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驕傲之塔：一戰前的歐美世界圖像，1890─1914》（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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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賜我戰鬥！」：法國，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九年

「法國永遠榮耀」是一八九○年代某個英國人使用的詞彙，這個英國人是德文郡公爵的秘書阿爾梅里克．費茨洛伊爵士。他覺得受西方文明影響的人都應該感謝法國，從法國產生的「衝動，痛苦地瓦解了舊世界，為今日的世界帶來生命與熱情」。然而，從一八九七年夏天到一八九九年夏天，兩年的時間，舊世界崩潰的痛苦又捲土重來。道德熱情再次揭開過去的傷口，不僅分裂了社會，也耗盡了思想、精力與榮譽，在這樣的撕裂下，法國陷入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場巨大動盪。

日後的法國總理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當時才二十幾歲，他寫道，「在這兩年宛如永無止盡的歲月裡」，民眾持續努力為一個遭受不公正審判的個人爭取再審，「生命彷彿停留在原地」。「在那個動盪、形同內戰的時期……一切似乎都聚焦在一個問題上，至於最私密的情感與個人關係，則無處不受到干擾、顛覆、重新分類……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場人性危機，與法國大革命相比，雖然影響範圍沒那麼廣，時間也沒那麼長，但撼動的力道卻不相上下。」

這「讓天使分裂成兩個陣營」，與布魯姆意見相反的沃居埃伯爵（Comte de Vogüé）寫道。「在可怕的衝突刺激下，法國最優秀的人士，超越了卑劣的動機與獸類的激情，各自秉持著高尚情操投身其中，相互對抗。」

主要人物置身於這場打擊他們的風暴之中，卻反而讓他們產生一種尊榮感。激越的情感驅除了衰頹的風氣，使他們再度感受到「崇高的原則與用之不竭的精力」。環繞在他們周圍的不只是仇恨、邪惡與恐懼，還有勇氣與犧牲。他們的戰鬥是壯烈的，他們爭論的是共和國的生命。正反雙方各自提出自己的理念，各自擁有一套對法國的看法：一方是反革命的法國，另一方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一方認為這是他們制止進步社會趨勢與恢復舊價值的最後機會，另一方則想維護共和國的榮譽，以免落入反動派的魔掌。要求再審的修正主義者，他們把法國視為自由的泉源、光明的國度、理性的導師、法律的編纂者，對他們來說，發現法國犯下惡行與包庇司法不公是不可忍受的事。他們要求正義。反對再審的人則以「祖國」為名，一方面要求維護陸軍，因為陸軍是民族的盾牌與保護者，另一方面也要求維護教會，因為教會是民族的指引與指導者。這些人聚集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之下，在他們當中不乏誠實正直之人，但這些人卻淪為煽動家的夥伴，聽從了魯莽粗暴的方法與不堪入耳的惡言，世人看到這一幕咸感驚訝與輕視，法國的名聲因此蒙羞。雖然雙方的鬥爭已經造成國家內部的對立，也讓日夜窺伺邊界的敵人有機可乘，但爭論者深陷於相互暴力與最終信念之中，已經難以脫身。

「我們是英雄，」夏爾．佩吉（Charles Péguy）如此說道，他以聖女貞德（Joan of Arc）式的神秘語言來轉化與昇華政治運動。一九一○年，佩吉寫道：「德雷福斯事件只能以我們需要英雄主義來解釋，英雄主義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吸引我們的民眾、我們的種族，讓我們一整個世代的人都為之著迷。其他的嚴峻考驗也有相同的效果，例如戰爭……當一場大戰或一場革命爆發時，那是因為一個偉大的民族或一個偉大的種族需要奮起，因為他們已經受夠了，特別是受夠了和平。這通常意謂著廣大群眾感受與體驗到強烈的需求，一種巨大運動的神秘需求……他們突然需要榮耀、需要戰爭、需要歷史，因此導致了爆炸、噴發……。」如果佩吉從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的價值與力量是巨大的，那是因為這些價值與力量屬於那個時代，屬於當時的體驗。德雷福斯事件使當時的人覺得自己不同凡響。

爭端的起因是某個猶太裔陸軍軍官被指控為德國蒐集情報而犯了叛國罪；雙方爭執的焦點是一方想阻止此案再審，另一方則想爭取再審。由於法國政府的孱弱，使得法國政府不得不傾全力打壓可能不利政府的人士來鞏固與支持原判決。法國政府不像英國政府那樣穩定、受尊敬與基礎深厚，相反地，法國政府很不穩定、未能獲得民眾信任、經常受到嘲弄，而且事事小心提防。一七八九年以來，法蘭西共和國曾經兩度因王室復辟而垮臺。一八七一年後法國成立了第三共和，法國開始復興、繁榮與取得帝國的地位。法國獎掖藝術，使藝術在巴黎這座最具文化素養的首都獲得發展，而在革命一百周年，法國建造了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這座大膽而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塔聳立在塞納河（Seine）畔，成為象徵法國生命力與創造力的信號旗。

然而，法國在政治領域總是自相牴觸，一方面，內部有不願妥協與不願順從的舊制度與第二帝國支持者的紛擾，另一方面，外部有強大德國的壓迫，德、法似乎還需要一場戰爭才能化解兩國的嫌隙，法國人雖然急欲復仇（revanche），卻沒有能力這麼做。一八八九年，對共和國的不滿來到緊要關頭，布朗熱將軍在反革命分子的支持下企圖發動政變，這些反革命分子由一群右派人士組成，包括教會、兩百個商業與金融家族、流亡貴族、保皇派，以及上述團體的追隨者與支持者。布朗熱的企圖政變最後以失敗收場，總理夏爾．弗洛凱（Charles Ploquet）為此說了一句令人難忘的名言：「將軍，拿破崙是在你這個年紀死的。」儘管如此，布朗熱的行動還是撼動了共和國，他讓右派產生期待，卻又使其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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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派到總參謀部的砲兵軍官陸軍上尉阿爾弗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他的逮捕、審判、定罪與判刑發生在一八九四年十月到十二月，整起事件並不是為了陷害無辜者而設計的陰謀，而是合理懷疑的結果，只是這個合理懷疑完全出自個人的嫌惡、間接證據與直覺偏見。證據顯示總參謀部有某個砲兵軍官將軍事機密洩漏給德國。德雷福斯除了符合條件，還是個猶太人，永遠的異邦人：因此，他理所當然沾染上叛國的汙點。就德雷福斯本人來說，他的同袍軍官不喜歡他。他死板、沉默寡言、冷淡、講求正確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沒有朋友，不發表意見，也不表露情感，他經常在職務上小題大作，讓同事們頗為不悅。一旦德雷福斯遭到懷疑，這些特質只會讓人對他落井下石。他的外表毫不引人注目，作為間諜似乎是個極佳的偽裝。他的身高中等、體重中等，常見的褐色頭髮，年紀中等，三十六歲，講話沒什麼口音，五官相當尋常，唯一醒目的是他戴了無框的夾鼻眼鏡，但那也是他那個階層常見的眼鏡款式。德雷福斯當下就被推定有罪。當找不到動機與物證時，負責調查的亨利少校與杜帕帝．德．克拉姆上校（Colonel du Paty de Clam）就開始從旁推敲與捏造。由於他們深信自己面對的是把國防機密賣給宿敵的可惡叛國賊，因此他們覺得只要能將他定罪，做什麼都是合理的。他們收集到的卷宗，之後被稱為「秘密檔案」，內容足以讓總參謀部的長官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但這些資料缺乏合法證明。面對這個狀況，加上這個案子因為牽涉德國而格外敏感，同時也擔心報章雜誌的勒索敲詐，於是當時的戰爭部長梅西耶將軍（General Mercier）下令，而且在法國政府的准許下，負責審判德雷福斯上尉的軍事法庭將採取秘密審理。當五名軍事法官對案件提出質疑時，起訴方提交了秘密檔案，卻不讓被告知道有這份文件。法官相信了這些文件，五人一致達成有罪的判決。由於政治犯罪已於一八四八年廢除死刑，因此最後的判決為終生監禁。不過德雷福斯拒絕認罪且堅稱自己無辜，因此他被下令監禁在魔鬼島（Devil’s Island），這是位於南美洲外海的三座監獄島之一，專門用來關押危險的犯人。魔鬼島是一塊寸草不生的岩石，長兩英里，寬五百碼，上面什麼都沒有，只有專門看管德雷福斯的守衛，德雷福斯被關在一間石屋裡，全天候受到監視。外頭流傳著軍事法院達成一致判決的傳言，傳言還指出德雷福斯已經認罪，報章雜誌於是爭相刊載，之後官方文件確認了這項消息，民眾也對判決感到滿意。

阿爾弗雷．德雷福斯，Aron Gerschel攝，1894年
圖片來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fred_Dreyfus_(1859-1935).jpg

往後三年，挖掘真相的人與隱匿真相的人都未放棄努力。少數個人對於秘密審理感到不安，他們懷疑可能有司法不公的問題，於是開始有人為此長期而艱苦地尋求司法審查，當時稱為「再審」（Revision）。他們揭露了審判不合法的地方，如隱瞞物證不讓被告知道，此外累積的證據也指出可能的真兇，一名行為不檢、不尋常的軍官斐迪南．沃爾桑─埃斯特哈吉少校（Major 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他們的施壓與調查促使先前捏造證據誣陷德雷福斯的軍官開始試圖補強證據。反情報局的亨利少校在局裡負責處理偽造與不受法律約束的程序，他偽造了一封義大利駐外武官帕尼扎爾迪少校（Major Panizzardi）在事件後寫給德國同事的信，信中表明德雷福斯有罪，陸軍根據這封偽造的信件，認為判決是成立的。要求再審的人士只要有什麼舉動，就會促使總參謀部尋找新的證據來補強，用新捏造的證據來掩蓋過去在神秘檔案裡捏造的舊證據。這些軍官完全沉浸在陰謀者的心境之中。秘密會議、警告、敲詐勒索、杜帕帝．德．克拉姆與埃斯特哈吉不為人知的關係、戴上假鬍子與深色眼鏡進行喬裝，以及陸軍內部發生的一連串聳人聽聞、難以解釋的事件，這些都讓軍方無論如何都不願面對再審。只要是要求再審或質疑德雷福斯判決合法性的人，都會成為陸軍「事實上」（ipso facto）的敵人，進一步來說，還會成為全法國的敵人。

陸軍並沒有太多政治色彩，尤其與教士更無關係，陸軍既不完全由貴族掌控，也不是保皇派的人馬，也不一定反猶太人。雖然許多陸軍軍官確實具有上述的傾向，但陸軍這個組織本身是共和國的一部分，它不像教會一樣是共和國的反對者。儘管有個別軍官存有反共和國的心態，但陸軍仍接受自己是國家工具的角色。共和國需要陸軍，而且致力於讓陸軍成為更嚴謹與訓練更專業的組織，而不是像第二帝國的陸軍那樣僅憑血氣之勇。從克里米亞戰爭到色當之役（Sedan），第二帝國的陸軍只是橫衝直撞，從未做好運籌帷幄的工作。整體而言，陸軍軍官團仍受到聖西爾軍校（St-Cyr）畢業生的掌控，這些人絕大多數出身大家族，心態上仍然排斥法國大革命的觀念。這個小團體不屬於平民階級，他們既不關心也未察覺到國內其他階級的想法。軍官團是一個只忠於自身成員的俱樂部，致力於養成自身的獨特性，其中一個明顯特徵是他們的軍服。英國軍官不服勤時從不穿軍服，法國軍官不同，一九○○年之前，法國軍官從來不穿軍服以外的衣服。薪水微薄、晉升緩慢、長期駐紮在無聊的各省城鎮，能補償他們的只有聲望：榮譽、豁免權與階級身分；簡言之，他們可以得到尊榮。

這份尊榮是崇高的。在民眾眼中，陸軍超越政治；陸軍就是國家，陸軍就是法蘭西，陸軍象徵法國的偉大。陸軍是法國大革命的陸軍，同時也是帝國的陸軍，陸軍是一七九二年瓦爾米之役（Valmy）的陸軍，當時目睹這場戰役的歌德說道：「從這天起，世界史將開啟新的時代。」陸軍是馬倫戈（Marengo）、奧斯特利茨（Austerlitz）與瓦格拉姆（Wagram）之役的陸軍，拉維斯（Lavisse）自豪地稱這支大陸軍（Grande Armée）是「戰爭史上從未見過的最完美的軍隊」；陸軍是穿著胸甲佩戴軍刀、頭戴平頂軍帽身穿紅褲的陸軍，是塞瓦斯托波爾（Sebastopol）與馬拉科夫（Malakoff）、馬真塔（Magenta）與索爾費里諾（Solferino）之役的陸軍，陸軍使法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一直到普魯士興起為止。陸軍是悲壯的，也是榮耀的，陸軍在色當打完最後一發子彈，接下來的騎兵勇猛衝鋒，讓德國皇帝禁不住大喊，「喔，這群勇士！」（“Oh, les braves gens! ”）二十五年後，在從未消退的德國陰影下，陸軍是法國的守護者與復仇的工具。陸軍是未來恢復國家榮耀的憑藉。當軍官與國旗率領部隊經過時，民眾紛紛脫帽致敬。安那托爾．佛朗士（Anatole France）曾在小說中嘲諷一個人物――這個嘲諷與事實相去不遠――這個人物說，陸軍是「我們碩果僅存的東西。它撫慰我們，使我們能面對現代，給我們希望，使我們能迎向未來」。陸軍是一群勇士。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陸軍成了它的朋友的囚徒――教士、保皇派、反猶太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所有反共和派團體全以維護陸軍的榮譽作為自身的宗旨，藉此滿足自身的目的。陸軍因為從一開始就咬定德雷福斯有罪而難以回頭，加上軍官們為了證明德雷福斯的罪行而偽造罪證，以及隨後的一連串陰謀詭計，使得陸軍的榮譽與維持原判決完全畫上了等號。因此陸軍無論如何都不允許再審。

反對再審的立論基礎在於，一旦再審，將會重創陸軍的威信，陸軍的威信一旦受創，就無法抵抗德國。保皇派的《法國公報》（Gazette de France）宣稱，「再審意謂著戰爭」，而用缺乏組織的陸軍打仗，將會是一場「潰敗」（“la Débâcle”），「潰敗」一詞原本是指一八七○年普法戰爭的慘敗。多松維爾伯爵（Comte d’Haussonville）問道，如果教導士兵去輕視下令的軍官，那還怎麼打仗呢？多松維爾伯爵認為，無辜的人被關進牢裡是「不可忍受的」，反猶太運動也「令人厭惡」，儘管如此，他還是認為反陸軍的德雷福斯運動比前兩者更糟糕，因為它會破壞民眾對軍官團的信心。國會憂慮一旦陸軍不受信任會遭到削弱，而這樣的憂心也使民眾轉而反對再審。對民眾來說，陸軍是和平的保證。有人說，「法國熱愛和平而且更愛榮耀」，再審會破壞這樣的情感。總參謀部不會犯錯，提出再審的人如果懷疑這一點，等於褻瀆軍隊的榮譽，凡是支持再審的人，就算不是叛國賊，也算親德分子。

複雜的文件、摹本、審判與秘密檔案把民眾搞得團團轉，他們無法把刻意偽造證據陷害無辜的行為，與他們心目中與陸軍有關的閱兵、軍服、軍靴、肩章、槍砲與旗幟的形象聯想在一起。人們如何想像，驕傲地騎在馬背上，手持軍刀，在軍樂聲與鼓聲中前進的軍官，居然會在通風不良的辦公室裡， 埋首努力地偽造筆跡，用剪刀漿糊將信件拼湊在一起？這種事跟勇武果敢或軍隊都扯不上關係，因此絕對是誣衊。民眾充滿愛國心而且支持共和體制，他們相信在報紙上讀到的內容，他們熱愛陸軍，痛恨而且恐懼「其他人」──眼裡沒有國家的人，煽動者、縱火焚燒教堂者，據說這些人發誓要摧毀陸軍。民眾高喊「陸軍萬歲！」（“Vive l’Armée!”）與「共和國萬歲！」（“Vive la République! ”）「打倒德雷福斯派！」「打倒猶太人！」「叛國賊去死！」「梅西耶萬歲！」（“Vive Mercier!”）與其他可以幫助他們驅除邪惡加強信念的口號。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奧古斯特．梅西耶將軍儼然成為陸軍的代表，他在一八九四年擔任戰爭部長，是他下令逮捕德雷福斯，他也因為接下來的風波而成為陸軍支持者的偶像與陸軍的象徵。在上流社會的派對上，當梅西耶將軍走進房間時，女士們紛紛踮起腳尖，想一睹他的風采。梅西耶，六十一歲，身材高瘦挺拔，外表梳理得一絲不苟，鼻子有點彎曲，像「德皇」一樣留了上揚銳利的八字鬍，眼神不流露感情，眼皮經常是半闔著，但即使睜開也只是冷淡而直接地注視對方。梅西耶曾參加過墨西哥戰爭與一八七○年的梅斯（Metz）戰役，當他在一八九三年被任命為戰爭部長時，總參謀部認為他是貨真價實的軍人而非政治人物，因此對他表示歡迎。無政府主義者瓦伊永在國會丟擲炸彈時，在爆炸聲中，梅西耶端坐在硝煙裡一動也不動，他把飛濺到他身後位子的炸彈破片撿起來，交給坐在位子上的副官，面無表情地說：「你可以留做紀念。」梅西耶堅定、有決斷力、深思熟慮，態度客氣而節制，隨著鬥爭越來越激烈，有些人開始口不擇言地辱罵對手，例如雖然稱呼對方先生，卻添入了「討厭的畜生」（“sale bête”） 或「混蛋」（“ce salaud”）等詞彙，但梅西耶卻依然維持一貫的有禮，從不口出惡言。

一八九四年，面對總參謀部出現叛國情事，梅西耶了解德雷福斯的罪證不足，於是他下令逮捕德雷福斯，希望從他口中得到供詞。當德雷福斯不願認罪，而調查的軍官正努力補強證據時，逮捕的消息卻被反猶太報紙《言論自由報》得知，該報表示德雷福斯不會受到審判，因為梅西耶拿了猶太人的錢。在《言論自由報》與其他報紙刺激下，梅西耶找來《費加洛報》（Figaro）的軍事編輯，他告訴這位編輯他真正的想法：他從一開始就有「證據可以證明德雷福斯叛國」，他的「罪證確鑿」。因此，早在審判之前，梅西耶已經將陸軍與德雷福斯有罪牢牢綁在一起，使陸軍再無轉圜的空間。之後，德雷福斯事件的爭議隨即浮上檯面。「今天，人們不是支持梅西耶，就是支持德雷福斯，我支持梅西耶，」在國會爆炸案發生時，擔任梅西耶副官的里烏將軍（General Riu）對記者說道。「如果德雷福斯無罪，那麼梅西耶就該走人，」《權威報》（l’Autorité）保皇派主編卡薩尼亞克（Cassagnac）寫道，「如果德雷福斯無罪，那麼政府就有罪。」此後，每個重複的選擇只是加強了爭議。

審判時，梅西耶將軍授權提交秘密檔案而且隱瞞不讓被告知道有這份證物，這個行為造成審判不合法。梅西耶明知自己的所作所為造成的嚴重後果，往後兩年面對大量的偽證與錯誤判決，卻依然理直氣壯，他越來越傲慢，而且堅決認定德雷福斯有罪。一旦德雷福斯因為偽證而被定罪，那麼再審將會揭露戰爭部、總參謀部與梅西耶本人的一連串醜聞；簡言之，如一名同事所言，如果在再審中「德雷福斯上尉被判無罪，那麼梅西耶將軍將成為叛國賊」。歷經每一次的重新調查與聽取證詞、埃斯特哈吉的審判、左拉的審判、上訴法院的審理與在雷恩（Rennes）的最終審，梅西耶都擊退了再審的要求，守住了錯誤判決的堡壘。瘦削、高傲、冷冰冰的面孔，即使當他建立的整棟建築物搖搖欲墜，他依然自我克制毫不動搖，梅西耶讓人想起但丁地獄裡對某個人物的觀察，他輕蔑地看著四周，「彷彿視地獄如無物」。

所有的人都站在梅西耶這邊，除了真相。每當德雷福斯派拿出他們相信這一次一定可以獲得再審的證據時，他們就會遭到打擊、壓制、不予考慮，或者陸軍會拿出新偽造的證據與之對抗。陸軍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政府、教會裡所謂思想正統的報音信者與五分之四報章雜誌的搖旗吶喊。正是新聞媒體創造了德雷福斯事件，而且讓停戰永無可能。

作者為美國著名歷史作家，兩座普立茲獎得主。

外交世家出身，父親為銀行家與雜誌發行人，外祖父則在一戰期間擔任美國駐鄂圖曼大使。早年曾隨家人前往中國、日本、內戰時期的西班牙，從事研究與採訪工作，之後開始大量撰寫歷史作品。

文筆優美，擅長以小說筆法捕捉重大戰爭與外交事件的前因後果，《華爾街日報》譽為「大眾歷史的女豪傑」，美國漢學家費正清稱她為「作為藝術家的歷史學家」。以《八月砲火》與《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兩度贏得普立茲獎，並以《遠方之鏡》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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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驕傲之塔：一戰前的歐美世界圖像，1890─1914》（上）（下）
作者：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
出版社：廣場
出版時間：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