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台北市政府新工處透過一張A4大小的粉紅色工程通知宣布將拆除和平新生天橋,這一舉措引發在地居民的強烈抗議,成立「守護新生天橋」團體並發起連署,希望能夠保留天橋。支持拆除者認為,拆除這一「車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是當代社會對「人本城市」理念的重視。
然而,這一簡單的視角是否忽略了天橋背後更為深刻的歷史背景與城市發展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和平新生天橋的存在正是見證了台灣都市規劃與交通發展過程中,「車本思考」與「人行安全」之間辯證關係的時代產物。
「車本主義」當道下的行人安全方案
和平新生天橋的設置可以追溯至1978年,當時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交叉路口周邊,有許多重要生活節點與學校,包含龍安國小、金華國小、金華國中、北師附小、衛生所、再興小學、安東市場、師大等。為因應周邊學童與居民需求,給予行人更安全便捷的交通管道,當地居民積極向台北市政府請願,要求改善行人安全環境。
根據台北市議會第三屆第四次定期大會暨臨時大會議事錄,1978年6月5日市議員周陳阿春提案希望能夠:「促請市府迅速在和平東路和新生南路交叉口興建人行陸橋或人行地下道,以利行人及學童之安全案」、「請市府從速在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交叉口興建行人陸橋乙座以利交通而策安全案」。
由於新生南路寬達40公尺、和平東路寬35公尺,位於台北市市中心的重要幹道,車流大量且快速。周邊許多小學與中學遍布,年紀較小的學童往往步伐較慢,難以在短暫的綠燈時間內通過這個繁忙的路口。1979年,台北市政府為解決該問題,研議商討解決辦法,最終決定依靠設置「口」字型人行陸橋—也就是現在的和平新生天橋來解決。該天橋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現為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負責設計1981年9月開工,其造價約台幣1900多萬元,並在1982年7月開放通行。
新生和平天橋的存在,確實反映過去「車本主義」時代的城市規劃霸權——行人因無法限制車輛移動而被迫讓出地面空間使用權。它成為了車本主義與人行需求之間權力失衡的見證。但是與此同時,其之所以能夠設置,正是因為當時地方頭人、居民積極與台北市政府請願。1980年代的時代氛圍中,行人難以對抗車本主義的城市規劃霸權,無法限制車輛移動,只能讓出地面空間的使用權。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平新生天橋的建設,實際上為行人創造了有限但重要的空間使用可能。因此,和平新生天橋的建設,儘管是基於車本主義的背景,但它也代表著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為行人創造了一個相對安全的過渡空間。
隨著城市發展與交通設計理念的變遷,和平新生天橋的意義也逐漸發生了變化。1996年,這個交叉路口成為台北市首個結合立體與平面人行穿越設施的例子。這一設計突破了單一的車本思考,顯示出台北市交通規劃理念的轉變,逐漸朝向「人本城市」的方向發展。天橋與平面人行道的並行設置,不僅延續了天橋對行人安全的保障,更象徵著行人權利的逐步回歸與地位提升。
對於天橋使用者來說,天橋與人行穿越設施並行的方式,不僅延續天橋對行人安全的保障,更象徵著行人權利的逐步回歸與地位提升。在過去以車輛為主導的交通規劃中,地面空間往往被視為車流的專屬領域,而行人僅能被迫依附於天橋等替代設施。然而,這套立體與平面並存的人行穿越設施,則開啟了一種新的規劃理念,尊重行人在地面行走的權利。行人不再被動適應車輛優先的規則,而是能自由選擇想要使用地面人行穿越道或天橋,實現交通設計對多元需求的兼顧,進一步反映城市規劃對人本理念的關注與實踐。
和平新生天橋反映當時的「車本主義」規劃,行人在城市空間中的邊緣化。但是,在當時確實也是解決行人安全問題的必要設施。和平新生天橋並非單純的車本主義產物,而是「車本思考」與「人行安全」辯證的都市發展史。它既見證了車輛主導的城市規劃歷史,也記錄了行人為爭取空間所付出的努力,當時新生和平天橋,可以說是為行人撐出都市空間的使用可能。
當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這座天橋的拆與不拆問題時,應該更深刻地理解其歷史意義,而非簡單地將拆除視為城市轉向「人本設計」的象徵。相反,保留和平新生天橋,不僅是對這段歷史的尊重,更是對城市發展進程的深刻反思。這座天橋見證了台灣都市規劃在「車本思考」與「人行需求」之間的矛盾與平衡,並成為我們理解過去、展望未來的重要參考。和平新生天橋的存在都不僅是一座交通設施,更是城市發展歷史的重要物質證據。我認為將其拆除,會是台灣城市交通規劃歷史的重要損失。
作者為希望論文快點生出來的臺大城鄉所碩士生與桃園水姑娘。關注性別、地方與城市空間,喜歡追逐美食、海與日常節奏。最近在忙著關心桃園、天橋跟性別友善廁所還有空間。
- 和平新生天橋:見證「車本思考」與「人行安全」辯證的時代產物 - 2024 年 11 月 1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