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平等的反思》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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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走向民主、環保、多元共融的社會主義

追求平等的戰鬥會在二十一世紀持續下去,尤其是站在對過去抗爭的記憶之上。如果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這個世界能出現朝更良好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平等發展的歷史趨勢,主要是靠著一連串反抗、革命與大規模政治動員獲致的成果,那未來也將是如此。我希望在這最後一章中,談談幾個在未來數十年中可能會促進改變的因素,頭一項就是未來的環境災難與全球性的國家與意識形態勢力競爭。我將特別著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壯大所帶來的挑戰。這是一種各方面都與本書主張的去中心化民主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專制國家模式,在我看來也更加缺乏解放精神,不過西方強權卻應該認真看待。即使西方強權堅持維護一種陳腐的超級資本主義,也很難確定他們能撐到最後。真正的替代方案是民主、參與式、聯邦式、具環保意識、多元共融的社會主義,追根究柢,這無非是在邏輯上延續了十八世紀末以來人們長期投入的平等化運動。為了讓每個人都能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為這場運動貢獻力量,我們必須發展以普世主義為宗旨的新型主權理論。

改變的力量:氣候暖化與意識形態抗爭

本書中提及的所有轉型,不論是關於福利國家、累進稅制、參與式社會主義、選舉與教育平等或者脫離新殖民主義,如果不是因為強大的集體動員與一些權力關係的作用,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歷史上,讓舊組織能夠被新制度取代的,永遠是抗爭與集體行動的力量。我們當然可以想像靠著成功動員大多數選民、憑著大膽的轉型政策綱領成功取得政權的和平演進。然而,我們從過去經驗看到的卻是大規模的歷史變動往往發生在危機、緊張拉鋸與相互衝突的時刻。在可能加快變遷速度的因素中,環境災難當然名列其中。理論上我們可以期待,在愈來愈多科學研究的支持下,這類災害即將發生的可能性足以喚起適當的集體力量。不幸的是,大概只有發生超越目前人類經驗且更切身也更具體的損害,才足以打破保守主義,並讓目前的經濟體系受到根本性的質疑。

在目前這個階段,沒有人能預測這類動員實際上何時會發生。我們知道地球暖化愈來愈嚴重,在二十一世紀結束前至少會比前工業革命時期上升攝氏三度,而且只有採取比目前為止設想過的方案還更積極許多的行動,才可能避免危機發生。如果全球升溫三度,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任何模型能夠預測所有可能發生的連鎖反應或是城鎮被海水淹沒的速度,以及某些國家會多快面臨沙漠般氣候。由於還有其他環境問題正在惡化中,好比生物多樣性正加速崩壞、海洋酸化或土壤沃度喪失,第一批大災難信號也可能來自其他領域。在最悲慘的假設情境下,信號來得太晚,來不及阻止國家之間的資源衝突,必須再等待好幾十年才有辦法進行想像中的重建。我們也可以想像未來幾波震撼人心的信號不斷發生,例如野火與自然災害,足以讓大家開始產生我們現在所期盼的意識,並進一步支持新的經濟體系與公權力干預,就像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一樣。一旦夠多人明白目前在他們每日生活中正發生的某些變化將帶來何種天翻地覆的影響,大家對(例如)自由貿易的態度或許就會幡然改變。我們也可以預見,人們對於與災難形成息息相關的國家或社會群體可能會產生敵意,好比美國的頂級富豪,當然歐洲與其他地區的富豪也不在話下。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有必要提醒大家,北方國家雖然人口有限(美、加、歐、俄、日合計約占全球十五%的人口),卻製造了將近八成工業時代開始以來所累積的碳排放量。其原因在於一九五○年到二○○○年之間,西方國家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已經十分驚人:在美國是每人二十五到三十噸,在歐洲約為每人十五噸。儘管前述排放量目前已經開始減少:美國在二○二○年代初期降至二十噸,歐洲則降至十噸,然而現實是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從二○○○年以前的長期低於五噸,到二○○○年到二○二○年間,每人每年的排放量已成長為五至十噸。從目前觀察到的歷程,這個國家恐怕會因為人均碳排放量的水準與西方國家一樣高,而達到他們至今從未企及的西方生活水準。確實,導致這些情況發生的部分原因在於,人們對暖化的意識有所提升,以及新科技的推出。然而,對於認為「綠色啟蒙運動」(Lumières vertes)很快就會降臨地球,地球就會有一條明確的出路可走的想法,我們必須提出質疑。事實上長期以來,幾乎從工業革命一開始,人們就懷疑化石燃料燃燒的速度愈來愈快恐怕會導致不良後果。雖然人們的反應十分緩慢,到目前為止也成果有限,但主要也是因為不論是國際或國內,牽涉其中的社會經濟利益相當可觀。要減緩氣候暖化並讓受創最深的國家(尤其南方國家)獲得財源來實施氣候適應措施,需要改變整個經濟體系與財富分配狀態,而這件事可以透過發展新的全球性政治與社會串連來達成。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只會有贏家,便是一種危險且麻痺自我的幻覺,必須盡快擺脫。

中國社會主義:完美數位獨裁政權的弱點

除了環境問題以外,國家與意識形態力量的對抗是可能加速政治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最關鍵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政體的變化,包含它的強項與弱項。除非發生意料之外的崩垮,中華人民共和國據說會在接下來數十年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強權,即使沒有人能預測速度多快、會維持多久。如果我們比較中國和西方國家現行的經濟結構,最驚人的差異無疑在於財產制,尤其是公有財產的份量。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公有資本(含所有層次的政府與自治團體)的占比接近七十%,當時正開始推動改革開放;接著在一九八○年代、一九九○年代一直到二○○○年代中期,此一占比明顯下降,自二○○○年代中期以後便穩定維持在全國資本的三十%左右(見圖三十九)。

圖三十九 公有財產占比的下跌(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
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公有財產(扣除負債的公有資產,包含所有公共自治團體與所有資產類型,例如企業、建物、土地、持份與金融資產等)在財產總額(即公有與私有財產的總和)中的占比約為七十%,自二○○○年中期之後穩定維持在三十%左右。在一九七○年代末的資本主義國家,此一占比約在十五%至三十%之間;二○二○年時幾近於零或為負值。
來源與數據:piketty.pse.ens.fr/egalite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財產私有化的發展在二○○五年到二○○六年左右停止了,從那時起,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的平衡幾乎不曾再改變。由於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資本自然會以不同形態持續積累,大家開始整治新的土地、興建工廠與高樓,一切都以超高速運轉。政府持有的資本也很單純的跟私人資本一樣,以差不多的速度成長著。如此看來,中國似乎穩定維繫著一套可以稱為混合經濟的財產結構:這個國家不再是真正意義的共產國家,但它也不是澈底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其公有財產略略超過財產總額的三十%,當然這個占比連半數都不到,但已是非常有份量。持有全國將近三分之一的財產讓中國的公權力有相當多機會可以干預投資地點與工作機會的開設,並左右地區發展政策。

然而我們要請各位注意,平均三十%左右的公有資本占比掩蓋了資產類型間的顯著差異。一方面,住宅不動產幾乎完全被私有化了。在二○二○年代初,政府與企業持有的房屋存量不到五%,房屋成了有財力的中國家庭絕佳的私人投資標的,再加上金融儲蓄的機會有限、公共退休金制度經費不足的情況,不動產價格因此飛漲。與房產占比相反的是,現在政府持有的企業資本總額(所有上市與非上市公司合計,不分規模與部門)達五十五%到六十%左右。這個占比自二○○五年至二○○六年以來幾乎沒有改變,見證了國家緊密控制生產體系,甚至是加強控制大型企業。我們也觀察到外國投資人持有企業資本的占比顯著下降,被中國家戶持有的占比所填補(見圖四十)。

圖四十 中國的企業財產(一九七八年至二○二○年)
二○二○年,中國政府(含所有層級的政府與地方自治團體)持有全國企業(含上市與非上市公司,不分規模及部門)資本總額的五十五%左右,中國家戶則持有三十三%,外資持有十二%。外資持有占比自二○○六年起下降,家戶持有占比則上升,中國政府的占比則穩定維持在五十五%左右。
來源與數據:piketty.pse.ens.fr/egalite

除了混合經濟的結構與國家對企業的強力控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北京政權喜歡如此指稱自己)的另一項重大特徵,顯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導地位。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年擁有超過九千萬名黨員,相當於全國成年人口的十%左右。從當局每天透過《環球時報》傳達的官方觀點顯示,政府認為中國式民主優於西方的選舉制度,因為他們的民主將國家前途交付給一批充滿動力與決心的先鋒部隊,他們既是萬中選一也能代表社會,而且整體看來比西方既平庸、三心二意又容易受影響的選民更加全心全意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然而實際上,這個政府愈來愈像是完美的數位獨裁政權,完美到沒有一個政府想仿效它。中國共產黨內部的議事模式讓人更難相信官方說法,因為外界完全無從得知實際狀況;相對的,人人都愈來愈明顯感受到在各社群平台上對人民的普遍監控、對異議者和少數族群的鎮壓、對香港選舉程序的粗暴干預,以及對臺灣民主選舉所施加的威脅。像這樣的政權能受到其他國家輿論(而非只有領導者)的青睞,可能性似乎不高。除此之外,中國還有貧富差距的急遽擴大、財富分配上著名的極度不透明,以及由此而生愈來愈濃厚的社會不正義感,而這種感受無法永遠藉由監禁和邊緣化某些人來平息。人口即將走向衰減的預測與人口老化加速,對這個政權來說同樣形成重大挑戰,而且可能會導致中國身為全球第一大經濟強權的地位在二十一世紀下半葉被印度取代。

儘管有這些弱點,中國社會主義還是有不少王牌可打。如果西方強權死守著過時的超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不放,我們就非常難確定它們能否成功控制中國政權日益壯大的影響力。在經濟面與金融面上,中國政府擁有可觀的資產,遠高於它的負債,因此不論是國內或國際上,它都有能力推動大膽的政策,尤其是有關基礎建設投資和能源轉型領域的政策。反之,我們很驚訝的發現,在二○二○年代初,西方主要國家持有的財產部位幾乎全都為零或是負值(見圖三十九)。由於政府會計無法平衡(可能需要最有錢的納稅人做出更多貢獻),這些國家開始累積公共債務,同時也變賣愈來愈多的公共資產,以至於公共負債最後略略超過了公共資產。我們得把話說清楚:有錢的國家還是有錢,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來到了歷史高點,沒錢的只有他們的政府。如果再這樣繼續發展下去,這些政府的資產可能會愈負愈多,在這種情形下,公債持有人擁有的將不只是所有公有資產(房舍、學校、醫院、基礎建設等),還包括從未來納稅人繳的稅金中收取一份的權利。相反的,就像同一批國家戰後曾經做過的一樣,我們絕對做得到加速消除公共債務,好比從最龐大的私人資產上課徵一些稅金,公權力就可以恢復一些運作空間。要做到這件事,需要人們意識到有許多可能的選擇與各種相關的政治與社會動員,但不幸的是,有鑑於保守主義氣氛瀰漫,這麼做有可能再度引發一些危機。

中國政權還有其他優勢。當氣候災害到來時,他們大概會毫不猶疑的把一切打為西方國家的責任。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中國總是逮到機會就提醒大家他們的工業化沒有依靠奴隸制與殖民主義,而中國自身也是殖民主義的受害者。這使他們面對全世界都認為永遠如此傲慢的西方國家時多了幾分底氣。西方國家總是急於在正義與民主方面對全世界指指點點,與此同時,卻似乎無法面對侵蝕其根基的不均與歧視問題,還會適時和所有對他們有利的專制統治者與寡頭達成和解。針對上述所有議題,回應專制集權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好方法便是推廣一種參與式民主社會主義,它是一種具環境意識的後殖民社會主義,更關注南方國家的狀況與西方國家的種種不平等與偽善。這種轉型也讓我們可以應對失速的新自由主義造成的問題,亦即二○○八年金融危機與二○二○年流行病危機所造成的加速衰退,而長遠來看這種衰退的背後原因,可以歸咎於雷根主義曾承諾去管制化後會促使的經濟活絡與成長最終落了空,導致一度聽信政府描繪美麗遠景的中層和平民階級開始嚴重懷疑全球化。當然一時之間,我們可能會害怕新自由主義被不同形式的新國族主義取代,像是化身為川普主義、英國脫歐或日益高漲的土耳其、巴西或印度國族主義,這些政治運動各有差異之處,但共同點是指責外部力量與內部各少數族群對國家遭遇的不幸負有極大責任。川普的失敗證明了這類政治風潮最主要的危險就是,可能導致社會一下子陷入激烈的認同衝突,並激起新一波租稅與社會傾銷浪潮,使最富有的人與製造最多汙染的人從中得利。事實證明,這些政治風潮都不太可能解決我們眼前的挑戰,從本質上來看,更可能會強化中國的專制集權社會主義,因為中國除了從民族主義得到養分,更有一個能提供資源去實現野心與目標的公權力作為靠山—至少目前是如此。

作者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研究主任,巴黎經濟學院(PSE)講座教授,倫敦政經學院國際不平等研究中心百年教授。

皮凱提22歲獲得倫敦政經學院及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任教,1995年返回巴黎,陸續擔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教授,巴黎經濟學院教授。2002年獲法國最佳青年經濟學家獎;2013年獲葉留揚森獎(Yrjö Jahnsson Award),是專門表彰對經濟學研究有重大貢獻的45歲以下歐洲經濟學家的重要獎項。

皮凱提專研經濟不平等問題。其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全球造成罕見的閱讀與討論風潮,將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議題推上公共論辯的高點。皮凱提並推動全球150名經濟學家跨國合作,累積資料與研究成果,形成不斷更新的「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ID.world),將全世界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現況及歷史演變資料於線上開放瀏覽。主要著作有:《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資本與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快來吧!》、《資本與意識形態:經濟學知識漫畫》。


書名《平等的反思》
作者: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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