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紹馨的難題—重讀〈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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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孔邁隆榮退想到陳紹馨

近日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孔邁隆（Myron Cohen）來台，特別到美濃這個他做了幾十年田野的地方退休，許多當年田野報導人的子女也都到場，相當感人。孔邁隆教授最為人稱道的是1960年代在美濃進行田野調查，日後並持續保持與美濃社區的互動。此次會在美濃退休，反應他對美濃的深厚情感。他1960年代的研究成果匯集在1976年所出版的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在很長的時間被認為是紀錄「中國農村」家族變遷的經典，當代臺灣客家學也常以這本書作為重要起點。

孔邁隆並不是以台灣作為田野的特例，在1950年代到1980年間，在海外學者無法進入中國的情況下，臺灣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者重要根據地。在孔邁隆前後至少就有傅瑞德（Morton Fried）、葛伯納（Bernard Gallin）、武雅士（Arthur Wolf）、郝瑞（Stevan Harrell）、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美國重量級人類學者在臺灣進行田野調查，並產生相當多可觀的成果，並且也成為相關領域的重要學者。

就在約略孔邁隆在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的同時，1965年臺大文學院舉辦了一場「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中的地位」座談會，是1949年後台大第一場以臺灣史為主題的研討會。時任台大社會學系教授的陳紹馨發表了著名的〈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臺灣〉（以下簡稱實驗室）一文，力主台灣研究的價值，並強調不要將臺灣單純視為中國社會的代替品，而應視為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的實驗室。

陳紹馨立下台灣研究的新範式

相對於他其他被歷史淹沒的著作，這篇短文由於觸動了多樣的知識與社會課題，在很長時間內成為各方對陳紹馨的主要記憶，也在臺灣研究的推動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同時期以及較晚的人類學者如凌純聲、李亦園與陳其南認為這篇文章提供針對臺灣漢人進行人類學研究的理論基礎。1970年代在他過世十多年後，時任聯經出版社編輯、研究臺灣日治時期歷史的林載爵則是在看過這篇論文後，決定編輯出版陳紹馨唯一傳世著作的《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1990年時任中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的徐正光則以這篇論文作為卸任演說的主題，強調臺灣研究的主體性。在90年代特別是社會學界，包括甫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柯志明教授等學人，也廣泛地以這篇論文為基礎，探索台灣社會特殊性與臺灣研究主體性。可以說在臺灣研究的正當性建立過程中這篇論文產生一定程度催生作用。

這兩個看似平行線的事件其實有微妙的交集。陳紹馨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對話對象不僅是台灣學界，更是這批從歐美特別是美國來台的社會科學家。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一生致力於臺灣研究的陳紹馨所面臨的兩難局面：一方面在臺灣學院中臺灣研究受到明顯的忽視甚至蔑視，同時也面臨各種禁忌而難以進行。無論是所帶入的資源、賦予臺灣研究的正當性以及現代社會科學的觀念，來自歐美頂尖機構的學者的關注提供了臺灣研究提供非常大的助益。

但另一方面，這些學者來臺灣主要目的不是基於對臺灣本身的興趣，而是在無法進入中國下找尋代替品的企圖。以美國人類學界而言，當時的主流思維是將臺灣農村視為靜態的中國傳統社會代表，試圖從中挖掘中國社會的根本邏輯。這個思維型塑了包括孔邁隆在內許多學者在田野地的選擇以及研究問題意識的建構。陳紹馨深刻關注這個發展，也與包括葛伯納與傅瑞德等學人有許多合作研究，被視為少數能與這些學人對話的臺灣學人，深知他們所抱持的代替品思維。

陳紹馨陳述臺灣研究的雙重困境

在〈實驗室〉文中，陳紹馨論證臺灣研究如何可以不僅是「中國社會」研究更是更普遍社會科學的一個正當課題，而提出應將台灣視為現代化實驗室而非代替品的呼籲，除了利用這場難得的臺灣史盛會向國內學界喊話外，所對應的更是也是回應這批美國學人的問題意識，能將臺灣研究的課題更拉回臺灣自身社會變遷的動態過程。

換言之，陳紹馨這篇文章所要面對的，除了當時國內對臺灣研究極不友善的學院環境，隱而不顯的則是學術後進小國在知識發展上所面對的難題。表面上來看，在日後的發展下，陳紹馨的具體論述一定意義上已「功成身退」。在臺灣學院環境中，從90年代開始在學院內外的努力下，臺灣研究的正當性日益確立，也日益在學院中制度化，產生許多在地學人的重要成果。而在海外的臺灣研究方面，固然許多當年來台進行研究的學者開始反省當年的預設，而更面對臺灣本身的脈絡。

但另一方面陳紹馨面對的難題，卻在強調學術國際化的當代以不同方式顯現。在英語出版成為學院中評量成果的主要判準之下，臺灣研究較不容易得到英語世界期刊或出版社青睞，連帶也影響了很多領域的學者進行臺灣研究的意願。另一方面，即使在英語世界中得到肯定的臺灣研究，往往也必須建立在當時相關學門內主導性的理論、方法與問題意識，以臺灣做為案例來映證某些理論，而未必能充分回應臺灣的歷史或社會脈絡。這個陳紹馨當年面對的兩難，可說仍然一定程度盤繞在臺灣人文社會學科的上空。

近年隨著中國重新走向封閉、中美對抗下地緣政治的新格局，加上臺灣自身在全球政治經濟中角色的躍升以及社會文化的激烈變化，臺灣近年獲得海外學院更大的關注，也有更多海外學人投入臺灣研究。至少筆者感覺在疫情結束解封後，各領域來訪的海外者學者可說絡繹不絕，也遇到更多來自各地以臺灣為研究課題的研究生，加上臺灣長期累積的成果，臺灣研究又迎來一個可以站上國際學術舞台的重要機會。在今日臺灣研究的根基比陳紹馨時代好得太多：不僅不會再被當成中國代替品，而學術社群也有能力能更直接地與海外學術社群對話，這自然是臺灣研究難得的機會。

但作為學術上的小國，如何拿捏自主知識發展與回應國際學術趨勢的兩難，仍有相當的工作需要進行。借用陳紹馨在1940年代評論《陳夫人》一書時對台灣文學的期許，從資源分配、學術社群建構到各種跨國研究計劃的發展，能否讓臺灣研究能從「以臺灣為題材」的研究、「與台灣有關的研究」蛻變成「從臺灣而生」的研究，攸關臺灣研究接下來長遠的走向與世界中的定位。在這個新的脈絡意義上，陳紹馨半世紀前的思索也可以提供一定參照與反思。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