了市場定價等誘因,但只限於超額生產。在這些層面上,中國一九七○年代晚期的經濟改革代表改革者逐漸「走出計畫經濟」,但是並無意取代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相較之下,東北亞堅定不移、堂而皇之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儘管如此,鄧小平的改革依然是與毛澤東年代的社會主義發展背道而馳。來到鄧小平時期,生產力與消費上升;貧窮程度大幅下降,尤其在鄉村地區;農戶收入從改革初期就頗有起色;通貨膨脹受到控制,物價維持穩定;愈來愈多鄉村勞工到城市、鄉鎮的企業與工廠就業。中國也維持貿易差額順差。從一九七八年開始,中國經濟每年成長近一○%,與亞洲其他強勁的發展型國家並肩齊步。簡而言之,鄧小平改革計畫的早期經濟成果可圈可點。

丹.史萊特,研究專長為民主與獨裁的政治與歷史,特別專注於東南亞地區。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及社會系,擔任該校國際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為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擔任幾個國際組織的顧問,例如自由之家、經合組織與世界銀行。著有《建立秩序的權力:東南亞的抗爭政治與威權體制》(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黃一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國際副校長,曾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涵蓋比較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學,對亞洲民主轉型有深入研究。著有《生技賭注: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創新與限制》(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健康的民主國家:臺灣與南韓的社會福利政治》(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書名《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
作者:丹.史萊特(Dan Slater)、黃一莊(Joseph Wong)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4年5月

留言評論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