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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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一個理想的枕邊人

世界衛生組織在找尋能完全投入日內瓦所設定的目標的國家時，之所以選擇台灣的原因，與前述提到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案例十分不同。台灣並不是因為林宗義擔任社會精神醫學計畫的主持人，而成為代表西太平洋地區的參與者。林宗義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日本東京受訓成為精神醫師，因為他的導師是内村祐之（一八九七－一九八○），因而對跨文化精神醫學研究有深入的認識。當羅諾．哈格里夫有一次因為要到馬尼拉參加由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辦公室舉辦的區域研討會，而在台北轉機時，他與當時擔任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衛生部主任林宗義相遇。根據林宗義的回憶，兩人在機場相遇，當時哈格里夫手上還拿著林宗義發表在《精神醫學》上的文章。哈格里夫對於林宗義的研究多所讚揚，立刻邀請他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顧問。這個故事的意義在於：林宗義與世界衛生組織進行了一場知識和心靈上的交流，從中發現了彼此合作的潛力。然而，要讓林宗義這樣一位年輕且當時在國際圈裡沒沒無聞的精神醫師成為主導世界衛生組織首位社會精神醫學計畫的醫務官，仍然需要許多其他的因素做為助力，才有成真的可能。

林宗義在《精神醫學》上發表、以〈華人與其他文化族群的精神疾病發生率研究〉為題的報告中，分析了針對三個社會經濟條件不同的華人鄉鎮、以及四個在「漢化」程度上有別的原住民部落所進行的調查。林宗義與他的團隊發現，精神疾病的盛行率在這三個社區中都完全相同。而這一系列首度在台灣進行的調查，也被吹捧為首度以「華人」為對象所進行的精神疾病人口研究，藉以獲得更多國際關注。該報告成功地開啟了日內瓦與亞洲之間的交流管道。在《世界各地的精神醫學》一書中，後來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思覺失調症前驅研究（IPSS）的朱利安．勒夫（Julian Leff，一九三八－）指出了林宗義的研究在校正性別與年齡的統計時所存在的設計瑕疵。儘管存在著這樣的批評，林宗義與他的團隊仍然成功開拓了一條跨國研究的路，不僅提供資訊給世界衛生組織的社會精神醫學計畫、也促成了日內瓦與發展中的「非西方」世界又一次合作。

圖4.2│1946-1948年間，林宗義和林憲在台灣的村落裡執行心理衛生調查。

來源：Marnie Copland, A Lin Odyssey (New Orleans: Paraclete Press, 1987), 106.

一段並不完整的去殖民過程

許多因素共同促成了林宗義的研究躍上國際舞台。但世界衛生組織與台灣之間的關係並不僅止於一場基於方便的政治聯姻。相反的，這樣一段關係反映了科學國際主義（對於發展出合作模式的崇尚）、以及排除種族歧視的精神醫學共通語言的興起。就如本書第三章所解釋，世界衛生組織的去中心化以及頻繁使用外包的運作特徵，使其迎來多樣的參與者。他們對於藉由彼此之間的有效合作來了解現代精神醫學裡的疾病樣態，抱持著十分樂觀的態度。就如同戰後全球發展主義徹底改變了西方與非西方世界之間「接觸區」的樣貌，對於「種族」的科學觀念，也經歷了在認識論上從生物決定論到新佛洛伊德理論的轉型。然而，這樣的轉型所仰賴的卻是殖民科學所留下的遺緒：各種缺乏科學證據支持的精神疾病分類、研究方法，以及對世界各地人口做出的描繪。更晚近的精神病理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卻也挑戰了「人類科學已經成功在後基因體時代達成去種族化」此一宣稱。

事實上，儘管許多國際組織努力達成去種族化（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的社會精神醫學計畫從來沒有完全拒絕使用「種族」做為一個分析範疇。瑪格麗特．米德所提出的「同一世界、多樣文化」的觀點，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在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之間，種族仍然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觀念。就如鑽研文化與殖民主義的醫學史家所論，種族科學（奠基於種族差異的科學理論或觀點）持續影響著奠基於殖民經驗的各種精神醫學概念。雖然世衛本身也支持去殖民化運動，哈格里夫仍然打算要擴大埃米爾．克雷佩林的跨文化精神疾病調查，儘管克雷佩林本人的理論也包括階級化的種族優劣觀念。同樣的，受到哈格里夫賞識的林宗義，其社區調查也是奠基於在日本殖民時期取得的民族誌資料。林宗義的研究也大量仰賴日本殖民政府所留下的戶政管理體系。這些殖民遺緒對於當時身處戰後資源有限環境中的學者來說，是進行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林宗義的回憶錄中，他提到雖然精神醫學已經在日本統治下發展超過十年，在他開始進行研究工作之前，台灣的現代精神醫學仍然是「無人的沙漠」。就如同其他亞洲的殖民地，台灣的殖民統治體系將種族科學應用於定義「被殖民地的疾病。殖民精神醫學也因此假設了不同種族之中存在著不同的精神疾病樣態。在台灣，二次大戰結束之前的醫學相關實踐即強調要依循著族群的脈絡來理解精神疾病。」日本殖民系統使用這些疾病框架和其他的生物醫學論述，來定義整個「大日本」的民族性，也因此讓精神醫學治療被奠基於（種族的）天生差異，為殖民權力提供生物學上的基礎。「具有民族特徵的精神疾病」在日本殖民統治走向終結的時候逐漸消退。但這樣的觀念已經深刻地在一個台灣醫學史上極其關鍵的時刻對精神醫學機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與伴隨歐陸帝國擴張而發展出的種族科學相比，在日本和台灣所發展出的民族精神醫學有著許多獨特之處。在非洲和南亞等地，民族精神醫學的出現是一種針對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接觸所產生的回應，並且成為帝國統治權力的一環。然而在台灣，殖民精神醫學的發展是為了要提供知識給殖民政府。在其中，執行各種調查被當作一種以搜羅知識為基礎的（殖民地）發展策略。儘管如此，自一八七○年以降，日本仍然深受西方（尤其是德國）所影響。因此，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的日本精神醫學，乃是德國的醫學科學和日本傳統之間彼此結合的產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台灣，各種以「人」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都將日本描繪成一個先進的現代國家。在日本和其殖民地，由於普遍將精神病人禁錮於療養機構中，因此也提供了精神醫師合適的對象，用來進行統計科學研究。就如同在其他領域，精神醫學調查研究同時滿足了科學研究的興趣與殖民統治的興趣。精神醫學因此也與日本政府的治理方針相互呼應。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久，台北帝國大學的醫師開始在海南島上執行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這是當時日本為了實現其曇花一現的「大東亞共榮圈」之夢而進行的許多嘗試之一：對於日本政府來說，大東亞共榮圈意味著一個由東亞與東南亞國家所組成、聯合對抗西方殖民帝國的經濟與軍事集團。和歐陸所發展出的殖民精神醫學理論不同，日本的研究將（不同種族的）人類視為在文化上存在殊異，但在生物學上卻相同的個體。這樣的觀念發源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建立的實證主義傳統，並且影響了後續在台灣的精神醫學發展。林宗義成為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部的第一任主任後，回顧了日本人所留下來的各種紀錄，並且將之與自己的研究一併建立起精神醫學體系，用在去殖民（並且再次中國化）的台灣。

以調查研究為基礎，且具有顯而易見的克雷佩林色彩的日本科學方法，對於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大規模精神疾病調查有著深遠的影響。林宗義在日本東京大學和東京都立松澤醫院接受訓練成為精神醫師。當時，松澤醫院精神部的主任是曾經留德且受教於克雷佩林的内村祐之。他在松澤醫院採用德國的研究方法來測量不同人口族群間的精神疾病負荷。為了要執行更大規模的調查，內村祐之建構了一個在達爾文的演化論框架之下解讀精神疾病的理論。他認為可以藉由瞭解「原始」族群的心理病理學，進而將精神醫學的服務和研究範圍延伸到所謂「心智發展並不完全」的對象（例如女人和小孩）。舉例來說，他在北海道曾經進行過一次調查，從當地愛奴族群中發現許多他認為是由種族決定的精神病理反應模式。

究竟林宗義有沒有在他的調查中採用內村祐之所提出的達爾文主義框架？這個問題並沒有清楚的答案。但他的團隊確實採用了內村祐之的調查研究方法。當林宗義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他也受到內村祐之之外的其他影響，包括司督閣所寫的《奉天三十年》、以及赫伯特．迪．藍森所寫的《中國的社會病理學》等書。這些著作影響了林宗義對中國人口裡精神疾病和社會條件之間關係的理解。為了要進一步發展台灣的精神醫療服務，他採用了精神疾病的發生率以及罹病人數的人口資料。在一九四六年，他動員地方仕紳、耆老和警察對台灣北部木柵地區的精神疾病分佈情形展開調查。為了要減少開支，他動用了日本殖民時代所遺留、在社區進行執法和社會控制的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最初受殖民政府挪用，目的是要讓最底層都能服從殖民統治。其中，社區的保正和甲長要為其所管理的家戶負責，確保他們有按時繳稅、提供國家勞役所需人丁、以及參與公共衛生運動。林宗義的團隊仰賴這些保甲系統遺緒中的社區領導者來調查三個社會經濟條件各異的華人鄉鎮。在調查了一九九三一名華人樣本之後，林宗義於一九五三年發表的研究中詳細地記錄了許多文化、生活形式和可量化的階級差異，這些都被當作區分調查樣本的變數。

有趣的是，雖然台灣大學醫學院的研究團隊首先調查佔台灣人口多數的漢民族以及其他族群，但由於背景資料的缺乏，研究團隊不得不援引日本殖民時期的研究結果。日本人在二十世紀初期發表了一系列調查報告，後來出版成共五冊的《蕃族調查報告書》。在書中詳細記載了台灣原住民部落的傳統風俗民情，包括物質文化、生活型態、以及精神疾病的相關描述。該報告乃是一項執行超過十年的調查結果，為殖民政策與法制提供了實證基礎。許多台灣大學醫學院研究團隊的研究正是奠基於日本殖民權威所進行的調查工作之上。

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之間，林宗義和他的學生結合日本殖民時期的調查資料和研究框架展開對漢民族的調查。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三年之間，林宗義的學生林憲（一九二五－二○一六）使用類似的方法調查了一一四二二個來自原住民部落的樣本。林憲和他的同事從部落的領導階層尋求支持，並獲得協助覓得研究地點。田野中，會有一個部落領袖陪伴研究者（包括精神醫師、學生和護士）進行家戶拜訪，藉由解釋來訪的目的和擔任翻譯者的角色，使調查得已進行。透過這些長老在社區中的穿針引線，研究團隊取得大量關於原住民部落中精神疾病的資料。研究之初，林憲與他的導師林宗義同樣假設不同的族群會呈現不同的精神疾病問題。但統計結果卻是這些族群之間具有高度相似性：所有的華人與原住民樣本相比，在各種精神疾病的終生盛行率上幾乎相同（分別為華人每千人九．四人、原住民每千人九．五人）。精神病的發生率也幾乎一致（分別為華人每千人三．九人、原住民每千人三．八人）。因此，研究團隊的結論是，根據精神疾病的盛行率來看，原住民的心理健康程度並不比華人高。雖然研究團隊確實發現原住民的思覺失調症狀盛行率較華人低，但他們猜測這是因為原住民思覺失調症的病人由於難以適應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物質匱乏壓力，結果有較高死亡率（因此拉低存活人口中的盛行率）。就如同日本殖民時期的研究者，戰後台灣的精神醫學研究團隊將原住民依據漢化的程度加以分類。然而，他們也有意識地避開當時對種族優劣進行階級劃分的人類學理論，這些理論單純假設不同的精神疾病是因為不同種族間不同的心智能力而導致，是被生物先天性的因素所決定。林宗義和他的學生所發表的研究發現，為其十年後參與哈格里夫的「可行的計畫」立下基礎。他們所使用的方法也持續影響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社會精神醫學計畫。

作者於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醫學系醫學人文暨社會醫學科（合聘）任教，曾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任職數年。目前研究聚焦於精神醫療的跨國史與全球衛生、醫療外交史。業餘從事藝文創作，著有詩集《島嶼寄生》（春暉，2005）、散文集《赤道上的極地：新加坡微民族誌》（行人，2011），目前也致力於台灣文學的音樂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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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度量瘋狂：精神疾病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主義》
作者：吳易叡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