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需有更清晰的綠能產業發展論述

趙思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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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碩董事長童子賢6月27日出席論壇,針對台積電3年內預計增加100億度的用電量,屆時將占全台用電約12%,而童子賢再次強調「台積電不是吃電怪獸」,台灣仍須在核能與綠能發展間取得平衡,滿足全台的用電需求。他認為,綠能有間歇性發電的致命傷,太陽能發電在一天之內起伏很大,是不穩定的間歇性能源,且台灣深夜用電仍為當日尖峰的60至70%,因此夜間需要基載電力60至70%,以綠能間歇性發電的缺點,無法承擔、穩定基載電力。為此,童子賢提出一個發電黃金比例:3成綠能、3成核能,及4成火力發電。

筆者無意對擁核和反核進行爭辯,而是針對綠能和核電在台灣的真實發展和童子賢的認知進行討論和分析。

新增核電廠是不可能的任務

首先,就核電的占比方面,根據台電的統計數據,2023年台灣核電發電占比為7%,而該數據是已關停核一和核二廠的結果。若要把核電拉高到30%的發電比重,除了修法保留現有的核三廠,還要恢復核一、核二廠運作外,更要另外再新蓋2座核電廠,總座數到5座以上裝置容量,才能符合30%核電發電量的期待。這在當前的台灣,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甚至是政治自殺。

光新蓋核電廠的可行性研究和選址階段,即是一個核彈級的政治議題;更不用提,若新核電廠真能順利進到環評階段,會引發多激烈的社會爭端和政治風波,無論任何一黨主政的地方縣市,來自地方基層的壓力必定相當巨大。這在可見的未來10至15年都是難以想像的挑戰。不難想見,核電發電比3成的目標,即便換國民黨主政,都會是空中閣樓的泡影。

其次,在台灣再生能源的結構方面,依照經濟部能源署統計,2023年台灣再生能源發電種類占比9.9%,其中主要以光電為主(4.58%),其次為風力(2.20%)、慣常水力(1.40%)、廢棄物(1.20%)、生質能(0.08%)、地熱(0.01%)。

在經濟部的規劃中,政府仍會全力發展再生能源,並以太陽光電及離岸風電作為主要發展項目,並於2025年達成太陽光電20GW及離岸5.6GW的裝置容量目標,藉此推動產業升級,增加就業及促進在地發展。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在光電部分,2023年5月底立法院通過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規定,新建(建物)達1000平方公尺(303坪)一半面積須蓋光電,藉此提高新建大樓的太陽能發電自給率,減少對傳統火力發電的依賴。

在風電部分,目前陸域風機的裝置容量近900MW(約略為核三廠一號機組的裝置容量);離岸風電上,能源署則估計,2025年台灣離岸風電的裝置容量將達到5.6GW,約為3個墾丁核三廠的裝置容量。其中,離岸風電第二階段遴選的風場也在近日紛紛傳出好消息,許多風場將在今明兩年陸續完工併網,5.6GW的目標應可達成。

再生能源的經濟溢出效果遠比核電更大

吾人認為,在討論核能或綠能孰輕孰重之際,包括童子賢在內的社會大眾似乎都忽略,過去8年民進黨政府全力發展再生能源的另一個附加價值,就是創造龐大的就業和產業商機,這是發展核電所難以帶動的「溢出效果」(spill-over effects)。畢竟台灣不像韓國、日本、法國和美國,擁有完整的核電產業供應鏈及具跨國管理能力的重工業企業。

綠能產業最直接的溢出效果,就是投資帶動效應。今年3月,經濟部統計,政府的能源轉型帶動超過百億美元的外資投資,其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來台投資金額近5年增加71.4倍,對台灣的產業升級轉型、創造龐大就業機會,帶來相當直接的正面效應。

若對比核電和綠電的產業及就業溢出效益,外界不難發現,無論是人員操作、國內產業供應鏈、地方就業機會和薪資提升等等,綠能帶動的直接和間接效果皆遠比核電高。尤其在美國CCA碳關稅及歐盟CBAM啟動後,台灣每百美元出口就有21美元將面臨碳關稅規範。因此,社會大眾對綠電的發展價值應要從產業發展及國內就業來思考。

台灣綠電應用協會估計,連同台積電、聯電等半導體大廠,台灣已有31家企業加入RE100,營業額合計超過5.8兆元,直、間接就業人數分別達21萬人及53萬人。就筆者與人力仲介公司訪談發現,諸多從事再生能源產業的職員和技術人員平均薪資,絕不亞於主計總處統計的平均薪資(5.8萬元),甚至更高。顯見,過去8年台灣發展再生能源的效果已有成效,且受益人數逐年增加。

再者,就能源安全考量,再生能源是「去中心化」的發電來源模式,與傳統能源(火力和核能)的「中心化」發電模式具有明顯的差異。以風電為例,一支風機損毀,並不損及整個風場發電量的運作;然而,一座火力或核電的發電機組一旦發生事故,非常有可能造成區域的大停電(2021年興達發電廠停機事故就是最典型案例)。就發電風險分散效應上,再生能源則遠勝於傳統能源的安全係數。

賴政府必須要有更清晰的能源及產業論述

即便再生能源儼然成為全球發電的趨勢。然而,吾人也觀察到,自賴清德總統上台後,國內諸多再生能源業者對新政府的能源政策已從原先的樂觀轉向觀望,尤其倡議核電的童子賢加入「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任副召集人後,更引起產業界的諸多揣測,是否賴政府在能源政策上,將走向「英規賴不隨」之路?即便總統府已澄清,童子賢的話並非總統授權,但至今賴清德總統對能源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關係為何(不只是核電或綠能之爭),仍未有一個清楚的論述或政策指引也是一個事實。

是故,倘若「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能在能源及產業政策的關聯性上有一個更清晰、更權威,且口徑一致的路徑方向,對於國內外在台灣能源產業的投資和發展上,必定有更深一層的助益。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研究能源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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