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天下的誕生：巫教、上帝與儒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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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源起

將歷史中國定義為天下，也不算什麼大發現，傳統的中國學術早知道了。只不過我們受到現代西方學術的影響，在二十世紀時，過度以西方歷史的標準探析中國，而不能繼承並重新詮釋傳統中國學術。於是，我們將歷史上的天下一詞當成普通名詞，認為是泛指全世界。而將中國一詞視為是中國的國名，故是一專有名詞。其實，天下是一專有名詞，指涉政體的形態與統治的領域，也用來作為自稱。而中國的本義指的是這類天下政權的朝廷所在。關於中國一詞，說來話長，無論如何，歷史中國時期的中國不作為國名。

過去我們將天下解釋為全世界，所以翻譯成英文為：all under the heaven。這是不正確的。天下的確是天之下，但此天不是物理的天，而是宗教的天。所以此天下是天神所監臨與治理的下方，一個限定領域的人間。

因為對於天下概念的誤解，所以有人以為歷史上的中國皇帝因為宣稱治天下，所以被認為是要征服並治理全世界。中國一稱，被一些人批評為自大傲慢，這也是誤解。統治者自認為居中央以治理四周是歷史上多數大型政權的常態，中國並不特別。而且中國作為今天中國的國名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事，在此之前，日本也自稱是中國、中華。日本的京都王權以此稱號，宣告它可以合法治理日本。

至於此作為政治制度的天下起源於何時，進程為何，歷史學家無法抽刀斷水，明確說出它的分期，因為缺少史料。早期的史實也是留在口語中，史家無法探尋。但既有的史料則很清楚訴說：天的宗教制度成立於商代，尤其是中期以後，即西元前十三世紀以後。此時的商是中原王權的共主。此中原王權的領域在今天河南省、河北省南部與山東省西部。在距今三千年前，尤其是經過了商王權，這裡被整合為一個政治／文化地理區。而且商王權更進一步擴張到山西省南部、陝西省東部與湖北省部分。而洛陽附近成為中原王權的中央之域，有了「中」的稱號。

西元前十二世紀時，本部在陝西的周加入了以商為共主的中原王權。但周王權有二面性，一面是它加入了中原王權，另一面是它仍是「西土」之國，或說是西國。相對之下，商是「東國」。

在商王權的期間，歐亞大陸發生大變化。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西起東歐草原，東至大興安嶺，由於騎馬政團的誕生，帶動了中部歐亞大陸的交通線開通，最有名的是其後的絲路。它也帶來了新的人群（游牧民）、技術、制度與宗教，經新疆、河西走廊、蒙古草原，進入塞北與華北。商代時，在今陝西西部、河西走廊的「羌」，與今陝西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及蒙古草原南側的「鬼方」甚為強大。過去的中國史依循中國王權的論述，將這類人視為野蠻人，這又是另一個錯誤。這群人擁有歐亞大陸先進的西方文化。

周人統治集團顯然與此西方文化圈關係密切，只是與羌、鬼方不同的是，周人的騎馬政團在控制住被征服的人民後，推行的是農業。在商代晚期，周一方面整合了它西方的羌人政團，建構了它的西國，又加入了商王的天下，即中國的一員。

在約西元前1044年，商周發生大戰，周武王打敗了商紂王。它的結果被史家稱為「商周革命」，這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高度重視周王權所導入的天／上帝的觀念，也強調這套觀念對中國文明的作用。這是頗有啟發之說，但其變化仍有細究的餘地，本書有不同的見解。若說商周間有一場革命是無疑的，但並非是周人的天／上帝觀的全面獲勝。周武王決定將周的上帝聖殿，從周人都城所在之今天的西安遷到洛陽，就是宣告周要轉型為中國王權。此事實的證據即「何尊」銘文所說的「余其宅茲中國」。我說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斷發生的「轉向中國」，即非中國的政權接納了原中國的制度。周王權的這個轉向也是融入了「東國」的宗教，進而創造出此後中國王權的天觀念與制度。

國家宗教與治民

配合宗教的天，天下制度才得以成立。天下制度的核心是王者受「天命」、「治民」。所以有二重關係，一重是王（天子、皇帝）與諸神，另一重是王與民。此關係的建立不是理所當然的，或自古以來即然。或許有人認為這是神權政治，而且是落後與原始的。但從歷史學的觀點，神權政治是歷史的進程，且是進步的。就天下政體而言，它建立起了天與民的關係，而且是一種倫理關係。王有「治民」的義務。

但歷史上的政治不是這樣開始的。我們想像這樣的場景：先是一群武人衝入一個村落，燒殺擄掠，然後這群武人後悔了，因為沒有下一次搶劫的可能性。下一個階段是這群武人與村落談判，要求村落在收成季時若主動獻上一定比例的收成作為貢品，則可以免除攻擊。與此同時，這群武人也允諾作為該村落的保護者，並執行村落內部的司法工作。再下一個階段是該武人團體派人到村落作為管理人，負責治民的工作。此工作主要是指導村民生產，尤其是農業，特別是生產穀物。為什麼作為統治者的武人團體能夠這樣做？因為他們擁有兩項當時的高科技。一是軍隊與軍事組織的原理，二是生產技術。

《詩經．大雅．綿》作為周的建國史詩，生動描述了周政團如何進入了關中的周原，在這裡如何建立都城，如何編組人民，如何建立農場。又此建國的行動完全是上帝的指導。這首詩又反映了另一個現象，即「國家宗教」。

所謂國家宗教，是指國家作為一個宗教的單位，至少有神、有教主、有信徒。信徒是這個國家的所有人民。周是不是中國歷史上國家宗教制度的開創者，猶可考察，卻為中國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中國的用語是天下。天下是一個宗教的領域，也是宗教的單位。有至上神的上帝，有作為教主的王／天子，而宗教／政治的行為是為了治理人民，而且目的是為了帶給人民「福」。

我們要理解天下制度如何作為國家宗教的關鍵字是「民」。過去的人民是作為被征服者而在統治集團的外部，而現在則被納入內部，其原因是「天─王─民」間政治關係的確立，且是一種倫理的關係。

以《詩經．大雅．皇矣》為例。《大雅》是在宗教的聖殿中演唱的詩歌。〈皇矣〉歌詠上帝揀選了周的首長，尤其是文王，為替代商王的新王。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即光明偉大的上帝監臨祂的下方（四方，即天下），非常盡力與明察，且重在探求民的災禍。祂有責任為民選一位好王，然後責成他實施好的政治。上帝任命周的首長為「下民之王」，即祂為「民」選了一位好的君主。又〈烝民〉中的名句：「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這句話在解經者間頗有爭議，我也不去斷定對錯。總之，民是天所生的，故天與民之間是有關係的。天賜與民「物」與「則」。則是生活與生產的規範，物是穀物一類的東西。詩文又說人民也被賦與天生之性，所以喜歡有德之人，即他們的統治者。

又舉《詩經》所錄的另一篇〈思文〉為證。這是在周的宗廟中演唱的詩歌，其詩句：「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這是讚美周的始祖后稷，說他可以配天受祀。詩文之「立」是「粒」，即穀物，這裡作動詞，是使「烝民」可以生產出穀物。又「來牟」是外來的麥子。藉由上帝的力量，周之民才可以生產麥子。由此可知，天與民的關係是物與則，具體是農業生產。國家有治理人民的職責，也是一種倫理關係。

從靈的交換到禮物的交換

政治的領域是由人際關係所建構起來的。現代的民族國家是藉由國民的關係所建構起來的，這種國民是依民族國家理論，彼此之間有共同的文化傳統與血緣。古代國家所治理的人民若也稱為國民，則他們彼此間的關係是訴諸巫教中的靈。巫教相信「萬物有靈」，人與人之間可以通過魔法而使靈相通，使二人間發生關係。歷史學無法判斷宗教現象是否是真的，如靈是否存在，魔法是否有效，只能觀察可經驗的事實。靈的有無不是我們要追究的，作為歷史現象，它表現在語言。靈的接觸是語言的交換，有盟、誓、約等現象，這些現象是可以考察的。

人與人之間藉由靈而連結為一個團體的現象從來沒有過時。時至今日，民族國家強調認同，仍是在操作靈的結合。只是隨著歷史演進，靈以不同的形式展現而已。

伴隨神觀念的演變，以及外在物質世界的互動，一方面是靈從小精靈（spirit）演變為大靈（Great spirit）以至高神（high god）；另一方面是高級的物出現，如金屬（銅）器、玉器、絲織品與穀物。相對於今天我們用科學的觀點解釋外在世界，古人則用宗教。對我們來說，高級物是因為有高級的技術，但對於古人，這是神將製作的秘技與權利交給特定的君主，如玉器製作。

王者承受神的靈，而擁有秘技以生產好物。這些好物是在王的工坊中製作出來的，而生產的流程需要工人組織。所以王者的另一秘技是組織人群，一般是以軍隊的方式。想想古代王者如何能製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

從五千年前開始的早期國家階段，如在浙江的良渚王權，王者就以贈送玉器聯繫各地政權的首長。良渚的玉器經層層轉贈，可以到達長江中游。以玉器為媒介所建構的地理空間可以說是良渚王權的政治領域。

玉器是禮器的代表。所謂禮器，有二項特質。一是神器，當時人認為是依神力才能夠製作出來，所以禮器也蘊涵某神的靈。許多禮器刻（畫）著神靈的樣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銅器上的饕餮。「禮」字的由來是畫二串玉放在「豆」的銅器中，藉由祭祀以獻神。因為玉器是神送給王者的禮物，王者在他的工坊中製作，既自己享用，也分贈給他下屬的首長，然後再拿一部分在祭祀時以禮物的形式回謝神。因為禮物是神物，所以具有神格，收受禮物者也承受了禮物中所蘊涵的王的人格。情人所送的花束不只是一束作為物質的花，而是具有情人的人格，花束的受授是建構雙方間的愛情。王者也利用禮器以建構他的政治關係。

第二項特質是作為高級的「貨」，禮物也是奢侈品。想想，統治者身上穿著絲織品，在陽光下閃閃發亮；身上佩帶玉器，走在路上叮噹作響；宴會時可以擺出銅作的食具，這有多風光。

一開始是在這些首長來到王都參與祭祀的場合，王者贈送禮物給他的下屬首長；接下來則是這些首長希望王者能經常賜下這些好物。這些首長想要這些好物，不只是為自己，他們也想將這些好物贈送給他們的下屬首長，以建立他們之間的政治關係。於是王者會要下屬首長拿所在地域的特產來交換。這是朝貢制度的開始，而朝貢是天下制度的核心制度。

朝貢的表面是主（王者）客（地域政權首長）間的禮物交換，但自其始就是貿易。而且它的作用不只是兩個政治單位間的貿易，而是創造了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好比某首長與王者約定以當地特產的羊毛皮換取銅器，為了得到更多的銅器，該首長就要擴大羊毛生產。要擴大生產，就只能要求下層小首長提供。小首長為什麼要提供？短期可以是軍事威脅，長期則是小首長也可以分享這些奢侈品。那麼小首長又如何提供羊毛？只能是控制更多的生產者，甚至是征服附近的人民。即使短期內可以以軍事方法管理這些生產者，長期還是以利，就是連底層人民在一定狀況下也可以分享到這些奢侈品。

歷史現象都是多重因素糾結所造成的。禮物的出現要有三個條件：一是大靈或高神的出現，二是高科技團體的存在，三是政團擁有了控制人民的組織與技術。這些條件在距今五千年前相繼成立，促使中國進入了早期國家的階段。中國早期國家的代表有：在浙江杭州的良渚、山西襄汾的陶寺，以及內蒙古赤峰、遼寧朝陽的紅山文化的古國。這些早期國家的特色是玉器，它們通過玉器的下賜與地域首長上貢貨物，建立起貿易圈，也是政治支配的空間。

約四千年前開始的中原王權也採用此禮制。此時中原王權的政治中心在洛陽盆地的二里頭，已是當時中國諸大型政權中最強大的。二里頭鉅大的宮殿遺址標示了鉅大的王權，可稱為洛陽王權。二里頭是一種王都。它是洛陽盆地或更大區域內的各政團共推一位王者，並在一塊空地上所建立的王都。王都內的主要設施是祭祀用的宮殿與作坊。此洛陽王權的集團擁有生產高科技產品的能力，考古出土物中有精美的玉器與銅器。這些禮器由二里頭王者分賜給諸首長，包括洛陽王權以外的政權，四川、甘肅、陝西、長江中游與東南沿海都發現了在二里頭工坊所製作的青銅牌飾與玉器。我們可以推測這是首長間層層贈與的結果。

從二里頭王權開始，一個中國政治／經濟圈成立，即一個通過朝貢體制所建立的「天下」成立。地域社會統治間的禮物交換，反映了地域分工、交換制度的形成，與價值體系的出現。一個複雜並具一體性的政治社會產生，其中關鍵是銅器贈與所造成的價值體系，簡單說是貨幣的誕生。

朝貢實際上是一種貿易，雖然帶著禮物的形式。上級首長在與他的下級首長間進行朝貢貿易時，實際上是有對價的。假想一位首長上貢羊皮，十單位的羊皮換一單位的銅。若換算成價格，一單位羊皮的價格是0.1單位銅。另一位首長是上貢木材，假設五單位的木材換一單位的銅，則木材的價格是0.2單位銅。又假設這二位首長要交換羊皮與木材，則一單位的木材換二單位的羊皮。於是，作為禮器的銅具有了貨幣的性質。春秋以後的大國強調「尊王」，即以周王為大國聯盟的最高首長。它的一面是周王作為祭祀王，這套祭祀制度即禮制，為此大國聯盟所採用，銅器也更進一步作為諸大國的共同貨幣。戰國後期，銅幣成為法定貨幣，一直延續到傳統中國時期。

作者1963年出生於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執行長、臺大歷史系主任等多個學術、行政職。史學專業為中國古代史、東亞政治史與東亞國際關係研究。近年的研究課題是從天下政體的觀點探討何為歷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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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天下的誕生：巫教、上帝與儒教國家》
作者：甘懷真
出版社：三民
出版時間：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