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裂資本主義(Crack-up Capitalism):新自由主義的穢土轉生

劉又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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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2008年金融海嘯讓我不再相信國家維持個人幸福的能力,也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是相容的。從此以後,我認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逃離收稅的民主國家。當代真正自由主義者的偉大任務,就是找到一種逃避政治的終極方法。而國家越多,資本家可以隨手使用資本的地方就越多,資本流動性就越強;而且,任何國家都不太可能提高稅率,因為擔心會打草驚蛇,導致資本出逃。所以,當代資本家若要追求「真正的自由主義」、增加自己的自由,掙脫政府監管的束縛,就應該增加國家的數量,讓管轄權彼此箝制。甚至,由成千上萬各式政體(不只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就是實現自由主義者偉大夢想的現實烏托邦。── Peter Thiel(PayPal創辦人和Facebook早期天使投資人)

扎哈.哈蒂建築事務所(Zaha Hadid Architects)近期的大部分作品,之所以都在亞洲(北京、成都、香港、杜拜),特別是在沒有民主的「威權資本主義國家」,那是因為這些地方的發展速度更快。無論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或是中國,杜拜和香港都是這兩個國家的「社會研發實驗室」。正是需要這些沒有民主的自由市場,跨國資本支持的烏托邦建築才能逃脫西方政治的僵化監管。── Patrik Schumacher(扎哈.哈蒂建築事務所負責人)

近期,筆者因公務之便,參加了今(2024)年度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世界貿易組織公共論壇」(2024 WTO Public Forum)。論壇聚集全球最頂尖的經貿學者、專家、律師,以及與AI和氣候變遷等議題相關的NGO與企業代表,共同討論在當代「反全球化浪潮」興起的情況下,WTO作為世界自由貿易的最高機構,要如何力挽狂瀾達成「再全球化」的使命。

論壇中,各種思想交鋒與論述對談火花四射。但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卻是一場與書籍作者面對面的小型座談。公共論壇會期間,多數面對面座談都是針對今年首發書籍的作者;但這場座談所討論的書籍,卻是2023年發表的《碎裂資本主義:激進市場與無民主世界之夢》(Crack-Up Capitalism: Market Radicals and the Dream of a World Without Democracy)。

該書作者Quinn Slobodian是現任波士頓大學國際史教授,曾於2018年以《全球主義者:帝國終結與新自由主義的誕生》(Globalists: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一書獲獎無術。他的評論也常見於英美各大主流政經報刊如:《衛報》(the Guardian)、《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作為一位國際史學者,Slobodian擅長以觀念史的方法,分析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觀察「國際政經情勢的變遷」與「各種意識形態或觀念流轉」的互動關係。《碎裂資本主義》的副標題「激進市場與無民主世界之夢」其實清晰的「劇透」了本書的內容,主軸就在強調「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不必然相生相依」。但這個推論並不是新聞(雖然多數新聞媒體評論,仍把民主與自由、資本與政治的互斥當作本書賣點)。畢竟有關「威權資本主義」論述,近年早已汗牛充棟。但「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間的競合關係,在筆者全球觀念史的視野下,卻有了新的開展。

新自由主義的穢土轉生

根據Slobodian前一本書《全球主義者》的說法,他認為新自由主義源自一戰後德意志、奧匈與土耳其帝國瓦解的影響,必須有一套新的秩序原則取代過去的帝國秩序。也就是在帝國的統治下,帝國秩序內部可以有「人、貨、錢」(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的安全空間。但各大帝國瓦解後,世界秩序重新進入盤整。新自由主義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進入冷戰時代。在世界被美蘇兩大資本與共產帝國割裂期間,新自由主義雖然在資本帝國內緩步上揚,但一直要到冷戰結束、蘇聯帝國瓦解後,新自由主義才在美國全球霸權主導下,開始成為支撐世界政經秩序的主流價值。

相對於政治上的分裂(蘇聯帝國瓦解),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強調,透過自由貿易區的整合,達成「人、貨、錢」的自由流通,成為後冷戰全球意識形態的基礎。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潮流到2000年前後中國加入WTO達到高峰。但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也同時來自主權國家與資本家。主權國家認為,新自由主義強調生產要素的自由流通,等若逃脫了主權的監管與徵稅;資本家則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法制,雖然督促主權國家邊界的開放,讓資本在自由貿易區內流動;但國際貿易相關法規的監管,仍讓政治力對資本的管束過度嚴格。這樣的雙重不滿,因此成為新自由主義裂變再進化的沃土。

對資本家來說,企業的效率遠高於政府;所以資本家希望政府可以企業化,國家可以變成最大的公司。因為唯有如此,對資本家而言,政府才能有最高的效率與無限的自由。對這些主張把政府企業化、國家公司化的資本家來說,政府服務目前佔全球GDP 的30%。事實上,韋伯(Max Weber)所謂「權威性的價值分配者」或「正當性的暴力壟斷者」,只是讓各個政府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卡特爾。所以,只要能把國家當成公司,把公民當成顧客;縱使國家真的失敗,但這就像企業破產一樣,總有人能從中獲利;或甚至在清盤後,創業者能再創造新公司即可。

對資本家來說,企業化的政府已經無法滿足胃口。擁有一個「自己的迷你國家(城邦)」,也開始在這些原來的新自由主義支持者中擴散。2010年前後,曾經盛行於1960年代世界各地的加工出口區(包括台灣),在免稅的基礎上,加入了「殖民地」與「飛地」(enclave)的概念,藉此長出了一個既在主權國家內部,又在法制監管與徵稅外部,具有「治外法權」的「『租界』型態『特區』」(zone)」。這樣的特區以經濟為名,既對那些在2008金融海嘯後想要「拚經濟」的政客而言,成為趨之若鶩的政策KPI;又對那些苦於想要更上層樓,尋找新投資標的投資銀行與基金來說,也找到了新目標。

從新自由主義到碎裂資本主義

但無論叫作避稅天堂、自由港、城邦、飛地或經濟特區,這些新空間擺脫了一般形式的管制、課稅與權利義務。等若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後、生產要素世界性自由流通形成激進市場時;再透過這些特區,去達成更高度的「人、貨、錢」流通自由。甚至,是破壞現有的自由貿易區域整合,用小區域(zone)取代大區域(region),藉此形成比新自由主義更極端的經濟自由狀態。這就是作者「碎裂的資本主義(crack-up capitalism)」從新自由主義「穢土轉生」的奧義。

但這種資本家嚮往的、資本自由流通的、多元「特區」的世界,在現實世界中,並沒有靠資本家「去政治化」的思維達成;特區的建構,反而是靠政客「再政治化」的思維,透過權力的施展去建構新的空間秩序。並且透過這個新秩序,繞過或毀棄原來的社會契約,重新編寫政治上的權利義務關係。

也就是說,後冷戰是政治統合能力碎裂、經濟統合能力加強;當代則是政治統合能力重新加強,用政治的力量隔離出一個特區。這個孤立於後冷戰自由貿易區統合之外的特區,就成為同時擁有政治經濟影響力的「飛地」。在這種飛地之內,主權國家創造了一個權力與權利的真空地帶;在切斷飛地內部既有社會契約後,又再造了政治經濟上新的權利義務關係,以對應「飛地」這個新空間。若按照德國公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說法,這就是資本主義創造連接特定地理範圍內大空間秩序(Großraum,the great space)之後,又一次新的進化或突變。權力壟罩的空間,從平面又回到了節點;在節點內,政府用權力創造新的「空間秩序」。

但事實上,這些主權國家政治力量結合跨國資本所建造,所謂割離主權國家均質影響力的「飛地」或「特區」,早已成為新自由主義人貨錢自由流通推波助瀾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內商業契約簽訂時,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司法管轄地域。也就是各特區所屬的法律,被跨國公司視為一種「可供自由挑選」的「遊戲規則列表」。公司的註冊地點、業務實際執行的地點、產生買賣關係的地點,其中的複雜性都可以任憑跨國資本家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法體系。

甚至在2014年,前蘇聯的波海國家愛沙尼亞,就推出了一項電子居留計畫,允許人們花一筆小錢,即可成為「虛擬居民」。只要在愛沙尼亞註冊公司,就可以獲得一系列線上服務。這些境外公司可以用愛沙尼亞為跳板,進入歐盟的數位單一市場。這表示,你可以跟歐盟毫無關係,但你卻可以適用歐盟的法律。這種高度自由的管轄權選擇,讓資本家有更多選擇不同特區的自由、也有了更多鑽漏洞的自由。

我們本來以為當代是經濟統合的時代,但實際上卻是資本家與政客結合,在強勢的區域經濟整合下,以政治權力打造新的特區實體。這種特區在既有的主權國家內部,形成一種政治經濟秩序的飛地。讓一種「碎裂資本主義」,在原有主權國家的箝制下,再度轉生,遍地開花、化整為零、鄉村包圍城市。甚至在增加這些政經飛地的影響力後,進而預謀「襲奪」主權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主要行動者的角色,或是至少部分能力或角色。一方面成為國際法的主體;二方面直接瓦解國際法必須由主權國家作為主要行為者的主體構成要件,進而瓦解國際法,或甚至瓦解整個主權國家體系。

另一方面,這種特區內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形式,等若拆穿了當代主權國家傳統下的經濟和政治格局。尤其是在這種特區中的政府與資本家,沒有民主政體與民間社會力量的箝制下,可以用各種方式吸引投資、完全釋放企業的賺錢能力。透過稅收激勵、放鬆管制,或甚至放任資本家剝削勞工,藉此來達成高度經濟成長的目標。當代的香港、新加坡或杜拜,這些常被視為「自由港」的「經濟區」,就存在大量「反民主,顧經濟」的狀況。

對作者而言,1990 年代至今全球化強調的權利讓渡,將主權國家既有的法律、經濟或社會福利等事務的決策權,轉向國際多邊機構。從區域性的歐盟、到全球性的WTO,這些組織成功帶動全球經濟一體化,或是自由市場概念的普及化。但這種「區域統合」並沒有真正摧毀國家主權,而是將國家主權分割成更小、更不負責任、可能更具壓迫性的碎片。也就是用經濟區、自由港等名目,去瓦解各種公民社會追求民主化或權利保護的途徑。

如果用英國1990年代有名的「第三條道路」概念來看這整段分割主權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喜歡將國家和公司進行類比的政客,經常就是那些要用經濟成長誘因,來削減公民社會權利意識與國家民主體制,以追求更少量監管、更絕對市場自由為目標。藉此將一個自由的政府納入自由的資本家麾下。這些才是杜拜或香港被視為無須民主仍可經濟富裕「自由港」的真相。而根據作者的統計,這些所謂「經濟特區」或「自由港」,目前主要都集中在東亞和拉美,尤其是中國佔了一半以上。

碎裂資本主義的中國門徒

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開始面向全球貿易,並於2000年加入WTO後,完全融入全球自由市場。到了2010年代,中國也開始在遠離自己領土的地方建立特區、飛地(或殖民地)。在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下,北京以援助或貸款之姿,於全世界大量建造港口與鐵公路等基礎設施。從中國邊界一路延伸到周邊區域、整個歐亞非,乃至中南美洲。「一帶一路」沿途買下了希臘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並資助在倫敦船塢區設立據點;中國公司更從杜拜的DP World 公司手中,接管了非洲之角吉布地港,更花費 40 億美元修建鐵路,連結吉布地與衣索比亞。

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中國企業劃定了範圍涵蓋薩國國土六分之一的經濟特區,要與薩國政府簽定百年租約。這種對中國近代史上列強「租界」的模倣與重現,讓北京的行為模式與近代侵略中國的列強類似。中國外交官甚至在簽下索羅門群島一個港口的長期租約後表示,這些對外「開疆闢土」的中國公司,就像我們時代的「東印度公司。」這些中國的東印度公司持續對外擴張、到處圈地。從菲律賓島嶼上的經濟特區,到巴布亞紐幾內亞附近島嶼的漁業特區,再到柬埔寨的港口特區與沿鐵路劃定的經濟開發區,以及尼加拉瓜興建中的「巴拿馬運河2.0」。

也就是說,中國在大談「去全球化」的同時,卻在沿用過去歐美或日本的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模式進行圈地。中國走的老路,可以追溯至19世紀維護大英帝國全球自由航行的煤站和自由港網絡。英式「治外法權」的推動,也是自十六世紀以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蘇丹逐步讓步、屈服、被迫同意(capitulation),賦予一些西方國家公民「不受當地法律管轄」的「豁免權」。

北京對外經略殖民地或租界的底氣,來自承繼大英帝國殖民地香港成功的殖民經驗。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正是這種「閹割政治,專心經濟」的「特區」典型。在香港,北京的政策規劃與治理模式強調城邦政府高度企業化,一切以「為跨國資本服務」為依歸,反對任何公民權伸張。

對那些執著於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的市場自由派而言,香港和新加坡缺乏個人政治權利是一個特點,而不是一個缺點。當主權國家不再追求人民主權下的民主制衡,進而發展出無法對個人權利有效保護的法制體系時,各種新型自由放任經濟主導的可能性就會出現。而這其中,曾經作為西方殖民地、仍遺留商業殖民主義遺產的東方,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監控技術和基礎設施創新相結合,就為這些財團與政府的結合,開啟了更為康莊的大道。

如此看來,中國的特區天生就是碎裂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佼佼者。但特區從來不是空白或真空,實際生活在那邊的人受到經濟剝削到無法忍受時,還是會以政治方式進行反抗。對作者而言,新自由主義大經濟學家 Milton Friedman曾稱讚的香港,所謂「決策過程沒有民主選舉,而不受干預的資本主義運作完美容器」並不存在。就算把特區冠上經濟之名,「經濟特區」還是主權國家政治權力撐起的空間秩序。在其中,資本家與主權國家合流,更沒有讓新自由主義從主權國家脫逃。2014年至今,港人已經歷「傘運」與「反送中」,所謂「亞當斯密的島嶼」,已經成為「美中新冷戰」國際結構中,真實存在的「東柏林」。

特區透過主權國家而設立,接著又再反過來「洞穿」主權國家體系的現在進行式,自然不只存在於威權資本主義的中國。根據作者的統計,世界上有超過5,400個特區。單是在過去十年,就有一千個新特區出現。有些新特區的規模比工廠或倉庫還要小,只是全球市場物流迴路的轉換點,或是儲存、組裝或提煉產品以避免關稅的地點。無論先進國家英美或全球南方,都大量存在各種擁有特殊法律的「公司城」或「創新區」。這樣的「特區劃分政策」橫跨民主與威權國家,甚至也橫跨民主國家內部左右翼勢力。

以英國為例,無論是保守黨的前首相強森或現任首相施凱爾,對於解決英國脫歐後的北部工業區蕭條方案,都是建立「免稅區」或「自由港」。根據兩黨的說法,也都是要以杜拜為競爭目標,創立一個可以免稅、雇用外籍勞工的特區。但這個特區對當地社區經濟或是就業有何提振作用,兩黨卻也都語焉不詳。

就這樣,在左至右、無論民主或獨裁的主權國家,都選擇與跨國資本合流的趨勢下,這讓碎裂資本主義的網羅更為嚴實。各種特區在主權國家體系上刺穿的破洞,讓既有的國際秩序就像暴風中充滿破洞的帆布。無論世界多麼混亂,碎裂資本主義仍有辦法蓬勃發展、搖曳生姿。因為跨國資本的暴風,會透過這些無法監管的經濟特區破洞,讓它們保持欣欣向榮。而後續主權國家與特區間的競合關係,勢必將成為當代最值得關心的國際政治經濟議題之一。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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