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的權力論述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從傅柯逝世四十週年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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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法國思想界巨星傅柯（Michel Foucault）於1984年6月24日過世，距今四十週年。傅柯在他三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留下巨量的思想遺產，穿越古希臘、羅馬、早期基督教到現代文明，縱橫哲學、歷史學、語文學、醫學、科學等領域，影響遍佈當代文學、文化、社會、政治、性別、教育、電影等研究領域。柯已逝世四十年，但傅柯思想的開採、傳播與闡述仍未停止。也沒有人能確定法國國家圖書館裡還儲存多少傅柯尚未公開發行的手稿，畢竟性史第四冊《肉體的懺悔》（Les aveux de la chair）的法文、英文與其他語種的出版不過是晚近六年內的事。

傅柯已逝世四十年，但傅柯熱仍未消退，「柯粉」仍未退散，至少在台灣是如此。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就在今年的4月25、26日舉辦「域外與拓路：傅柯逝世四十週年紀念圓桌暨學術研討會」，而傅柯一直以來都是哲學、外文、社會與文化學門研究所課程的常客，筆者和學界不少友人都開設過傅柯專題討論。

台灣的出版界過去這十年間在書市低迷的形勢中逆風而行，出版數本經過嚴格編審與譯注的傅柯著作法文直譯中文版，從《古典時代瘋狂史》、《監視與懲罰》（一版七刷）、《臨床的誕生》（二版三刷）、《性史》一、二冊、《性事論述的12堂課》到《知識考古學》，以及春山出版社接連在2022、23年出版的兩本大部頭的傅柯傳記《傅柯》（迪迪耶·艾希邦著、尉遲秀譯）與《傅柯的多重人生》（大衛·梅西著、陳信宏譯）。

上述的這些趨勢在一個不斷宣告「理論之後」或「理論已死」、以及人文學科無用論或面臨重大危機（如果不是瀕臨滅絕）的時代堪稱異數，也許連「傅柯與我們所處的時代」都可能是個異數、不準確甚至錯誤的命名：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與」所代表的相關性或親近性，極可能蘊含著需要被探究的差異、不一致或矛盾。

法國《文藝雙週刊》（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在1967年7月1日刊登了莫利斯．翁希（Maurice Henry）一幅包含傅柯、拉岡、李維史陀、羅蘭．巴特等人看似在野餐的漫畫，被後人稱為「結構主義者的野餐」。畫中的傅柯滔滔不絕說著話，一旁的拉岡滿臉狐疑斜眼看著他，李維史陀低頭看著手中的文件，巴特則帶著憂鬱的眼神若有所思。

這幾位大師除了李維史陀之外，顯然都是「被結構主義」。即便傅柯在六〇年代末期、七〇年代初期的代表作《事物的秩序》和《知識考古學》探究話語與知識生產的結構，拉岡也說「潛意識像語言依樣被結構化」，這幾位大師在結構主義的陣營裡完全不對盤，恐怕是各自表述、同床異夢。

事實上不管傅柯願不願意，他不只被「被結構主義」，也被後結構主義和被後現代主義，歸屬或標籤化的情況顯然比我們所知道的更複雜。當「我們」宣稱在讀傅柯的時候，我們是否清楚讀的是哪一個傅柯？很容易圈粉的傅柯是否被誤讀和過度消費？

瘟疫、隔離、全景論（panopticism）

在過去幾年——我們又如何確定已經過去？——COVID-19疫情期間，在有關疫情的思想論戰裡，傅柯大概是除了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之外最常被引用的，阿岡本本人自己早在2020年2月疫情初期就參戰（傅柯當然沒有這個機會），陸續加入戰局的還有南希（Jean-Luc Nancy）、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紀傑克（Slavoj Žižek）、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見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

在這樣的時代脈絡裡，我們不難想起傅柯在《監視與懲罰》第三部第三章「全景論」開頭描述十七世紀末城市發生瘟疫時採取的隔離與監控措施；有人讚嘆傅柯的睿智遠見，認為那段文字簡直就是COVID-19疫情穿越時空的忠實寫照。

根據傅柯的描述，在城市實施隔離期間，所有人必須待在家中，接受街管定期巡邏、檢查和記錄，違者處死。食物與物資採購與運送都受到嚴格管控，隔離檢疫數日後進行全面淨化。簡而言之，這是一個封閉、被阻斷的空間，每一處、每一個個體都被固定，一舉一動都受到控制。

這種瘟疫期間的緊急措施事實上反應了一般形式的規訓，也就是說，多重分隔、個體化配置和深入的監視與控制不只應用在瘟疫的緊急狀態，也適用於非大傳染時期的權力部署。畢竟權力對傅柯而言，從不是侷限在單一的權力機構與掌權者，而是關乎特定的權力策略與目標。

當我們看到《監視與懲罰》裡的這個片段，也許會大讚傅柯著作的時空穿越。但是這樣的轉譯恐怕需要有更細緻的思辨或概念化的工作，特別是我們考慮到持續變種的病毒和詭譎的傳染途徑、不同國家與地區的醫療體系的差異、在不同的疫情階段採取的不同措施。這些體制、技術和物質條件以及權力運作的特殊性和差異性，應該都是我們企圖轉譯傅柯著作（或任何一個思想體系）時不容忽視的。

監視與規訓

瘟疫或大傳染期間的全景監控反映了現代社會的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那是傅柯整個一九七〇年代著作（特別是《監視與懲罰》與《精神醫學權力》）與講學的核心議題。

韓炳哲在他的《倦怠社會》裡指出，傅柯的「規訓權力」已不適用於描述當今否定性或他者性已經消失的時代；他認為當前的權力運作是透過肯定性的刺激（如同耐吉的“Just do it”），而不是否定性的禁止與壓制。韓炳哲對於傅柯權力論述的詮釋恐怕是流於片段，沒有掌握「規訓權力」細緻的面向，在不同權力模式、肯定與否定之間設定了欠缺論證和事實基礎的二元對立。

到底傅柯談的「規訓權力」所指為何，有多適合或多不適合描述我們所處的時代？即使傅柯的《監視與懲罰》與《精神醫學權力》分別以全景（或可譯為「敞視」）監獄和精神病院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只要有訓練歸順的、有用的、具有生產力的的身體和行為的目標，就有施展規訓權力的場域：包括監獄、病院、教會、學校、工廠甚至家庭。

規訓權力主要透過層級式的監視、標準化的制裁和綿密的檢查，把個體轉化成可控管的對象，一舉一動都嚴格的評判和記錄，懲罰機制則在一旁隨時準備介入。用傅柯的話來說：

[監視]發展成一種多重的、自動的及匿名的權力；爲如果監視確實是落在個體身上，其運作方式則是一套由上至下關係網絡的運作方式，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包含著由下至上及水平的方式；這套網絡讓整體維持著，並起完整地讓互相依賴的權力作用貫穿其中：監視者永遠被監視著。（《監視與懲罰》339）[王紹中譯，時報出版社，2020]

傅柯的規訓權力分析總是強調無所不在、多方向的、匿名性的凝視網絡，如同在他所分析的全景監獄裡被監控者無所遁形，監控者的身份和權力位置隱而未現。這也是一套身體、身份和行為的標記和分類體系（如同學校將學童表現分為「優良」、「好」、「平庸」、「差」、「丟臉」），將個體建構成可分析的客體，各式紀錄、文件、報告與檔案也應運而生。

這種監控和規訓儼然是一套自動化機制，符合「最小開銷，最大效益」的資本主義精神，那也是一套挑動人們的超我（superego）的自我監控和剝削機制。精神病患、囚犯、幼童、勞動者（特別是不穩定的勞動者）⋯⋯無一倖免。即使學者也無時不刻監控自己的學術表現或「產值」符不符合評鑑規定，逃不開學術全景規訓權力的網羅。

當演算法成為最強大的監控和治理模式，我們似乎很有理由宣稱我們活在一個「數位全景論」或「數位極權主義」的時代：如果連使用電子支付都可能導致個資外洩甚至被竊取，我們還有什麼可以隱藏的？從傅柯的權力論述（特別是全景論）來看，監視和規訓權力無所不在，也越發多樣、細微和擴散，更難以抵擋，但大家別忘了他也曾說過「有權力的地方就有反抗」，更為日常的反抗，身體的使用、性別展演、慾望與快感⋯⋯都是反抗的場域。

「全景論」依然是一個相當具有分析效力的概念，但我們如同麥特．哈納（Matt Hannah）思考它與「不完整的全景論」（imperfect panopticism）之間的張力，那是實踐反抗的意志、行動、慾望、想像的場域。（見“Imperfect Panopticism: Envisio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ormal Lives,” Space and Social Theory: Interpreting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ed. Georges Benko and Ulf Strohmayer, Malden, MA, Blackwell, 344-59）

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biopower and biopolitics）

傅柯思想對當代歷史學和醫學史、性別、批判教育等研究領域和其他人文學科發揮了重大且深遠的影響，其中當然不乏批判與反思。傅柯的歷久不衰也和過去一、二十年來生命政治議題受到普遍關注有著密切的關係。

傅柯在1974年里約熱內盧的一場演講首先提到“biopolitics”，他在後來的法蘭西學院的《必須捍衛社會》、《安全、領土與人口》、《生命政治的誕生》等講座和性史第一冊，都繼續闡述「生命政治」和「生命權力」這兩個概念。不過，其實傅柯並沒有持續且有系統地在他的講座和著作使用生命政治這個詞語。

《性史》第一冊最後的篇章「賜與死亡的權力和作用於生命的權力」（參照林志明譯作）算是其中的例外。該文寫作的年代比《精神醫學權力》講座和《監視與懲罰》稍短，但是比一系列生命政治講座（《必須防衛社會》、《領土、安全與人口》、《生命政治的誕生》）相近，看得出傅柯正在調整他從「規訓權力」到「生命權力」的權力論述。

然而，我們不應該把這樣的進展或轉折看成兩個本質不同的權力模式或歷史階段。規訓權力針對的是個體，將它們訓練成歸順的、有用的身體，生命權力瞄準的是整體人口，兩套權力運作相互支援，如同我們從傳染病流行期間的防疫措施所看到的。

根據傅柯在〈賜與死亡的權力和作用於生命的權力〉一文中的解釋，傳統的王權（sovereign power）是一種決斷生死的權力，源自古羅馬的家族父祖的形象它不算是一種絕對的權力只有當君王的存在受到威脅時才會行使是一種「奪命或給活」（“to take life or let live”）、占奪甚是去除人民財物、身體和生命的不對等的權力。

到了十八世紀中後期，新型態的生命權力逐漸成為主角。有別於傳統王權的「占奪」與「去除」，生命權力是一種「使活與給死」（“male live and let die”）的權力運作，為的是生命的鼓動、強化、控制、監控、優化、組織的權力運作，是對生命的投資與部署。如果發生戰爭，也會是以「人口」為名。

我們可以用傅柯在《必須捍衛社會》裡的一段話來印證和闡述何謂「生命權力」：

一種新的權力技術，但不是規訓技術。這種權力技術並沒有排除規訓的技術，而是包容它、整合它、局部修正它，更重要的是滲透它，鑲入既有的規訓技術之中。這種新的技術並沒有完全拋棄規訓技術，而是在不同的層面與尺度上運作，施展的場域和運用的工具也不同。有別於以身體作為對象的規訓技術，這種新的權力技術不是針對肉身的人而是活著的人。（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242，筆者自譯）

這樣的權力比以往的任何一種權力策略都要更細微、更擴散，也更具穿透力，能夠在生產、性取向、生活各個面向製造更為連續的效應。

生命權力透過警政科學、人口學、經濟學、醫學等學科運作，和自由主義治理密不可分，以身體作為部署、規範和計算，來極大化身體的效能和生產力。這也牽涉到人員、物質、空氣、食物⋯⋯流通的控管，執行權力的機構或代理人越來越多樣化，包括醫生、藥廠研發人員、生物科技專家、還有各式各樣給人建議、開導或開示的「生命專家」。

新自由主義與治理

談到這裡必須要釐清幾點。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的出現並不意謂著國家的消失，我們反而看到國家變得更具彈性，也會挪用生命政治策略遂行種族分化。但是同時我們也不應該把生命政治看成是一種本質上的惡，我們也不可能因為批判防疫措施，而整個否定醫療和公共衛生存在的必要，有病就要看醫生。

傅柯在他的《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一開始就指出，許多人批評他已經不談國家是一種誤讀，然後他帶著有些反諷的語氣說道，「你們說我不談國家，我們今年整個講座都來談國家！」

有趣的是，此講座雖以「生命政治」為題，卻極少提及這個詞彙而是把重心放在「國家理性」、「經濟人」和「公民社會」等概念。我們可以從這個講座看到傅柯從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開始轉向自由主義治理的研究。

傅柯深入探討（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歷史和哲學脈絡，新自由主義對傅柯而言不是一套經濟意識形態，而是牽動新型態的法律和政府的權力，打造新的國家角色、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新關係、新的國際政治，以及事物、資源、地理等的重新配置。這樣的研究取徑有助於我們思考新自由主義治理下「自由」的真相。

傅柯談的國家理性不是抽象的超越層次的理性，而是在實際的情境中進行部署和決斷，依據自由主義最小開銷、最高效益的原則，針對特殊狀況或者各種流動做出恰當的回應，食物、物資、通訊、情緒等各種不同層次的流動。

他提出「沒有本質的國家」的概念，強調國家不是一個普遍概念和自成一體的權力機構，國家其實是持續「國家化」（statification）的動態形體和效應，不斷修正和轉移財源、投資模式、決策中心、控制形式、在地權力關係等等。很清楚的，這樣的國家運作方式完完全全體現了新自由主義變色龍或九命怪貓的特性。

新自由主義不限定在經濟範疇之內，或者說他無限擴張經濟的範疇，涵蓋設計、婚姻、幼兒教育、犯罪學、大學等等。和新自由主義密切相關的是經濟人這個概念。現在的經濟人已經不單純是放任主義追求自己利益，但是不干預他人利益的那種經濟人，也許會更強調對環境變數的敏感度，以隨機的方式作出回應。

我們不禁要問，新自由主義生命政治裡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嗎？面對這個巨大的問題，我只能說，從自由到新自由主義有不同層面的自由，市場、私人財產、免於恐懼的自由和言論自由等等，但那些自由都不是無條件的自由，而是自由主義運作的條件，或者說，自由主義在給人們自由的同時，也在規範行使自由的條件。

我們如果把安全的問題帶進來討論，我們更會看到新自由主義的自由總是脫離不了恐懼和風險的治理。風險總是引發恐懼，因而更倚賴治理機器的運作，不管是統計數據、風險評估、疾病預防、社會常規等等，都成了新自由主義治理的技術。

當我們閱讀傅柯，我們讀的是哪一個傅柯？

有人也許會問：傅柯的生命政治或整體的權力論述對於當前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解釋、批判、反叛或背書？這個問題本身也許假定了某種過度簡化的肯定與否定的二元對立，而且也可能忽略傅柯談的新自由主義主要屬於二十世紀特別是二次大戰之後到雷根、柴契爾時代。

對於歷史特殊性的失察或無知，極可能造成過度普遍化甚至誤讀，如同本文一開始談到的《監視與懲罰》裡關於隔離的片段，也如同我們在閱讀和應用傅柯作為反精神醫學大將對於精神醫學體制權力的猛烈批判，不應該忽略他在有生之年未能目睹醫學思想和醫療體系的轉變與改造。

對於一個如傅柯這般兼具知性啟發與閱讀趣味的思想巨人我們所處的時代存在許多連結有待探索，其思想如大海浩瀚，我作為一個平凡的柯粉讀者只取一瓢飲，無意也無能掌控其思想全貌。一個傅柯，多種表述，如同柯粉也分很多種，但是避免過於急躁地妄下定論還是比較妥當。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