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籃球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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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籃球迷而言，本屆奧運最大驚奇之一大概是日本男籃隊的表現。不僅48年來首次非透過地主國身分取得進入奧運資格，到了奧運現場也與法國對戰的難分難解，雖然最後在延長賽中落敗而未能進入八強，但已顯示出日本做為亞洲籃球新興強權能與歐洲國家在球場上抗衡的潛能。

而同為亞洲球隊，相較於中國男籃巔峰時期以姚明等超級中鋒為中心的球風，日本隊此次身高僅172公分的後衛河村勇輝在場上的精湛表現，不但讓很多人想起漫畫灌籃高手中湘北隊的宮城良田，也對較為矮小的亞洲運動員如何活躍在籃球場上提供了一個範本。

日本籃球近幾年整體的進步有目共睹，先是女籃實力的突飛猛進，接下來則是男籃的長足進步。箇中原因很多，筆者非體育專業，同時各界對日本籃球運動技術與訓練方式的變革的討論也已相當豐富，在此不再贅述。就筆者專長的日本研究而言，日本籃球發展特殊之處在於過去十年的重大的組織變革，也就是在2015年所展開的2024重整計畫（JAPAN 2024 TASKFORCE）。日本籃球組織轉型的過程，不管就組織發展或是日本社會變遷而言均具有相當的啟示。

日本籃球職業化所面對的困境

日本向來運動風氣興盛，各級企業也時興成立企業隊贊助體育事業並提升企業形象。企業隊與職業球團的差異在於選手在企業隊是以企業成員的身分聘用，從球場退休後則是繼續在企業工作。日本籃球專業化構想大約在1990年代開始出現，在2004年日本籃球協會也正式推動職業化，但進展並不順遂。根據日本運動作家大島和人的分析（《Ｂ．ＬＥＡＧＵＥ誕生 日本スポーツビジネス秘史》），日本職籃的亂流來自多重因素。一方面隨著日本經濟停滯，導致一些企業開始打退堂鼓，使得各界投入資源未若預期。另一方面籃球協會內部派系林立以及專業化不足也帶來嚴重的治理弊病，導致協會的選舉屢屢陷入亂局而無法真的進展。

特別是以學校校友為本位的生態，導致協會中派系鴻溝很難化解。而日本職業籃球聯盟也在無力統合下分裂成為bj聯盟與以企業隊為中心的NBL（日本籃球聯賽）兩個聯盟，對原本就已不受日本球迷青睞的籃球運動而言更是寫上加霜。相對於根基雄厚的棒球與後起之秀的足球，籃球在日本運動市場中日益邊緣化。

如同日本近代歷史上許多重大變革，改變籃球界僵局的並不光是內部的呼聲與力量，而是如同黑船來襲的「外壓」。在日本籃球的例子中，改革的動力來自於國際籃球總會（FIBA）的壓力。FIBA從2013年開始強力要求日本籃球協會進行改革，並下達最後通牒如果2015年6月之前未見改善將取消日本在FIBA中的會籍，同時日本在東京奧運的出賽權也會受到影響。

J聯盟靈魂人物川淵三郎開始整頓籃球界

FIBA所要求的具體改革內容包括職業籃球整合為單一聯盟，強化日本籃球協會的治理，以及強化日本男女代表隊。日本籃協由於深陷派系紛爭中，遲遲無法有效回應FIBA的要求。在FIBA的強力介入下，聯合產官與運動專業相關機構共同成立「日本2024計畫」（ジャパン 2024タスクフォース），試圖從外部徹底改革日本籃球組織。如果僅有國際的外壓，並不足以完全支撐日本籃球的改革，重要的還包括足球經驗的移植。在FIBA的介入下，邀請當時已78歲、創建日本職業足球聯盟（Jリーグ）的靈魂人物川淵三郎擔任重整計畫主席，以足球發展的成功經驗來改革籃球。1936年生的川淵三郎是日本體育界的傳奇人物。隨著日本近年足球實力的興起，在這過程中而扮演重要角色的他也成為日本運動界乃至社會的重要意見領袖，成了領導力的代名詞，他在回顧自己改革日本籃球歷程時也以「獨裁力」自況（川淵三郎，《獨裁力》）。

川淵三郎上任後快速展開了幾個重大變革，一言以蔽之就是「砍掉重練」。首先是成立新的日本職業籃球聯盟（ジャパン・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リーグ），也就是現在通稱的B league，要求既有兩個聯盟的球隊退出原有聯盟重新加入新的聯盟，以解決國際籃協所針對的兩個聯盟分立問題，並就球隊場館條件、球隊法人化、冠名原則、外援球員規則以及球員薪資制度向各球隊提出明確的入會條件。

川淵認為唯有建立專業化且與地方充分結合的組織，才能真正振興日本籃球。關於新聯盟的球隊，他有以下作法。首先，他要求原先附屬於企業的球隊必須成為獨立法人，並要求球隊名稱能以地名、而非企業為主幹，並盡可能去企業化，以強化球隊的獨立性在地連結。其次，為了強化財務體質與觀眾參與，川淵也要求加入聯盟球隊必須確保能容納5000人以上的場館，而非以往較小的體育館。為了確保競賽品質並強化日本籃球整體實力，川淵援引了日本職業足球聯盟的經驗，確立聯盟內球隊的分級制度，分成B1、B2、B三個層級，並建立升格程序。通時川淵也建立了明確的外援制度。

其次，除了新的職業聯盟外，川淵也改組日本籃協，為了擺脫之前困擾多年的派系恩怨，重新選任新的理監事而徹底排除既有人事。在臨時理事會中所有原任理事全體辭職，由川淵接任理事長並引入大量與原先籃球系統沒有淵源的理事，包括破天荒地選任兩名女性擔任副會長。透過引入外部理事，同時強化日本籃球協會對各分會的領導功能，改變許多協會運作陳年問題，並強化整體的訓練體制。這個過程雖然引發了日本籃球屆是否被足球界兼併的疑慮，但從結果來看具有一定的效果。在這些變革下，FIBA首先解除了除名的制裁，日本籃球界化解了燃眉之急。

日本籃壇開始脫胎換骨

新的聯盟則在2016年開始運作，在成功的開幕戰後迅速進入軌道，觀看人數持續增加，在2023-2024年的賽季觀賞人數達到史上最高，擺脫了之前慘澹經營的狀況 。日本籃球也建立了更有系統的訓練體系。而川淵本人也在2016年新聯盟開打後卸任日本籃球協會會長。2023年11月川淵三郎獲頒文化勳章，顯示出日本各界對他前後振興足球與籃球運動的高度肯定。

日本與台灣有許多脈絡差異，長期而言日本運動風氣與實力長期也非臺灣所能企及。不過日本籃球組織在過去十年的重整經驗仍然有許多值得參考之處。臺灣各界普遍聚焦在國際賽事中國家應如何透過獎金以及直接提供培訓資源來提升成績，然而要讓運動真正生根，除了國家之外更需要市場力量的引入以及整體社會的支持。

完整的制度、健全的組織以及更廣泛民眾的參與缺一不可。相對於許多已有深刻根基的運動，日本籃球近十年的發展歷程提供更多具體制度建構的參考。誠然日本籃球在內部紛亂多年後在國際外壓以及足球界入侵的契機下砍掉重練的過程，是日本內外各界無法複製的經驗，但就具體的改革方針而言，卻有許多值得臺灣參考之處。特別是日本近年在職業籃球營運上軌道後，也成為臺灣年輕球員的新目標。

筆者所任職的政治大學的明星球員游艾喆，以及台灣職籃明星球員阿巴西都將在今年效力日本職籃，可說日本職籃提供了臺灣球員在赴中打CBA外另一個更上層樓的管道，日本職籃的發展也將更深刻牽動臺灣籃球發展。除了籃球之外，日本近年來在各項男子球類運動上突飛猛進，所憑藉的多半是體系的全面改革，而非單純國家上而下的資源挹注。對臺灣許多陷入治理困境的單項運動而言，除了期盼國家上而下的挹注外，日本訴諸於整體體系的經驗應當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啟示。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