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棒球讓我們找回神隱的共同體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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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龍：「名字一旦被奪走了，就會找不到回家的路。」《神隱少女》

錢婆婆：「發生過的事情不會消失，只是想不起來而已。」《神隱少女》

2024年11月，臺灣再度陷入一股棒球狂潮。因為國家隊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一路過關斬將。最終在冠軍戰以4比0的成績完封國際賽27連勝的日本職棒全明星代表隊，締造了我國成棒史上多項空前紀錄。事實上，在一個以「國家」為分隊基礎的運動競技賽事上，運動從來就不只是運動，而是主權國家的國力延伸；也是民族國家的恩怨情仇。棒球之餘臺灣，更從來不是「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可以簡單二分。

因為早在「國球」稱呼出現以前，棒球作為一種美國人發明、日本人風靡的運動，就已經因為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傳入本島，並且持續向下扎根。經歷百年追求後，終能在這次的賽事中，僅次於美國職棒大聯盟等級的強度下，接連擊敗美職3A明星隊與日職全明星隊。對日美棒球文化的移植與學習，等若也讓棒球承載了百年來臺灣這個島上，幾代人追求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的歷史記憶。

在這裡，我想用民族主義分析的經典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中，作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及的「朝聖之旅」（pilgrimage: the modal journey）概念，來分析臺灣棒球、臺灣民族主義與中美日帝國間發展的關係。並藉著這層關係的梳理，反思「臺灣隊」之名隱沒在「中華隊」與「中華臺北」之下，必須要靠球員們在全壘打後用手勢「自我標記」的問題。

安德森的「朝聖之旅」概念

根據安德森的說法，朝聖之旅（the journey of pilgrimage）的概念，源自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的觀察。特納認為，人在不同狀態、時間與地點間的旅程，是一種創造意義的經驗（a meaning-creating experience）。所以無論是從a點到b點，或是從a時間到b時間，甚至是從生到死（a狀態到b狀態），都可以創造不同的意義經驗。而透過各種旅程創造的意義經驗，最常被人進行模式化反覆實踐的（the modal journey），就是宗教旅行。透過不同時空間的轉換來詮釋「從生到死」或「向死而生」的宗教旅行，就是朝聖（pilgrimage）的原始意義。

所以對安德森來說，宗教除魅的現代性出現以前，在相同宗教認同構建的「普世帝國」中進行朝聖，就是所謂「宗教朝聖」（secular pilgrimage）；脫出宗教後，現代性之下，透過旅程來創造意義經驗，因此有了在「專制帝國」中，為了建立帝國菁英對帝國的認同大於對家鄉的認同，因此進行朝聖的「世俗朝聖」（religious pilgrimage）；而殖民帝國擴張至世界各地後，來自殖民地的人，在殖民地與「殖民帝國」地中心間移動。透過旅程創造意義經驗，則是得以形成各殖民地人的共同經驗、創造新民族的「受縛朝聖」（cramped pilgrimage）。

在普世帝國中進行宗教朝聖（secular pilgrimage）時，無論是穆斯林或基督徒，朝聖者從遙遠又互不相干的地方向各自的聖城前進。旅途中共同的經驗，讓不同的人群有了共同有關朝聖之旅的經驗，劃定了不同於各地區人群原始地域的認同與界限，因此形成了「宗教想像共同體」。按照安德森原文的說法是「馬來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同樣現身於麥加，做同樣的動作、口唸同樣的語句，縱使彼此根本無法相互交談，但還是知道大家都是『穆斯林』」。

在專制帝國進行世俗朝聖（religious pilgrimage），是一群在西歐封建體系逐漸瓦解的過程中，由世俗君王授意的新貴族（官僚），透過向首都朝聖，朝聖之旅中看到帝國地大物博。接著，又在帝國各地擔任官職，更認同帝國整體而非故土；也因為特定語言作為統治工具，因此更無法投向敵對國家機器。

在殖民帝國進行受縛朝聖（cramped pilgrimage），是指近代以後，西歐殖民帝國朝全世界擴張，各別殖民地人民透過向殖民母國進行朝聖的過程，將被殖民母國共同歧視的旅伴視為同胞，並將殖民地想像成自己的「祖國」、殖民地住民則是他們的「民族」。其中，安德森分析世界史，將這種在殖民帝國中進行的受縛朝聖，放置在十九世紀初，伴隨拿破崙戰爭而帶動的美洲獨立運動，正是這種受縛朝聖後的民族主義產物。

但除了美洲殖民地的受縛朝聖外，安德森認為，十九世紀末直至二十世紀中葉興起的亞非殖民地民族主義，也誕生於歐美日等殖民者創造的歧視性行政與教育體系，讓各個殖民地人民在向母國進行這種類似的「受縛朝聖」中，習得了共同的故鄉與共同的邊界，因此以殖民地人民作為共同的民族。

臺灣棒球的「朝聖之旅」（一）：日本時代的受縛朝聖

對安德森而言，日本帝國作為一種複製歐洲「共同語言」民族主義的「官方民族主義」，最大的特色就是對殖民地推行日本化政策。以日本文化與日本語言為指標，作為「高尚教育低俗」與「文明教育野蠻」的工具。若把棒球運動放在這個高尚與文明的教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時代的本島人打棒球，等於接受了日本人認定的文明開化；但同時，本島人又透過一支支強隊遠征甲子園，這些球員也開啟了自己的「受縛朝聖」。

在本島人不如內地人的政治體制與文化氛圍中，本島人與內地人共同參與一套規則平等、不問出生的運動。一方面，讓本島人前往內地與內地人競爭。因為和內地人的競爭意識，因此長出了本島人不同於內地人的新認同邊界，也就是臺灣全島的自我認同；另一方面，也透過棒球運動的競爭與勝利，長出了本島人不比內地人差的自豪感。

這樣的「受縛朝聖」透過棒球與其他同一時間進入的現代知識，開啟了本島人作為「臺灣人」不同於「中國人」的現代性起源；也開啟了臺灣民族主義作為「亞非殖民地民族主義」的特徵（臺灣不同於日本、獨立於日本），不同於中國民族主義非殖民性格的「官方民族主義」特徵──大清反抗列強、中華民國（以下簡稱華國）上接五千年傳統反抗列強。

但這樣的殖民地民族主義認同，因為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與總力戰的動員，加大了同化異議者與彈壓反對者的力度。剛新生的臺灣殖民地民族主義，終究在本地議會民主的消亡下，被民族帝國的一元認同所壓制。但這樣的皇民化一元認同又隨著日本帝國的戰敗終結。棒球運動也因為戰爭而消停許久。

臺灣棒球的「朝聖之旅」（二）：華國近代的受縛朝聖

戰後，多數臺人相信，華國做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可以多元包容本島先行的現代性與殖民地民族主義，給予臺灣高度自治；但結果不然，血流漂杵的鎮壓從南到北。華國勢力進入臺灣島內，以差別待遇的方式建立統治基礎，被稱為一種「內部殖民」。棒球作為一種皇民化的象徵與日殖統治的遺跡，只能在民間自行野蠻生長。

華國殖民臺灣的態勢，在國民政府於中國失勢全面遷臺後有增無減，甚至發展成了一種「沒有殖民母國的殖民體制」，以反攻大陸克復中原作為寄託的神話，持續發展華國在臺灣，成為一個「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但當蔣政權失去母國重奪的可能性，更陷入丟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困境時（1971年退出聯合國），華國政府做為外來政權為了撫慰風雨飄搖的人心，就必須建立新的華國國族神話。而臺灣棒球史上畸形的大量三級棒球世界冠軍（1969年開始大量奪冠），就是這個華國國族神話的產物。

在洋人的棒球比賽中棒打洋人。這種成功的模式，看似與日本殖民時代，臺灣人前進甲子園，在公平的規則中，靠自身實力擊敗日本強隊沒有甚麼不同。但體質不同，結果自然不盡相同。日本殖民地臺灣，透過棒球比賽長出了殖民地民族主義，有了不同於日本人的認同與不遜於日本人的自信；華國殖民地臺灣，透過棒球比賽長出了華國民族主義。棒打美國、反美排外，鞏固的是華國提倡的官方民族主義；甚至是在奧會模式之下，四不像的「中華台北式」華國民族主義。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季辛吉講座教授Hal Brands的說法，帝國可以有很多種形式，無關乎民主或獨裁。只要是由單一權力中心，對多民族與多樣領土進行統合，都可以是一種帝國性的治理模式。所以美國可以是20世紀終結所有競爭帝國的「非正式帝國」。因為美國的立國意識形態，是建立在反對大英帝國殖民的基礎上，所以萬不敢承認自己是一個「正式帝國」。

但這個非正式帝國不以擁有殖民地為目標；而是以建立一套全方位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上的「中心／邊陲」制度為目標。並且，以大量的軍事基地對正式的盟國與非正式的盟國（保護國、附庸國）提供軍事保護，並且讓世界共享美利堅和平下的和平紅利。

借用Hal Brands描述的這個「美利堅（非正式）帝國」，來分析華國棒球隊到美國參加三級棒球比賽得到冠軍，這也可以看成一種保護國或非正式殖民地人民，到殖民母國的「受縛朝聖」。小球員也因此成為一群非正式的朝聖者。因為並非他們自身在帝國中心美國，有了共同努力奮鬥的集體意識，以及共同的成長邊界與心靈歸屬；而是正值戒嚴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他們在三級棒球的勝利（透過偽造文書、謊報年齡、違反比賽規則用跨區明星隊跟各地區代表隊競爭），鞏固華國的中華民族主義驕傲。運動家精神的競技強身與高貴情操，被作弊求勝的必要性所掩蓋。「國球即贏球」的歪風，也是在此時種下禍根。

臺灣棒球的「朝聖之旅」（三）：華國現代的宗教朝聖與受縛朝聖

民主化之後，臺灣棒球承載華國民族主義的光環逐漸衰退；民主化的進程讓長於土地的「國球」，慢慢鬆動「中華台北」的華國民族主義。期間，國家隊還是背負著這個詛咒的「CT」，一次又一次的向世界叩關。但只要面對的是各國職棒以上的強隊，多是各種功虧一簣的雖敗猶榮（甚至發展成「又吃鍋貼」地自嘲）。還有大家記憶猶新2013年對日本的一局之差。

不過，臺灣民族主義伴隨著民主轉型與兩次政黨輪替持續落地深耕。母親的名叫臺灣，臺灣的名字已不再難聽。雖然中華隊、中華健兒、中華臺北的幽靈，目前遲遲無法驅散（中華臺北隊球員甚至無人設籍臺北）。而且這樣的尷尬，必須要靠球員們在賽後訪問中身穿Taiwan帽踢或是再全壘打後穿著印了CT的球衣，卻在胸前大大空白處用手勢比出雙引號，靠自己的力量去尋求Taiwan的名字。

另一方面，這種對「名字」的尋求，也開始透過一個以美國非正式帝國秩序所支持的棒球運動，開啟臺灣人的雙重朝聖之旅。在「宗教朝聖之旅」中，棒球成為安德森所說，「想像的宗教共同體」般的集體認同，「臺灣人、日本人、美國人和委內瑞拉人同樣現身於東京，做同樣的動作、口唸同樣的語句，縱使彼此根本無法相互交談，但還是知道大家都是『棒球員』」；在「受縛朝聖之旅」中，自認Team Taiwan的隊員，在棒球場上與前殖民母國日本與當代精神帝國母國美國一較高下，既定義自己的身分，也證明自己有勝過他們的機會。

這樣的臺灣主體性，透過臺灣隊在東京巨蛋打敗日本，重新接上九十多年前「嘉農」曾經萌芽的棒球現代性，藉此尋回臺灣之名；並且，透過參與棒球這個美國非正式帝國的文化環節，真正實踐了「通過世界找到名字，也找到回家的路」。得到世界的認同。更重要的是，這一趟朝聖之旅，是當代中華帝國無法觸及的文明區域。

名字是尊嚴

最近，感嘆我城與自己都因為中國的禁錮失去了靈魂的香港導演杜琪峰，就曾在自己的導演作品《濟公》中，安排九世必須都當乞丐的大種，在臨死前勇敢示愛，並且在自己要被九世惡人給殺死前，請對方稱呼自己的名字，「我不叫大種，我叫，朱大常！！！」

其實杜琪峰想要講的就是，如果名字之於乞丐也是如此重要，雖然經常迫於世俗惡人的壓力，乞丐必須可憐兮兮地用綽號或藝名來委曲求全。但當他不再自認乞丐，想要重新取得作為人的尊嚴時，名字就是如此的重要。所以，想要重新取得做為國家的尊嚴時，正確的名字怎會不重要？

發生過的事情不會消失，只是想不起來而已。我們終究會通過棒球重新想起那些被迫忘記的歷史，以及被迫忘記的名字。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