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疫情教會我們什麼？：紐約大學社會學家重返2020，從全球大疫下教育現場、弱勢社區、基層民代、實體小商家⋯⋯探索人類社群的凝聚契機，以及社會發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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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口罩的意義

表面上來看，口罩的意義似乎再簡單也不過。

要是世界上突然出現了新型致命病毒，而當下還沒有相應的疫苗或治療方式，那麼想避免在社交空間裡受病毒感染，有一種十分簡單的方式：戴口罩。但形塑人類社交生活的各種動態張力絕對不僅止於表面可見之事，也一如疫情第一年種種現象所示，戴不戴口罩絕不是簡單的決定。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強制戴口罩的規定很快受到人民的遵守與普遍尊重，並未引起太多公開的爭議。然而在其他地方，政府或企業究竟是否有權、該在何時於何地強制規定人民戴口罩，這些事卻引發爭端及意見分歧，同時激起民間的反彈聲浪與激烈抗爭，甚至還發生奪人性命的暴行。這樣看來，口罩與社會結構其實息息相關，更是隱含了許多意義。對某些人來說，口罩是促進個人與集體健康的基本條件；然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口罩卻代表噤聲、控制、迫害個人自由、要人民服從國家統治的手段。這種差異是怎麼來的？

文化顯然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文化是一個群體的信念、價值、規範與慣例，因此也決定了個人在面對危機或規定時，會有怎樣的行動。社會科學家發現，文化對人類的健康行為長久以來就發揮著一定的影響，例如許多心理學家都發表過相關研究：文化認同屬於更關心群體的需求、目標、利益，程度甚於關心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的人，較諸那些更關心個人需求、目標、利益，而非群體利益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族群，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行為上的差異。這些研究只是用取得的資料來加以分析，用意不是為了建立絕對的標準。因此，這些研究沒有特定立場—並非如保守派一般認為的那樣，歸納出自由市場與個人主義的組合，一定比經濟體系受高度監管、慷慨的福利國家政策與集體主義的搭配來得好；也不為進步派幫腔，認定後者勢必比前者理想。然而透過研究結果，我們也可以清楚發現，在傾向集體主義的群體中，大眾更願意在傳染病爆發時佩戴口罩。如今種種事實也證明了的確如此。

二○二一年，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心理學家陸冠南（Jackson Lu）率領一群美國與中國學者進行了四個大型研究，探討疫情期間文化與佩戴口罩行為之間的關聯，控制變因從人口統計資料、人口密度，再到政府應對措施的嚴格度與時間都包含在內。他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南韓、德國、巴西之間這類國與國之間的差異，也想知道在美國這種政治極化發展的國家中，各州、各郡的表現會有哪些不同。這些心理學家取得了四組獨立的資料集：一組是來自美國五十州、三千一百四十一郡的二十四萬八千九百四十一人的資料；一組是全美五十州的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七人的資料；一組是來自二十九個不同國家三十六萬七千一百零九人的資料；最後一組是來自六十七個不同國家二十七萬七千兩百一十九位Facebook 用戶。有關佩戴口罩與否的資料是根據受訪者的回報，不一定完全可靠（一般人通常會選擇回報符合自己所屬群體規範的行為，卻並不一定總是遵守這些規範，有時根據回憶回報的行為也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實）。然而，每一項研究的發現都能確立並證實同一件事（結果也不太令人意外）：傾向集體主義的郡、州、國家的人民通常比較願意戴口罩；相形之下，傾向個人主義的地區的人民則更可能反抗佩戴口罩的規定。

然而，我們常將一些文化貼上概括性的標籤，這就容易導致刻板印象，粗暴地將整個群體的人歸類為：「聽話」或「難以控制」，也因此會忽略各群體之間以及群體內部每個個體間的重要差異。為何某些群體願意接受佩戴口罩的規定，另外某些群體卻產生反彈？關於這個問題，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日本歷史學家喬丹．桑德（Jordan Sand）認為：「我們在報紙上見到有關文化的解釋，其實都只是關於東西方面對權威，以及面對群體規範的陳腔濫調。」桑德難以苟同這些西方自命權威者粗暴地把所有環太平洋地區國家混為一談的論述；他也特別提到：「疫情其實反而揭露出亞洲各國社會的差異。」例如日本人其實在疫情前就多有佩戴醫用口罩的習慣，更遑論是在疫情期間，不過「他們戴口罩並不是因為服從權威，也非集體主義所致。」反之，日本獨特的歷史經驗為當地佩戴口罩習慣的最大推手—從口罩與生物醫學進步之間的關聯，再到遮蔽臉部能簡易而有效地保持身體健康的概念，這些才是日本人廣泛戴口罩的真正原因。

整體而言，在形塑口罩的文化意義上，歷史扮演了關鍵角色。自COVID-19 疫情爆發之始，醫療人類學家就曾強調，面臨過傳染病爆發的直接經驗有其重要性，能讓口罩對個人與大眾健康的價值一覽無遺。人類學家克里斯托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指出，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一年間發生了東北大鼠疫（Manchurian plague），當時發明出能夠減少傳染病傳播的口罩，而且在當年，那也不僅是「個人防護裝備」，更是象徵意義上強而有力的物品—只要戴了口罩「就能讓佩戴者變成確實『具備理性』、重視衛生的現代社會成員。」他也解釋，使用口罩這件事在疫情控制的工作中成了一種「儀式」，是大家眼中「阻擋經空氣傳播的感染源最簡單明了的方法」，同時也是看得到、摸得著的「證據」，可以證明中國科學的成就，以及人民齊心力抗疾病的團結精神。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大流感（Great Influenza）期間，口罩凸顯出其他文化所欠缺之中國社會的美德，而那也標記了中國與西方社會在疾病大流行下最顯著的不同。中國的韌性也是如此。儘管當時中國也受到流感的衝擊，一篇刊載於《傳染病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的歷史研究仍指出：「哪怕那個年代衛生條件普遍糟糕，但中國的疫情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還是相對輕微、不致命。」

至於在其他國家，戴口罩對抗傳染病的風氣在動蕩的二十世紀期間起起落落。大流感肆虐時，戴口罩的習慣有普及一些，在世界大戰及其他新的危機出現時，又不那麼風行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的大流感約奪走了五千萬人的性命，然而就算是這樣，仍難以讓所有人都支持戴口罩這項防護措施。例如美國有多達六十七萬五千人殞命，強制戴口罩的規定還是激起了某些人的憤怒與反彈。「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共有七個城市—舊金山、西雅圖、奧克蘭、沙加緬度（Sacramento）、丹佛（Denver）、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加州帕沙第納（Pasadena）—通過了強制戴口罩的法律規定，」醫學史學者霍華德．馬克爾（Howard Markel）向︽紐約時報︾表示，「就在酒吧、酒館、餐廳、劇院、學校都關閉的時候，口罩成了最好的代罪羔羊，相當於政府管過頭的象徵，也激起了抗議、請願，以及故意不戴口罩來挑釁當局的聚會。」儘管當時的抗議行動不如二○二○年到遍地開花的程度，卻一樣有媒體相當大版面的報導，也破壞了政府欲聯合全國一起推動公共衛生計畫的努力。此外，也正如歷史學家布萊恩．多蘭（Brian Dolan）所述，那些集結起來對抗戴口罩規定的群體開了先例—將口罩定調為「壓抑」美國人、從他們身上奪去「自由解放」的工具。這種論調成了美國文化的一部分，碰上政府再度嘗試實施戴口罩規定時，自然而然會被人拿來發揮。

二○○三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1型（SARS-CoV-1）造成了SARS疫情爆發，但當時美國全國僅有八起確診案例，因此沒有推行強制戴口罩規定的必要。然而，其他受SARS影響較嚴重的國家卻因此次疫情的經驗而有了徹底的轉變。這些國家的政府自此開始制定新的控制傳染病的政策措施，同時也教育民眾口罩有屏障。保護身體的功能。SARS之所以令人擔憂，原因有許多層面。一般而言，冠狀病毒只會造成輕度至中度的上呼吸道疾病，然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1型卻有嚇人的致死率，其造成的整體病例死亡率達百分之十，老年人染病的死亡率還會比這高上許多。除此之外，這種病毒傳染力也高得讓人憂心。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衛生官員發現到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1型具有高度傳染力。當時來自中國廣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1型即發源自廣東）的六十四歲醫師劉劍倫在香港的飯店住了一晚，他在當晚開始發病。接下來幾天，陸續出現了共八起SARS病例，這些患者與當日劉劍倫下榻飯店同樓層的住客皆有關聯，其中甚至還有患者將病毒帶到了新加坡、多倫多、河內等地。不久後，香港的病例數量往上攀升，嚴重程度在全球則僅次於病毒發源地—中國。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SARS的流行比至今所見任何疾病的傳播都更廣、更快，而且更致命。」連愛滋病「都用二十年才達到遍及全球的感染範圍」；伊波拉病毒及「立百病毒（Nipah）與亨德拉病毒（Hendra）所引起的新型亞洲疾病則未引起廣泛傳染」；反觀SARS，感染範圍橫跨三十國、至少八千四百五十六人，並在二○○三年二至六月間造成八百零九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裡負責更新世界衛生新聞的執筆者表示：「在如今這個全球化的世界，SARS是第一個展現出對全世界可能造成何種破壞的新型疾病。一張張戴著口罩的臉孔代表了SARS在全球社會掀起的恐懼，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大動作舉措：武裝警衛守在醫院病房外，強制隔離染疫的大批病患；受感染的旅客被拖下飛機；企業及學校遭到關閉。」

值得慶幸的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1型的傳染力未如科學家起先所擔憂的那麼強—更不像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2型那麼易於傳播。儘管無症狀或仍處於症狀前期的患者也可能具有傳染力，但真正出現明確症狀的SARS患者感染他人的機率還是比前者大得多。因此醫院便與政府衛生單位密切合作，他們有辦法辨識受感染的患者，之後再加以隔離即可。到了二○○三年七月，疫情已獲得有效控制。世界衛生組織表示：「SARS改變了世界。」不過，某些地方的改變比其他地方要大得多。

許多地理位置與中國鄰近的國家受到這波流行病的影響很深，距離較遠的國家如加拿大也在劫難逃，出乎意料有大量病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家吉爾．埃亞爾（Gil Eyal）針對東亞的情況寫道，有一批「比起其他人更具聲望與信譽的專家」成功走出這場危機，成了「抗SARS英雄」；這些科學家與公共衛生官員因而「累積了信譽」—他們不僅成功對抗病毒的威脅，也勇於挑戰中國在疫情初期宣稱病毒並不特別危險的錯誤陳述。這些抗SARS英雄的付出十分重要，因為有他們，走過這場流行病的經驗才能轉化為社會大眾銘記在心的歷史教訓及共同記憶，未來領導者才得以在就政策進行辯論或面對類似事件時，援引這些歷史經驗。二○二○年初，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2型剛剛出現，一些東亞的衛生官員便提出警告：「SARS又回來了。」他們的專業知識也確實受到重視。

二○二○年初開始有新聞報導傳出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的COVID-19疫情消息，東亞各國領導者便建議人民戴上口罩保護個人安全。其中某些國家曾有過SARS疫情的慘痛經驗，國內對口罩的需求隨之攀升，導致口罩嚴重短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N95口罩生產國，但因為中國國內對口罩的需求激增，許多進口商都擔心北京會禁止出口口罩。最初曾基於人道精神捐贈口罩給中國的一些國家紛紛威脅，他們也將禁止口罩出口。二月、三月期間，東亞各國政府開始敦促口罩製造商提高生產速度，同時也實施分發大量口罩的計畫。日本免費發送可重複使用的布口罩給國內五千萬家戶；南韓及台灣則將口罩運送到地方上的藥局，由藥局負責將口罩分配給當地家戶，並宣導與他人保持身體距離與追蹤接觸史的重要性。這項政策的目標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取得避免感染的基本防疫用品。在疫情侵襲下，口罩並非政府提供的唯一資源，但至少在這些地區，官員與人民都相信那是不可或缺的自我防護裝備。

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在一九四八年為應對全球公衛危機而設立的專責機構。在COVID 疫情危機出現時，該組織本來可以出一份力推廣口罩對防疫的重要性（尤其是針對那些普遍缺乏「戴口罩避免感染病毒」觀念的地區）。但令人錯愕的是，世界衛生組織做出恰恰相反的事。疫情爆發的第一個月，出於以下考量：擔憂全球口罩供應短缺導致醫療從業人員無口罩可用，同時尚不確定這種新疾病是透過氣溶膠或飛沫傳染，另也缺乏掩蓋口鼻可減少該疾病傳染的實證—世界衛生組織領導人一直對戴口罩能否在一般社交互動中保護佩戴者不受病毒感染持懷疑態度。其中有些人甚至表示，口罩若佩戴不當甚至可能有害。

世界衛生組織運用本身的影響力強調疫情並不嚴重，也表示局勢仍在掌控之中。二○二○年一月五日，世界衛生組織雖然公布了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消息，同時卻也表示「肺炎在冬季是常見的疾病」。即便當時已出現未直接暴露在武漢華南市場的環境中依然感染的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卻無力獨立評估「會經人傳人感染的新型冠狀病毒可能引致此種肺炎」的說法。他們提出說明：「根據中國調查團隊提供的初步資訊，未有證據表明病毒有明顯的人傳人現象，也尚未接獲醫療工作者受到感染的通報。就目前關於此事件掌握到的訊息來看，世界衛生組織建議不需要對中國實施旅遊或貿易限制。」

一週後的一月十二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中國已完成一種可能致命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體定序。即便如此，世界衛生組織仍進一步強調北京提出的防疫建議，並表示旅客及當地居民都只要採取一般性預防措施即可。世界衛生組織解釋：「中國政府表示，目前無明顯證據顯示該病毒容易人傳人。病例……在武漢以外地區尚未接獲通報。」幾天後，中國一些城市及世界多國皆出現了COVID-19 病例，接下來幾週患者人數不斷上升。一月二十二日，世界衛生組織的緊急事故委員會（Emergency Committee）召開了遠距視訊會議，商討是否要宣布近期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其中的風險很大。世界衛生組織將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定義為「通過疾病的國際傳播構成對其他國家的公共衛生風險，以及可能需要採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的不尋常事件」，該事件狀態要在「情況嚴重、突發、不尋常或意外；公共衛生影響可能超出受影響國家的邊界；可能需要立即採取國際行動」之時才啟動。當天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有關於現況是否已構成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緊急事故委員會成員意見未能達成共識。」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祕書長的衣索比亞醫師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決定先不敲響警報。世界衛生組織對各國政府提出建議：「所有國家都應做好控制疫情的準備，包括主動監測、早期檢出、隔離和病例管理、接觸者足跡追蹤，以及防止Covid 進一步擴散 。」

世界衛生組織決定不宣布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一事引起國際觀察人士的批評，他們擔心世界衛生組織已捲入了與傳染病有關的外交角力，也因此不假思索便接受了中國的公關手法—背後原因或許是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國的實驗室與醫療資訊，也可能是想避免恐慌或仇外情節—但卻忽略了領導全球公共衛生應對措施這個目標。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部落格便指控世界衛生組織祕書長譚德賽「不加掩飾地擁護中國政府對於COVID-19疫情的回應方式」，因為他「稱頌中國『為疫情控制立下了全新標準』，也讚美中國最高領導人面對世界衛生組織與其他國家皆『以開放的態度分享資訊』。」

當時北京方面顯然這兩件事都沒做到。世界衛生組織於一月三十日再次召集緊急事故委員會，到這時候中國已經有一萬兩千例以上的COVID-19疑似病例，且全球除中國外也有十八個國家出現確診病例。這一次，祕書長譚德賽終於表示：「疫情爆發的狀況已符合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標準。」世界衛生組織也提醒，這次宣布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應本著支持和讚賞的精神看待中國政府與人民在疫情最前線所採取的各項透明公開的行動，並希望中國防疫成功。」世界衛生組織決定發布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確實啟動了全球等待已久的全面應對措施，但在這次聲明中，世界衛生組織依然沒有建議佩戴口罩。

COVID-19的新增病例與死亡人數在二月與三月以驚人速度增加，美國與歐洲的情形尤為駭人。這些地區的公共衛生單位不願實施嚴格的封鎖、篩檢、追蹤足跡措施，民眾也沒有戴口罩的習慣。美國的川普政府成員對於非藥物防疫措施大肆嘲弄。美國衛生局長傑洛姆．亞當斯（Jerome Adams）在推特發文表示：「說真的各位—拜託別再買口罩了！口罩無法有效避免一般大眾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在這個疫情發展的關鍵期，東亞國家市面上隨處可見口罩等用來覆蓋臉部的產品，但在西方國家卻不多見，只有當地中國、韓國、越南裔民眾聚居的社區會有這些物資。這些地方的商家會定期從亞洲訂購食物與商品，現在採購的品項則加上了口罩。東亞各國衛生官員對西方國家面對口罩表現出的抗拒感到疑惑、憂心。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接受︽科學︾期刊的訪問時表示：「我認為美國與歐洲放任人民不戴口罩是他們在防疫上的重大疏失。這種病毒會透過飛沫及近距離接觸傳染。飛沫是這種疾病非常重要的傳染途徑，所以一定要戴口罩。我們每個人講話的時候都會噴出口沫，再加上目前存在許多無症狀或處於症狀前期的感染者，倘若他們都能好好戴上口罩，就能防止帶有病毒的飛沫四處噴濺感染他人。」

直到三月三十日，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者依然對戴口罩的防疫能力抱持懷疑。世界衛生組織的緊急醫療計畫（Health Emergencies Programme）執行主任麥可．瑞恩（Mike Ryan）博士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沒有確切證據顯示廣大民眾佩戴口罩可能利於防疫。事實上反而有證據顯示，若未以正確方式佩戴或沒有確實戴牢可能有害。」不過這段發言引來了各方批評，因為該言論背後的意思是說，口罩雖在其他病毒之疫情爆發事件（包括SARS）中證實有其防疫價值，但那不應被視為制定COVID公共衛生指引的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拒絕採納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且他們堅稱，面對全新的陌生疾病，還是要經過充足的科學研究，才能證實鼓勵佩戴口罩的政策有合理性。

作者為社會學者；紐約大學海倫．古爾德．薛珀德（Helen Gould Shepard）教授及公共知識中心主任。前作有《紐約時報》暢銷書《救救我的羅曼史》（Modern Romance）（合著）、《沒有人是一座孤島》（Palaces for the People）、《獨居時代》（Going Solo）、《熱浪》（Heat Wave）（暫譯）和《為空氣而戰》（Fighting for Air）（暫譯）。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雜誌》、《滾石》、《連線》等刊物。現居紐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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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疫情教會我們什麼？：紐約大學社會學家重返2020，從全球大疫下教育現場、弱勢社區、基層民代、實體小商家⋯⋯探索人類社群的凝聚契機，以及社會發展的新方向》
作者：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