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中央銀行的崛起：貨幣寬鬆與通膨危機的金融有形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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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釋中央銀行在新自由主義中的主導性角色？

本書的核心論點是，新自由主義時期中央銀行的崛起，是貨幣當局成功將金融當成有效治理的基礎結構工具的產物，這個結果需要中央銀行官員本身進行大量的政策實驗。這種觀點與政治經濟學的主流觀點形成強烈的對比，政治經濟學通常依賴利益、思想和制度作為概念，來解釋貨幣政策的變化及其在新自由主義政權中的地位，而且本書不同於大多數社會學著作中的中央銀行技術官僚概念。以下我將介紹並批評這些不同的方法。

分配衝突與金錢政治

第一種研究類型的假設是這樣的：每一種「關於金錢的政治選擇都反映了政治競賽的結果」。這種政治競爭被認為包含了眾多「大型團體」之間的競爭，這些團體在貨幣議題上的利益互相競爭，並且有不同的社會權力來源可影響政治。相關的社會行為者可以是社會階層或產業團體，無論哪些團體在這些競爭中勝出，都會因為有利於自己財務的政策決定、法規和制度安排的形式而獲益。由於主要的貨幣政治、主要的利益和社會權力的來源相互加強，我們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找到或多或少持久的貨幣政策制度，並具有特定的分配效應。

這就是這個論點的架構。然後這被指定為貨幣政治的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面：影響本國貨幣相對於其他貨幣相對價值的決策；以及影響貨幣（未來）商品價值的決策。舉例來說，匯率政策被認為取決於出口導向型產業相對於非貿易商品部門的相對重要性和力量，以及這些群體對匯率與價格穩定的相對權重。因此，在更加依賴出口的成長模式中，與債務驅動型政權相比，主導利益團體預計會支持防止本國貨幣相對於外國貨幣升值的政策（例如德國），而在以債務帶動的政權中，匯率政策不是無關緊要（例如美國）就是造成資本外逃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強大的金融利益團體就會要求制定防止本國貨幣貶值的政策。

但由於匯率穩定措施被認為效果不彰，近年來大多數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反）通貨膨脹的政策。確實，傑夫瑞．基斯．英恩（Geoffrey Keith Ingham）指出，「硬」貨幣（即穩定）與「軟」貨幣（即通膨）的衝突，以及對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分配影響，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古老、影響最深刻。除此之外，學者們關注通膨的一個關鍵原因在於總體經濟管理中既有的假設權衡，換句話說，有關未來通膨率的決定，應該表示著對價格穩定與其他政策目標（特別是就業和成長）的相對權重的政治選擇。不同的整體經濟穩定目標之間存在權衡，需要對優先目標做出困難的選擇，這導致受總體經濟發展不同影響的不同群體，期望不同的通膨（負成長）政策。勞工和社會貧困階層被視為硬貨幣通膨負成長政策首先的受害者，因此如果通膨有助於確保就業和再分配成長，他們就傾向於接受通膨；相較之下，資本基金所有者則被認為支持硬貨幣政策。富裕的團體顯然也從成長中受惠，他們擁有可以保護自己不受通貨膨脹影響的實質資產，但是他們的金融財富（例如他們持有的公債）會隨著價格上漲而貶值，因為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傾向於採取穩定其財富貨幣價值的措施。

在這種分配衝突和貨幣政策框架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大致敘述央行的崛起及其在新自由主義中越來越高的重要性。敘述的內容將最近的情況發展描述成資本家的結構性權力凌駕於民主要求之上，他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透過真的可能「退出」的威脅和行使「發言權」以運用這種優勢。結果硬貨幣的政策因此勝出。這不只是強化了資本的主導地位，而且與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權力轉移同時發生，相對於優先事項充滿矛盾的民選政府而言，央行身為硬貨幣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其影響力和權力都已大增。由於央行權力與資本主義霸權相輔相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幾乎沒有哪個政府敢挑戰央行的權力、低通膨的教條以及流動的資金。

關於貨幣方法政策這種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模式，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它將資本主義的整體結構變化—不斷增加的資本流動性、收入從勞動力轉向資本等等—與社會群體之間的偏好衝突，以及一九七○年後廣泛觀察到的通膨負成長政策變化過程連結起來。此外，最近的經濟學研究證明了貨幣政策的分配重點是正確的，並與新古典主義和新凱因斯主義的假設互相矛盾，即低通膨對長期成長的影響是中性的。

但貨幣政治框架的一個關鍵問題是，粗略的版本無法解釋貨幣政策的作用和實質變化。舉例來說，如果「高層衝突導致精英團結和傳統經濟政策」屬實，那麼英國將成為硬貨幣的政策興起的典型例子，而諸如德國等階級衝突不大的國家，將為軟貨幣的政策提供更肥沃的土壤。但一九七○年代的情況則正好相反，我將在下一章更詳細地討論。德國央行比英格蘭銀行更快掌握權力，並且採取嚴格的通膨負成長措施。在以利率為基準的框架中，人們可以透過引入與團體利益相關的更精細、更複雜的區別來回答這個困難的問題。舉例來說，德國有大量的中產階級甚至工人階級儲蓄者，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者（他們想要的目標是國內低通膨），而一九七○年代的英國則是房貸戶（想要較高的通膨）的比例迅速增加。此外，與德國的銀行相比，英國的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未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因為英國銀行業採浮動利率授與貸款，因此，雖然通膨偏高而且波動大，但主要的金融參與者幾乎沒有受到傷害，而且有時甚至可以從中獲利。

我在本書中採用另一種策略，以超越金錢政治和結構性權力的簡單框架。我從經驗觀察開始，認為對強勢群體在功能上有利的政策並非總是為此目的而被採用。事實上，有時各個群體甚至沒有充分了解自己的客觀利益，或是對政策的影響力仍然有限。因此，彼得．強森（Peter A. Johnson）建議我們研究「主要行動者所了解的每個國家的機構、利益和目標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留意公共決策官員如何在發出標準不一且有時模糊信號的複雜環境中採取行動的。我遵循他的建議，以設法真正了解與貨幣政策相關的具體困境和衝突，並理解不同國家採取具體行動方針的原因。

然而，如果硬貨幣的文獻正確地識別總體趨勢，我們為什麼還要關心政策變化的實際動機和細節呢？需以超越硬貨幣與軟貨幣觀點來解釋的更重要原因是，硬貨幣限定了我們對通貨膨脹率及其背後利益發展的看法，但卻掩蓋了具體的政策、產生的後果及不同國家行為者在其政策中扮演的角色。舉例來說，如果只是將硬貨幣與軟貨幣並列，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英國的柴契爾推行的通膨負成長政策實際上與金融活動的快速擴張同時進行，而英格蘭銀行在這個過程中卻相對無能為力；在美國，通貨緊縮是透過保羅．沃克於一九七九年發起的快速政策轉變發生的。要了解這個轉變的時機以及如何發生，就必須要知道在當時債券市場的核心作用及其在經濟中的「通膨恐慌」（inflation scares）。相較之下，德國央行不太關心貨幣主義意識形態，也不擔心債券市場。德國央行在一九七○年代中期透過採用一種統合主義貨幣目標來引發通膨負成長，這種目標需要強有力的薪資限制和財政支出限制。在這些情況下，貨幣政治的視角看到了相同的結果（硬貨幣和通貨緊縮），同時忽視了政策模式和內容以及央行所扮演之角色的明顯差異。更重要的是，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名目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s）和實質利率（real interest rates）皆已大幅下降。消費性產品通膨仍低迷，但金融活動不只沒有因貨幣疲軟而受到抑制，反而呈現爆炸式的成長。此外，自二○一○年以來，央行實施了非常擴張性的政策，但這些干預措施主要使某些群體（擁有大量金融財富的富人）受益，根據本書所討論的文獻，這些群體通常需要硬貨幣並從中獲利。只有克服對「央行運作細節」的忽視，我們才有可能解釋這些軌跡，並解譯近期寬鬆貨幣、低通膨和狂暴式的金融成長模式。因此我的建議是，我們不僅應該完善地理解不同國家貨幣政策，還應該研究政策如何實施，並納入直接的金融和更廣泛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問題。

概念說明

正如新自由主義經常被描述為關於市場效率、監管無效以及「有紀律的」國家干預的優點等一連串的思想，學者們以慣常的方式重建了貨幣政策的出現，以及意識形態變化導致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對這些學者來說，關鍵時刻是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一九六七年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的主席演說，當時他澈底改變了凱因斯主義的觀點。傅利曼並沒有指出市場失靈時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反而是認為經濟是由效率市場所組成的，而這些市場會暫時被政府的通貨膨脹（以及適得其反的）措施所擾亂。這個基本理論「格式塔轉換」（Gestalt-switch）的政策含義是讓政府退出財政激進主義，並透過憲法制定貨幣供給規則。哈利．強森（Harry G. Johnson）稱這個專案是反對凱因斯主義的「貨幣主義的反革命」（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許多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追隨他的腳步。舉例來說，布萊斯（Mark Blyth）、霍爾（Peter Hall）、瓊斯（Daniel Stedman Jones）、傅卡德—古林查和貝布（Marion Fourcade-Gourinchas and Sarah Babb）的著名研究，都在關注貨幣主義思想對於國家應付一九七○年代通膨危機的影響。比較最近的是，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認為，總體經濟學家的想法對總體經濟政策產生了致命的影響，他感嘆主流經濟學遵循傅利曼的主要原則，假設經濟參與者的預期是理性，而且市場在長期內會達到均衡。根據這些思想，貨幣政策的優先性高於財政政策，在實施貨幣政策時，各國央行的官員會優先考慮控制通貨膨脹，因為他們認為除了清倉大拍賣的價格之外，幾乎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來維持或使經濟恢復到最佳狀態。這種總體經濟思維可以說也導致了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忽視了金融領域的不平衡以及市場的不完善 。

可以肯定的是，引用的研究之間存在重要差異。霍爾提出一種特殊的觀念改革模型。他認為，在結構性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同時，我們有時可以觀察到「三階」（third order）變化，這些變化導致從一種包羅萬象的典範轉向另一種典範。推動這種轉變的機制是舊典範中的認知不一致和矛盾，以及在激進的新思想幫助下成功的選舉動員。一九七○年代末期，英國放棄凱因斯主義需求管理，轉而支持柴契爾的貨幣主義，霍爾將此視為一個恰當的例子。其他著作與霍爾的模型不同，強調官僚機構和國際組織內部的「機能性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以及／或是專家的作用，他們將思想轉化為服務策略利益以及／或是提供具體的政策解決方案。這種轉換的前提是，從學術界傳播到政策制定環境時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和拼湊性。

後續的分析將顯示，霍爾的典範轉移說法是錯的，即使對於他挑選出來的英國背景環境為自己的關鍵案例來說也是錯的。正如其他人已經指出的，儘管柴契爾公開支持傅利曼的思想，但貨幣主義從未成為英國真正的總體經濟政策計畫。我們可以將這種失敗當成由行動者做出選舉承諾並推廣吸引大眾的政策理念這樣的政治領域，以及班．克利夫特（Ben Clift）所說的「貨幣主義格言的『失敗的操作化』（thwarted operationalization）」兩者之間的區別。正如經濟歷史學家鄧肯．尼漢所說的，柴契爾政府未能實現自己的貨幣目標，而且很快就放棄了實現這些目標。柴契爾的貨幣主義承諾也未能贏得關鍵支持者的支持，無論是工會還是債券交易商都不夠認同政府的目標。如果我們按照貨幣主義思想，就會很難理解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出現的，以及英格蘭銀行如何在這個政權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因此很明顯，科內爾．班恩（Cornel Ban）、班．克利夫特、陶德．泛根特（Tod Van Gunten）等人所提倡的「後典範」（post-paradigmatic）觀點對我的分析比較有幫助。舉例來說，他們提醒人們注意中央銀行內部經濟學家的翻譯工作，制定了具體的政策建議。他們還敦促我們試著了解，權威的新凱因斯主義概念和模型如何為通膨目標制的實踐提供資訊。然而我要再次強調，透過直接關注中央銀行官員在努力使其管理能夠運作時的認知問題，以及操作和政治問題，我們可以更了解貨幣政策及其對經濟學的運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將看到德國央行等組織實施了一種與傅利曼的提議無關的貨幣主義，但這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吸引和約束統合主義機構的策略。我們還會看到，沃克雖然不是新凱因斯主義擁護者，但他透過與債券市場的互動，創新了一種非正式版本的通膨目標制。想法在這些發展中很重要，但其方式無法在概念框架內完全體現。

制度主義者的觀點

觀念和利益以外的一項策略是引入制度，當作特定國家結構中的中介因素和穩定來源。確實，我們不應該只是假設制度正在穩定並成為國家差異的根源，正如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者警告我們的。但在討論第二個立場之前，讓我先討論一下更成熟的傳統制度概念，這個概念仍然享有強大的知識和經驗支持。從這個制高點來看，制度是依賴路徑的產物，制度穩定了過去政治困境和決策的結果，因而決定了當前和未來衝突的解決方式。行為者可能以自身利益為導向，但假設這些行為者「[透過機構] 解釋他們的自身利益，進而定義他們的政策偏好」。此外，機構還幫助這些行為者解決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之間的不一致問題，並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制度還會引導與架構一致的概念選擇，行動者透過這個架構來解釋世界並接受看似合理的路線。舉例來說，積極總體經濟管理的提議可能在英國等擁有強大而集中的行政機構國家更有吸引力，而在德國等聯邦制國家中的多種制度制衡，則為秩序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更直觀的合理性。

根據我的分析，這種制度概念很有用，但並不是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研究所採用的主要方式。大多數情況下，這個領域的學者認為故事中的機構就是央行本身。這個觀點的理由是，央行這個政府機構將貨幣穩定的政治承諾奉為圭臬，結果這樣的承諾可能反映政府中的主導力量，或表達關於最佳政策的專家意見。中央銀行在追求貨幣政策時的正式獨立性，為這些選擇提供了可靠和持久的形式。因此，獨立的中央銀行可以解決政客對於高經濟產出的短期利益，以及穩定貨幣的長期社會效益之間的不一致。這是許多經濟學和政治學文獻都認可的標準央行獨立性論點。

但是央行並非制度本身，央行是在不確定條件下干預不斷發展的經濟決策組織。央行沒有可用的穩定的、最佳公式，無論這些決策官員決定做什麼，都會對他們所治理的經濟體產生分配和結構性後果。此外，正如大量學術研究所顯示的，傳統央行的獨立性論點未能將貨幣政策置於具有多個利益相關者的更大政體中。就這個方面而言，重要的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化的互動條件，不只是與政府，而且還有與其他群體—商業銀行、薪資談判者、強大的公司、其他中央銀行以及對貨幣政策問題具有認知權威的專家團體。所有這些團體都很重要，因為它們不只是影響政府的偏好和方向，還影響政策實施的條件和央行的合法性。

就我所知，只有一類文獻對制度及其對貨幣政策的重要性進行如此廣泛的理解。利用博弈理論的基礎，資本主義類型論（VoC）學者提出，貨幣政策的精確程序和結果，取決於兩種制度之間的互補性。第一個是傳統變數，也就是在特定政體中，央行的獨立程度；第二個是薪資談判的協調程度。資本主義類型論學者與主流經濟學一致，都認為獨立央行比政府控制下的央行更有能力降低通膨，但他們補充說，這種優勢取決於薪資談判程序的集中程度。自主推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依靠協調談判來與經濟參與者進行有效溝通，並促使他們將未來政策的預期效果納入目前的薪資結算中。這種針對低通膨的溝通協調，有助於避免單邊通膨負成長政策可能導致的失業代價，而單邊通貨緊縮政策在純粹以市場為基礎的體制中變得必要。

因此，資本主義類型論的學術研究採用一種語言，使我們能夠探索更廣泛的制度配置，如何為央行特定政策干預提供有利或製造障礙的條件。因此，它提供了分析工具，以解釋為什麼獨立的貨幣政策在某些情況下比在其他情況下更成功，這個問題在主流經濟學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視，而且在貨幣政策和觀念變革的文獻中也被忽略。然而為了得出這些重要的見解，資本主義類型論學者採用過於嚴格的理論和實證框架。第一個問題是，在資本主義類型論的博弈論思維中，經濟主體必須對央行總裁的政策選擇和結果有理性預期。例如，工會被認為能夠理性地計算央行將如何應對薪資結算，並正確預測對就業和成長的影響。在本書中，我並不遵循理性預期觀點，因為我假設工會等集體行動者有社會條件和非最佳的預期形成策略。第二，對於資本主義類型論框架來說，央行是否使用貨幣主義、通膨目標制或量化寬鬆技術來實施其政策並沒有什麼區別：在這個框架下，簡單的選擇是硬貨幣、通膨負成長和軟通膨這幾個選項。但這種政策執行的觀點有問題，因為它完全脫離了央行與金融業的關係，而這種關係決定了央行如何干預經濟以及會產生的後果（舉例來說，透過政策對信貸和資本市場的影響）。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在金融化資本主義的背景下理解央行政策，那麼資本主義類型論方法的第二個侷限性就變得特別有問題，在金融化資本主義中，當局與金融的關係占據首要地位，而與薪資談判機構的關係則失去了重要性。雖然資本主義類型論框架提供了一種更有效的方式來使用制度主義視角，但事實證明，它在理論和經驗上都過於受限。

作者為康士坦茲大學（Universität Konstanz）社會學博士，曾任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現任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研究員。自攻讀博士起，便開始關注金融市場社會學、政治社會學，並因為中央銀行的相關研究，成功獲得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NSF）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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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央銀行的崛起：貨幣寬鬆與通膨危機的金融有形之手》
作者：李昂．韋斯勒班（Leon Wansleben）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