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台灣女性的困境──一個女性的社會觀察

蔡采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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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薛恩鮑姆(Claudia Sheinbaum)在墨西哥總統大選中,以壓倒性的勝利成為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這也被視為墨西哥往兩性平權跨出的指標性一步。儘管如此,在選舉期間仍有多位女性候選人遭殺害,甚至就在其當選後也有女性市長遭殺害。根據統計,墨西哥2016─2022五年間「殺害女性(femicide)」的比例逐年攀升,該國每天平均就有超過10位女性遭到殺害。無獨有偶,賴政府,被批評女性閣員佔比不高,在內閣提高女性佔比後,又被批評提高女性閣員比僅是為了美化性別平權數字。也因此,衍伸出筆者的疑問,難道女性成為國家領導者,國家就達到兩性平權了嗎?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台灣是亞洲性別平等排名第一的國家,也是選出亞洲第一個並非出生政治世家的女性總統的國家。台灣兩性平權的議題中受到國際肯定,儘管如此台灣女性在社會中仍受到許多困境。在討論平權議題時,社會中不乏出現「那就等女性也當兵再說」、「女性自助餐」等去脈絡化不理性的聲音。本文筆者將從自身觀察出發針對性別歧視及對女性不友善的社會環境進行探討。

男性說教在社會中無所不在

首先是男性說教這件事,這些「男性指教」許多時候,其緣由多是來自於男性自身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針對「他們想像下」的女性特質對於女性進行批判。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就連時下年輕人熱門的平台,在其街訪的影片中當女性受訪者提及「我看的懂棒球」,隨即就被男性主持人出考題,考考該受訪者是不是真的「懂棒球」。因為在刻板印象中女性不會對球類運動感興趣,對於棒球規則自然是不熟悉。反過來說倘若今天街訪的主持人訪問的對象是個男性,在受訪者回答對棒球的喜愛後,主持人還會這樣進行「懂棒球的隨堂考」嗎?

說教多來自於「資格」與「權力」而男性說教則涉及社會賦予的「特權」認為他們有資格給予他人「建議」,且本就應該獲得讚賞。最經典的男性說教案例為2008年作家索尼特(Rebecca Solnit)的文章,她提到宴會中的男性向作者索尼特介紹她的作品,在旁人不斷提醒索尼特是作家,好一陣子之後才意識到。

所以男性真的懂比較多嗎?還是因為偏見、歧視、與刻板印象,自認為懂得比女性多?因為社會的權力框架,女性成為被動的聆聽者,而被罔顧選擇或發表意見的權利,陷入「聆聽困境」。在這樣的權力背景下,使男性說教的情況無所不在,也造成女性的經驗與生命歷程遭到忽視。

社會結構成為影響女性的關鍵

相關不友善女性的處境不單是在運動的場域,在政治場域亦是如此。許多時候位居高位的政治人物男性也明顯多於女性,或許會有人主張「女性本身就對政治議題不感興趣」。筆者認為這樣的主張不能作為政治環境中女性政治人物較少的歸因。

因為從社會結構觀察,這可能正是源自於社會環境影響的結果。從性別刻板印象的角度來看,有許多說法會認為「政治工作不是女性適合的場域」,就算政治場域中有著女性的身影,也多是被賦予的是協助男性的角色。會有這樣的結論並不僅是筆者對於社會觀察的主觀認知,從認知心理的角度出發「多數人認為男性特徵是有能力的、聰明的、有自信、獨立的;而女性特徵被認為是和善、真誠、會幫助人的。也因此在政治領域中,男性特徵被認為是需要具備的能力,而同樣的這些特質也被選民所期待,也因此女性在政治領域中倘若要成功,就會被要求要展現出男性特徵,有了男性的特徵才有機會在政治領域持續追求更高的成就。

此外,社會中對女性的期待是可以成為一個好母親、可以好好帶小孩。甚至多數時候在結婚生子後,便會失去自身的主體性,都被稱為某某媽媽、某某太太,而不是女性本身,唯有女性特質在社會結構中能夠不依附男性,獨自被視為成功要件,女性經驗能被社會重視、肯認,創造屬於自身的標準,社會前進的方向才會真正使女性擺脫既有的桎梏。

追求性別平權仍需持續前進

以上筆者所提的問題,或多或少都與社會結構有關。社會結構無疑成為女性發展最大的困境與最需要打破的天花板。回到一開始關於內閣性別比的討論,筆者並不認為賴政府提出提高女性閣員比例僅是一種為了追求政治正確、形式上的敷衍。因為提高女性閣員的比例具有實質意義,代表肯定女性同樣具有優秀的能力,唯有不斷的追逐與奮鬥,讓這樣的比例成為常態,才可漸漸打破社會上的刻板印象及結構,直到某天女性在各種職位上代表的不是社會的「進步」,而是日常,台灣性別平權的追求現在仍還在路上,我們仍需持續前進。

作者為台灣智庫研究部副研究員、陽明交大傳科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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