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透視聯準會：憑空創造貨幣、操控利率、危機救世主，聯準會如何牽動世界經濟與你我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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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戰爭和資本

美國……一方面是一個承諾平等的國家，一片成千上萬出身貧寒移民的機會之地；另一方面卻是一個極度不平等的國家，尤其是在種族方面。

── 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是的，每一個失去的生命都太多了。」二○二○年四月的第一個週日，賓州匹茲堡的電台主持人溫蒂．貝爾（Wendy Bell）對著她的臉書直播攝影機說，她的身體微微前後搖晃，顯然充滿被憤怒激發的能量。她的前面是一具廣播麥克風，但她無瑕的古銅色化粧和不斷對鏡頭做的手勢，在在顯示她正在錄製社群媒體影片。

「是的，這就是重點。這就是我們想要表達的。但最終錢的問題歸結為：『你會為了我們不到一％的人口而讓美國和未來破產嗎？』他們有許多人已經生病或年紀很大了？我不知道。」

貝爾對數十萬個本來可能免於一死的人的猶豫態度在社交媒體引起強烈抗議，但也反映出社會上存在一股暗黑的緊張。由於疫苗仍然是個遙遠的希望，而且醫院在新冠病毒病例的重壓下瀕臨崩潰，美國人已厭倦留在家裡。企業蒙受收入減少的重創，川普和他的政府越來越無法容忍封鎖，因為封鎖抹除了他們渴望的經濟進步，並把失業率推到大蕭條的水準。在貝爾所在的匹茲堡地區，州長湯姆．伍爾夫（Tom Wolf）的名字已成為一個髒詞，成為政府為遏制病毒而實施限制的代名詞；地區雜貨連鎖店巨鷹（Giant Eagle）的購物者顯然對要求手推車朝一個方向流動的規定感到憤怒；當地一家沃爾瑪的工作人員大聲抱怨必須戴口罩，只願意把面罩掩在鼻子以下。

到了五月初，隨著州和地方政府在部分限制措施仍然存在的情況下緩慢地重新開放，口罩演變成為一種強大的政治象徵。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和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七六％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出門時會戴口罩，而共和黨人只有五九％。川普總統出現在多次公共活動沒有戴口罩，違反了自己政府的指導原則，而到了五月下旬他還發表一則推文，嘲笑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戴了口罩。

「他是個傻瓜。拜登在CNN被問到這件事時說：「他以為這樣表示有男子氣概。」

隨著疫情顯然很難控制，衛生危機可能會持續到疫苗問世或更久以後，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官員已開始計畫如何安全地、或至少某種程度上安全地在病毒持續緩慢散播到社區時恢復正常生活的主要部分。四月中旬時，川普的白宮發布了「再次開放美國」的指導方針；紐約市正在設計一項分階段重新開放的計畫：「老饕紐約」（Eater New York）在四月下旬滿懷希望地報導，餐廳可能被允許在封鎖的街道上設置戶外座位；喬治亞州已允許在四月二十七日恢復室內用餐。這些措施速度再快也難以滿足許多人的需求。當密西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延長該州的居家令到五月十五日時，數百名抗議者湧向州議會大廈，其中許多人沒有戴口罩，有些人還攜帶槍枝。他們稱這是「美國愛國者集會」，參加者大多是川普的支持者。群眾的照片處處可見「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鮮紅色帽子，政府懷疑論和民粹主義已把矛頭轉向反對口罩。

新冠病毒加劇了美國社會的裂痕，在從那個似乎永無止期的春天逐漸進入第一波疫情的夏季中，這個裂痕帶來了分歧和動盪。其中一些分歧是政治性的：民主黨人經常強調病毒帶來威脅，而共和黨人則經常淡化它。另一些分歧則是經濟性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白領員工在家工作，而藍領員工則失業或擔任曝露於病毒威脅的第一線工作。但那年夏天點燃社會大火的是種族問題。

到了五月，很明顯的在公共衛生和經濟結果上，黑人、西班牙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國人正悄悄承受最嚴重的疫情衝擊。這些族群在疫情期間因感染病毒住院的比率，幾乎是白人的五倍。二○二○年五月，黑人員工的失業率飆升至近一七％，白人員工的失業率則在前一個月達到峰值，約為一四％，但到五月已開始下降。這些差異只是長期存在的不平等的最新展現，這種現象在一個以機會平等為建國理念的國家尤其刺眼。美國的少數族裔更有可能教育程度較低、從事低收入工作、生活在醫療保健較缺乏的地方，這些趨勢是由幾個世紀以來的歧視和處於劣勢演變而來的。在疫情之前的許多年美國就已出現一個殘酷的現象，即黑人經常被應該保護他們的警察殺害，有時候抗議活動會席捲許多美國城市。

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週二的那九分鐘，將讓長達數世紀對不正義的抗議轉變成一場更大規模的運動。就在這一天，明尼亞波利斯警方根據便利商店店員報案說有一名顧客以一張二十美元的假鈔購買香菸，逮捕了四十六歲的黑人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一名叫德里克．蕭文（Derek Chauvin）的白人警官跪壓在佛洛伊德的脖子上直到他死亡，這樁慢動作的謀殺被以影片記錄下來並在網際網路上流傳。

第二天有數百名抗議者走上明尼亞波利斯街頭，到五月二十七日，群眾已在從孟菲斯到洛杉磯的主要城市遊行示威。各種膚色和信仰的人們團結在一起，舉著印有佛洛伊德遺言「我無法呼吸」的海報，這些畫面和用木板封起來的店面與碎玻璃的照片，佔據了社交媒體的主要版面。

抗議活動很快就成為另一條黨派分界線，許多左派人士擁抱抗議活動，而一些右派則把它描繪為脫序的騷亂。五月二十九日，蕭文因為弗洛伊德死亡而被捕並被起訴，同一天川普發推文稱明尼亞波利斯的抗議者是「暴徒」，並警告說「當搶劫開始時，槍擊就開始了。」這句話有種族主義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年代的民權運動，它因為美化暴力而遭到廣泛的批評。

二○二○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對美國來說是一個重要時刻。在一直緩慢演變以適應美國不斷改變的聯準會，這個運動標誌了一個轉折點。卡什卡里在整個社會運動震央的明尼亞波利斯的家庭辦公室裡，沮喪地看著事件的發展。長期以來，他為二十一世紀社會分裂的斷層深感不安，其中許多斷層既是經濟性的、也是種族性的—事實上他苦惱到在幾年前成立了一個機會與包容性成長研究所（Opportunity & Inclusive Growth Institute），以探索經濟如何分配其利益。該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反映了聯準會的十二家銀行系統正在進行的研究，但卡什卡里特別積極地溝通正在發生的事，吸引新聞報導，和引發社交媒體上的討論。

在佛洛伊德被謀殺初期的緊張氣氛中，卡什卡里看到他周圍城市的反應是震驚和悲傷，以及同情抗議者的憤怒，他決定在推特上談論它。五月二十七日，他發表兩個系列的推文譴責警方的行為。

「他們似乎在說：這就是我們被訓練要做的事。我們被訓練可以對黑人使用致命武力，如果他們死了，那是他們自己陷入這種境地的錯。」他寫道：「這顯示出體制性的種族主義正被積極教導和強化。」

卡什卡里的聲明將在隨後的幾天和幾週內，成為全國政治左派和較溫和右派的共識。但當人們還在思索發生的事時，一向穩重的聯準會竟有一位決策官員說出令人震驚的言論。

聯準銀行總裁很少在公共場合對可能有爭議的話題發表宣告性的立場。在過去幾十年，央行基本上會迴避熱門的社會問題，尤其是帶有黨派之爭的問題。一貫的謹慎並非偶然：當聯準會被認為偏離它的跑道時，有時候會面臨強烈的反彈。二○一四年葉倫談論不平等現象大幅升高，並質疑「這種趨勢是否與植根於我們國家歷史的價值觀相容」時，國會議員麥克．馬瓦尼痛斥她過於政治化。

馬瓦尼在二○一五年的眾議院聽證會上當著她的面說：「你已經管到你不該管的事情。」他還提高聲量，戲劇性地強調他的憤怒。他的一位共和黨同僚也指責她有政治偏見，說這個問題是民主黨競選的主軸之一。

葉倫以緊繃的聲音反駁，說這是經濟問題。

「我不是在發表政治言論。」她堅稱：「我在討論美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二○一五年的這次交鋒變成頭條新聞，並引發無黨派的聯準會在公平問題辯論應該採取什麼立場的討論，這顯然是一個經濟問題，但也無可避免的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卡什卡里在一些社會問題的評論上比葉倫更進一步，而其間只過了五年。雖然他作為聯準銀行總裁比她作為主席有更多自由，但這種鮮明的對比也凸顯聯準會在這段期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聯準會作為研究的主要提供者，越來越把自己視為一系列問題的重要聲音。更新、更多的資料使更深入研究種族、公平、教育和機會成為可能。而且越來越難以避免涉足政治領域：正如反口罩運動所凸顯的，到了二○二○年美國人生活的幾乎每一面都呈現出某種黨派傾向。即便如此，佛洛伊德之死仍然是一個轉捩點，它體現了聯準會在全國性的平等討論中呈現日益開放和重要的角色，並使討論變得具體化。到了二○二○年，聯準會有時候會在有歧異、但很明確的問題上站在政治左派這一邊（例如聯準會官員嚴肅看待病毒並主張戴口罩），但它從未在像二○二○年如此熱門的種族等問題上大聲疾呼過，平等的討論和「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就是例子。

卡什卡里在聯準系統的同事紛紛發表各自的聲明，譴責明尼亞波利斯發生的事或者支持黑人社群。舊金山的瑪麗．戴利發推文稱：「當人們保持沉默時，仇恨就會滋長。因此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利用這個時刻大聲疾呼很重要。我們必須大聲說，這是不對的。」拉斐爾．波斯蒂奇（Raphael Bostic）是當時聯準會最高領導層中唯一的黑人，他寫了一篇對抗體制性種族主義對經濟和社會的健全發展極其重要的文章。他寫道，這些事件「再次提醒我們，我們的許多同胞承受了這個國家機構的不公正、剝削和虐待的負擔。在美國歷史上，這種體制化

種族主義的例子處處可見」。

鮑爾本人在六月十日的新聞發布會談到了這起謀殺案和引發的抗議活動，這對聯準會內部許多向來謹慎的人來說是個大膽時刻。他說：「我想承認這些悲慘事件再次讓人們關注這個國家存在種族不正義的痛苦……當我說聯準會沒有種族主義的容身之處時，我是代表整個聯準系統的同事發言，我們的社會也不應該有種族主義的容身之處。」

聯準會的許多官員顯然試圖展現道德領導力，但也有幾位官員把話題帶回央行本身的工作，從經濟層面發表他們的言論。

鮑爾在六月的聲明中表示：「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充分參與我們的社會和經濟……這些原則指引著我們所做的一切。」

卡什卡里和往常一樣，還更加直率。

「種族主義是現狀的暗流。」他告訴《紐約時報》：「我們有很大一部分人口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沒有良好的工作機會，這絕對會阻礙我們的經濟發展。」

二○二○年聯準會的新基調反映的是務實的現況：儘管不平等可能帶有政治色彩，但它已成為塑造和定義美國經濟的巨大力量，以至於美國最重要的經濟政策機構無法再迴避此一問題。美國在財富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新鍍金時代往往沿著種族界限割裂社會，資料不可避免地顯示了這個現實。

典型的黑人勞工每週收入是典型白人勞工的八○％，而在最好的情況下，黑人失業率是白人失業率的兩倍。長年的收入較低和在就業市場的弱勢可能導致財富低落：二○一九年黑人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約為三萬六千美元，而白人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約為十八萬八千美元。

在黑人孩子出生前，這種分裂的經濟現實基本上就已開始堆積。他們較有可能是資源較少的父母的孩子，而這可能表示親子一對一時間減少，以及育兒上的個人關注較少。平均而言，黑人孩子在入學時處於劣勢（通常比白人孩子入學時平均的情況差），而且隨著他們的年級升高，這種劣勢只會越來越大。上大學的黑人學生較有可能進入高學費但畢業率較低的學校，且遠比白人學生更可能輟學。接著是實際的工作應徵過程，據研究顯示，少數族裔求職者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看似黑人」的姓名接到回覆電話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到了二○二○年那個動盪的夏天，種族問題已成為美國經濟極為明顯的分界線，但它還不是唯一的分界線。種族財富差距的擴大，在某種程度上與更廣泛的分歧有關。在疫情爆發時，美國的富人與窮人之間已存在巨大且日益擴大的裂痕。

數十年來所得不平等持續攀升，而財富不平等現象甚至更極端。二○一九年，美國前一○％的財富擁有者家庭淨資產（股票和房屋等資產減去抵押貸款等負債）為二百六十萬美元，位於分布中間的家庭淨資產為二十二萬六千美元，而最底層二五％的人只有三百美元。這意味窮人每擁有一美元，富人就擁有八千三百八十美元的財富，相較於在一九九五年窮人每擁有一美元，富人只擁有七百一十八美元。

這些數字顯示的是較溫和的不平等，也就是你在小學或當地購物中心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不平等。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前一％富人身上，這種差距更是令人難以置信。二○一九年較貧窮的一半美國家庭僅擁有全國淨資產（儲蓄減去債務）的一．八％。根據聯準會的數據，最富有的一％家庭持有約三一％，高於一九八九年的二四％。

聯準會在收入和財富不均的演變過程中扮演了複雜的角色。在一方面，把種族甚至整體財富不平等主要歸咎於聯準會政策（尤其是量化寬鬆政策）的簡化論據難以自圓其說。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從二○○八年開始迅速擴張，而至少自一九九○年代初以來，美國貧窮的一半人口擁有的國家財富比率就一直在穩定下降。儘管一些聯準會批評者認為，造成財富不平等的是低利率，而不只是債券購買，但這也不完全符合現實世界的資料。財富不平等加劇的趨勢仍在持續中，在多個經濟周期中幾乎沒有中斷，包括聯準會持續一段較長時間的大幅升息周期。

儘管聯準會的政策似乎不太可能成為財富不平等的主要或唯一因素，但這並不是說它根本沒有造成任何影響。特別是大規模債券購買顯然會因為促使儲蓄者尋求較高的回報而推高風險資產的價值，這使得股票等證券的報酬率升高。富裕家庭往往把較多淨資產投資於風險較高的證券等投資，因此有可能對富人較有利。富人也更有能力聘請顧問和基金經理人，幫助他們把握低利率時代的投資機會。而當投資人在低利率世界中尋求回報時，他們常能創造出新的經濟模式，例如，華爾街協助把房地產市場變成了一個日益獨特的資產類別：截至二○二○年，私募股權和其他投資基金定期購買、租賃或購買並轉售房屋，不管是自己操作或是透過科技公司以演算法快速定價和買進有吸引力的房產。由於機構資金在某些市場加劇了買家的競爭並導致房價飆升，造成高昂的房價讓許多潛在買家無力購屋，進而迫使他們租屋，並把每月的住房支出變為純粹的消費而非投資。由於住房一直是美國中產階級累積財富的主要途徑，長期下來，這種情況可能使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之間的財富差距變得更加明顯。

遺憾的是，要弄清楚廉價資金在多大程度上加劇了財富不平等卻很困難，因為經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低利率會以很多方式產生影響。例如，聯準會的政策會降低安全投資的報酬率，這對資產持有者也很重要，特別是老年人和退休者。

另外，即使人們承認利率下降的長期趨勢會導致天平向富人傾斜，也很難弄清楚這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咎於聯準會。央行並非在隔離下設定借貸成本：利率下降的趨勢席捲全球，似乎是資本需求下降的長期結果，部分原因是貨幣政策無力改變人口老化等趨勢。

作者為《紐約時報》聯準會專責記者，聚焦於利率、通貨膨脹和就業市場的變化，並解釋經濟政策制定者是如何思考與行動。此前曾在彭博社負責經濟相關報導，並定期為《商業周刊》和彭博電視台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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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透視聯準會：憑空創造貨幣、操控利率、危機救世主，聯準會如何牽動世界經濟與你我的資產》
作者：珍娜．斯米亞萊克（Jeanna Smialek）
出版社：商周
出版時間：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