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餘燼》，以及整個臺灣社會都還需要重建和練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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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都鼓吹台灣需有更多描繪白色恐怖時期加害者的文化內容（小說、影、視、漫畫……），《餘燼》做了嘗試，更引起諸多討論，都是好事。有關注、有討論、有票房，才會有更多願意碰觸討論白色恐佈的作品，我深深的期待。

劇情片不是紀錄片，也不是歷史片，擁有更大的創作自由，能以各種故事、從各種角度、各種類型來詮釋。若以描繪二戰時期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電影為例，我們能看到多年來不乏各種視角的詮釋方式：有控訴加害者的、有以喜劇包裝受害者故事的、有嘲諷的、有協助受害者的、有倖存者的、有加害者角度的，2024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夢想集中營》，更是從加害者家庭的角度出發……。

同樣的二戰背景、同樣述說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故事，但從被害者角度、倖存者角度、協助者角度、共犯角度，還是加害者的角度，說出的故事各有千秋，能引發的共鳴和反思也不同。創作能多元、能抽象、能提出反思，這是文化內容的優勢，也是台灣創作環境的優勢。

白恐真相未明，如何討論棘手的很

不過在台灣，創作白恐題材時面臨的最大劣勢是：基本的白恐真相未可得。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整個社會模模糊糊知道一些概念，但摻雜了諸多歷史積累的複雜情感，真相正義從未被釐清，儘管不分黨派的執政者都道了歉，但只有受害者獲得補償，加害者與共犯們卻未被究責。

太多國家教育體制也不碰觸的歷史，使得白色恐怖時期相關的影視創作，常被期待要能呈現史實、成為歷史教育素材，連帶使得整個社會對於涉及白色恐佈的影視作品討論，難以進行，究竟要從是否符合史實或意識形態出發？還是從美學和影像層次進行思考辯證？如果劇情片不必擔負成為歷史紀錄片的責任，能不能更有創作的空間？

在這樣的基礎上，《餘燼》藉由刑偵懸疑的題材包裝，呈現正義難覓、加害者與受害者角色相混的意圖，甚至鋪排了白色恐怖事件本身、後代追求事件真相的行動，以及該行動後續引發的正義辯證及倫理衝突等三個層次之「真相與理解之不可得」，試圖呼應現實，以台灣影視作品的文學性與企圖心來說，真的很難得。

枝節太多，妨礙專注

但因為枝節實在過多（無謂的感情戲、張震母親的背景設定、楊謹華的職業設定、佛跳牆的出現⋯⋯），前述三個層次的這些意圖，也未在任何一個導演的媒體訪談中表述出來，不禁讓我懷疑，即使是從創作論創作，自己是不是也有點過度詮釋和解讀了？

另一個例子是，當那張原來是殺人犯素描，卻被當成長官升官禮的素描畫像，被裱框後再次出現時，有想暗喻警察（尤其是長官）是正義化身或殺人犯的雙面性嗎？在這一幕，我們只感到導演想說冷笑話的意圖、劉冠廷受了傷還想回到團隊裡的意圖，且看不出想要扣連後來張震扣板機的意圖，那麼我也只能心存保留的認為，導演的鋪陳過多過大、導致枝節過多，反而模糊了想表達的核心概念。

台灣社會面對白色恐怖真相的態度是隱晦的，白恐真相還未釐清、加害者的責任追究和懺悔還未成形，這部片如果想凸顯和反省的是這部份，可能也實在太隱誨、且未釐清，不夠具體成形。

不斷錯誤嘗試，才能建立觀看、討論階梯

但或許，這也是整個社會都需要著力的事，真相還隱晦、還未釐清、還不夠具體，我們就要從各種角度一直書寫、一直創作、一直觀看、一直提起、一直討論。書寫和創作需要練習、觀看和討論也需要練習。要練習到整個社會面對這類創作時，不會再有「放下 」、「不要再悲情了」的反應，要練習到我們能觀看、敢觀看，能討論，更能有百花齊放式的討論。

不論是從二戰時期日本人與台灣人／原住民的故事，或戒嚴時期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各種故事，甚至是不同階段移居到台灣的漢人迫害原住民的故事⋯⋯，都值得書寫、值得鼓勵和期待、值得不斷練習和討論，也都值得各種角度的回饋和反思，讓我們和下一代都不忘。

作者為文化內容產業做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