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蔣介石的人才庫與現代中國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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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餘論

在亞洲，甚至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會像重慶的國民政府一樣，被「美國通」（Americanists）所完全滲透。也沒有一個政府，或許越南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outh Vietnam）政府除外，曾被美國的觀念、協助和建議所徹底摧毀。⋯⋯蔣介石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是歐柏（Oberlin）和耶魯畢業的；他的外交部長（王寵惠）是1904（按：應為1905年）耶魯畢業的；他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是匹茲堡畢業的；立法院長孫科博士擁有哥倫比亞和加州大學的學位；宣傳部長（按：應為副部長）（董顯光）是密蘇里新聞系畢業的；中央銀行總裁後來成為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則是1915年哈佛畢業的。政府官員中，自美國大學畢業者的名單太長了，以致於無法計算，從衛生署到鹽務署到貿易委員會都是。駐外使節更是絕大多數都是出身長春藤（Ivy League）的，駐美大使（胡適）是康乃爾和哥倫比亞畢業的；駐英大使（郭泰祺）是賓州大學的畢業生；駐法大使顧維鈞則不僅有哥倫比亞的三個學位而且還曾編過校刊，如今他並以他的兒子在哈佛校刊Crimson 任職為傲。我的哈佛學位在這裡甚至比在波士頓還要管用。後來，我組織了一個中國哈佛俱樂部（Harvard Club of China），會員在重慶蔣介石政府高官中所占比例，甚至高於哈佛俱樂部在甘乃迪（John F. Kennedy）時期華府高官中所占比例。

以上是戰時美國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 1915-1986）晚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戰時重慶官場所作的譏諷性描述。他和《時代》（Time）雜誌記者賈安娜（Annalee Jacoby, 1916-2002）所合寫的《中國暴風雨》（Thunder Out of China）雖曾遭媒體大亨魯斯（Henry R. Luce,1898-1967）打壓，但是第一刷仍大賣超過50萬冊。哈佛出身的白修德雖然並非出身望族，但是自大學時代起即和甘迺迪家族相識，1961 年曾出版《總統的塑造‧1960》（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一書，敘述並分析1960 年甘乃迪（John F. Kennedy） 擊敗競爭對手尼克森（Richard Nixon）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的經過。此書出版後曾獲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並長踞美國暢銷書排行榜逾20周，總銷售量逾400萬冊，因此他對哈佛校友在中、美兩國政界勢力所作比較，應屬可信。

一

1931年12月，蔣介石第二次下野時，總結其失敗的原因為「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才會「限於內外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於是他除了加強情報機構，成立力行社、三青團等核心組織，並在黨國體制內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南昌行營調查設計委員會、侍從室、參事室等由他直接掌控的智囊機構，擁有大量的學者專家為其擘畫獻策，何以仍會遭到白修德的恥笑？即使是蔣介石自己到了1945年8月7日，翻閱往日日記，仍要感嘆十餘年來基本組織和核心幹部依舊空虛如故：

二十二年三、四月之間日記，猶注重於整理基本組織，選定基本幹部為急務，及基本部隊、基本地區、基本組織與核心幹部為革命之基石，而今時逾十二年猶依然故我，空虛如故，安得其不敗亡耶。

國民黨自北伐以後，即逐漸組織鬆懈，革命精神渙散，無法擔任「發動機」的角色，連陳布雷也說「目前的黨，是發牢騷的集團，既無權又無能」，因此，國民黨自北伐後開始注意到幹部的問題上，期待建立軍容壯盛的幹部隊伍及人才智庫，做為重建國民黨的核心力量，而蔣的首要步驟就是進行大規模的幹部訓練工作。至於蔣採用的方法，即為他個人最熟稔的軍官訓練團模式。

國民黨自廣州時期開始幹部訓練工作，歷經南京時期的發展，到1930 年代蔣全面掌握國民黨大權後，訓練體系不僅全面走向「中央化」、「一元化」，訓練內容逐步「去共黨化」，到了廬山訓練時期訓練對象從基層民眾運動工作人員更擴及至全國中級以上黨政幹部，而且訓練機構也由規模較小的「講習所」變成動輒召訓數千人以上、大型集中的、短期性質的「幹部訓練團」。在訓練對象從基層民眾運動工作人員更擴及至全國中級以上黨政幹部。更重要的是隨著蔣在黨內領袖地位的確立，蔣氏個人鮮明的訓練風格躍居為國民黨幹部訓練的新主流。廬山訓練時期訓練機構「軍事訓練團化」、生活採軍事化管理方式、訓練課程以注入式演講或訓話為主軸、訓練內容帶有濃厚儒家色彩強調道德及通才教育等即是。在廬山訓練的基礎上，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國民黨內的幹部訓練在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提出「訓練重於作戰」的口號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即以中央訓練團為首的重慶復興關訓練時期。

對於識人與用人，蔣深受清末中興名臣曾國藩之影響。曾氏嘗言：「國家興衰，首在人才，得人則興，失人則亡」，他接受《冰鑑》一書的說法，堅信「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而得到人才的方式，「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其首要之務在於「收之欲其廣」。故蔣主導的中央訓練團， 不僅集訓人數超過以往，共開辦了十餘個訓練班，規模也最為龐大。其中，黨政訓練班無疑抗戰時期中央訓練團是最重要的訓練單位，蔣甚至把黨政訓練班視為「是整個的黨和黨員個人，起死回生，復興革命，最後一次的機會」，「我們抗戰建國的成敗，和國家民族的興亡，以及黨和黨員個人的榮辱生死，都要看這次訓練能否發生成效」來決定。是故蔣異常重視黨政訓練班的訓練工作，不僅在黨政訓練班訓練期間，每個星期都要到團裡來好幾次，或主持集會或召集學員作個別談話，蔣還把自己對於幹部訓練的理念與風格灌入訓練上，使黨政訓練班成為不折不扣的「蔣介石學校」。

蔣如此大費周章地把全國黨政部集中到中央訓練團受訓，但他的訓練卻如同粗茶淡飯般是一個很普通、很尋常的東西，蔣總結為「做人的道理」。事實上，自黃埔訓練開始，「做人的道理」就一直出現在蔣對幹部的訓詞中，只是其內容不斷地產生變化。黃埔訓練時期，蔣指的「做人的根本道理」，就是「革命的意義」。即應徹底覺悟「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將來繼續之生命」。到了北伐統一後，蔣又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要求學員在建立人群偉業之前，一定「先要明白人生觀和做人的道理」。蔣這時所講的「做人的道理」，又轉為「對於日常的衣食住行要特別注意，要打破以前的不好習慣。要犧牲，要自重，要自立，自強」。但是到了廬山訓練，蔣正式把三民主義的四維八德精神說成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中央訓練團開辦後，蔣進一步把做人的道理與軍事化教育全面地聯結起來，不僅要求學員行動要標準化，精神要一致與統一，更要注重小動作與基本工作。亦即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洗滌黨政幹部頹靡的意志，堅定革命的意志，使其共同一致，接受蔣的領導並服從他的命令。蔣介石軍人治國的特色與思想，至此完全彰顯出來。

蔣大費周章地把數萬名黨政幹部調到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受訓，卻要求學員入團後，「當自己是一個小學生，是一個入營的新兵，一切要從做人做事的基本事件上來培養一種新的思想，新的行動，新的生活和新的習慣」，大談做人的根本的道理，雖維持蔣個人一貫的訓練風格，但也突顯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的不足。對於國民黨的意識型態，早有論者指出孫中山「以俄為師」效法俄國共產黨的做法來改組國民黨，但是他只學了半套，學習共產黨的外在組織形體，卻忽略了共產黨的內在靈魂，即意識形態。亦即孫中山所言解救中國「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的政治團體」，但他只注意到了「組織」與「訓練」卻忽視了足以影響「組織」與「訓練」這兩者成敗的關鍵：「主義」—即意識型態一項。因為意識型態才是是共黨組織特別有力量的關鍵，PhilipSelznick 即稱：「意識型態需要組織才能轉化為權力，而組織也需要意識型態才能有效能」。列寧自己也說：

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它所以能成為而且必然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這個組織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成一支工人階級的大軍。

故列寧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孫中山常把「宣傳主義」做為革命成功的重要手段，但他忽略了主義做為一種意識型態，不僅可以作為對外宣傳的工具，而且也是對內建構政黨組織的利器。而孫氏建構的三民主義是什麼呢？胡適就曾說：

三民主義算不上是什麼主義，只是一個『大雜燴』罷了。孫先生思想不細密，又在忙於革命，只是為了給革命作號召，東抄一點西抄一點而已，那裡談得是什麼主義。⋯⋯國民黨內有思想的人，一定承認我的話—三民主義是雜亂無章的東西！

如此雜亂無章、鬆散不堪的三民主義，後來在戴季陶的導引下，三民主義開始儒家化，到了蔣介石崛起後，更大肆地把固有的倫理道德與三民主義完全綰合在一起，聲稱「做人的道理」就是傳統儒家「四維八德」思想，唯有實踐四維完成八德，才能實現三民主義，全面把三民主義的核心內容轉化成道德說教，一種內省功夫之後，更讓三民主義這個國民黨高舉的政治意識型態，規訓國民黨組織及眾多黨員集體行動的效能逐步喪失。誠如一位政治學者所言：

意識型態是指引集體行動的政治理論，而不是指引個人修養的道德哲學。意識型態的核心內容是「道德性的『政治理想』，但不能「以『個人道德』為理想」。提升一個意識型態的政治理想之道德性是對的，因為可以增進其號召力。但是直接把個人道德修養當成意識型態的理想是錯的。黨員的個人道德修養可能因對意識型態的認同而提升，但前者不能當成意識型態的目標。

同樣地，蔣以個人道德修養當作黨內幹部訓練的主軸，也註定了訓練工作的成效並不樂觀。畢竟幹部結訓後回到工作崗位，即便無禮無義，無恥無廉，只要不違反黨紀，是沒有任何制裁力量。訓練機構及負責訓練的人再怎麼努力，最後也是徒勞無功。

我們舉中央訓練團對黨政訓練班學員的考察工作為例，學員在團受訓期間需要接受嚴格的「考核」，畢業後還要接受「督導」。「督導」又分「聯絡通訊」（經常性）與「巡迴督導」（臨時性）兩種，每個部分中訓團都非常戰戰競競地完成使命。像黨政班第五期才開始施行的巡迴督導工作，規劃極為嚴謹，不僅劃分督導區域，更指定中訓團指導員及訓育幹事中選派兩人擔任督導委員，侍三處得再選派一人以示慎重，且督導的時間還規定自出發起至回團止共兩個月。此外，為了督導工作有一標準可依循，中訓團還制定了〈黨政訓練班督導準則〉。〈督導準則〉把督導內容分為一般的督導及特殊的督導。一般的督導針對學員個人的行為思想作考察，包括精神是否具有自覺自動自治的精神，從言行上證明是否真正成為三民主義的信徒，是否勝任現職或能力已超越，和日常生活行為是否符合新生活運動的標準等等。巡迴督導人員督導時，中訓團更叮嚀他們要特別注意五點：

（1）學員服務實況有否符合中訓團之各項訓示；

（2）協助學員解決工作上之困難；

（3）聽取並轉達黨員對於黨政設施之意見；

（4）物色並鼓勵具有特殊工作成績之學員；

（5）糾正學員工作上之錯誤。

最後督導的結果，中訓團還制定了「督導報告表」要督導人員據實填寫回報。根據現存於國史館的〈黨政班在川服務學員考核簡冊〉的內容來看，雖然巡迴督導的結果大多與受訓時的考核大致符合。例如時任四川省縣市整理處副處長的鄭獻徵在黨政班第二期受訓時的評語是：「為人精細聰敏直道敢言，對行政有心得，對主義有深切認識」，考評得乙等。巡迴督導後的視察結果為：「才識優良，治事勤敏，有為有守，成績斐然，洵稱上選」。另外，黨政班第四期畢業另外，黨政班第四期畢業學員四川省南部縣教育視導主任胡選民，畢業時的評語是：「精神平常，思想平凡，學識平庸，能力平常，語言達意，品性懦弱，習慣敷衍」，但後來視察的結果卻是：「熱忱服務，尤富正義，克盡厥職，擬函本人嘉勉」，考核結果天壤之別，可見巡迴督導人員確實極為仔細。而侍三處得到巡迴督導的報告後，連同畢業學員的通訊報告內容先送侍七組進行調查。侍七組調查完畢後，再將調查內容轉交給主管考的全國人才資料庫。可惜的是國民黨「以俄為師」只學了半套，空有列寧式政黨的外殼，卻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意識型態來整合成員，組織欲達嚴密程度並非易事。是以蔣的幹部訓練常功敗垂成，並非幹部訓練機關工作不力，而是缺乏一個強而力的意識型態來規訓成員所造成。

政治意識型態的薄弱造成蔣訓練幹部的成效不彰，國民黨內派系的掣肘更阻礙負責人事任用工作的侍三處成效。提到國民黨內的派系紛爭，一位學者認為「國民黨從1920年代以來黨內派系紛爭，不僅嚴重影響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進程，也埋下它日後國民黨喪失政權乃至於徹底失敗的種籽」。特別在抗戰時期，國民黨各派系不僅沒有一致對外，爭鬥與衝突更形白熱化。而風暴的中心，即為國民黨內由陳果夫及兩兄弟所領導最大的派系CC系。陳果夫就曾抱怨抗戰爆發後，因長沙是他幼年求學之地，故逃難之初「舉家赴湘，乃居長數月」。沒想到當時之湘主席張治中，竟視他「為榻旁鼾睡者，托人婉勸他徙甚至陳果夫部屬羅時實公開點名「張治中和他接近的少數人」，在戰事爆發後把他們「看作鬥爭對象」。另外，朱家驊人馬與CC系的關係更是到了勢如水火的地步。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是當時屬朱家驊系的王季高派任陝西省黨部書記長，因遭到CC系的反對，居然要胡宗南派兵維護下才得以就任，即可說明彼此傾軋的嚴重情形。陳果夫甚至向蔣洋洋灑灑指控朱家驊的數大罪狀，包括朱氏執掌組織清除組織部舊人的舉措，根本針對CC系而來，可能「另有組織，且以排拒果等或隱暪果等其為要事也」。更甚者是，「從衣著漂亮選人，不次之拔又太多，同志做下層工作努力者愈無出路，考核無效，訓練毫無，有之不過攻訐他人之訓練」等等。陳果夫兄弟領導的CC 系一直身在風暴的核心，縱使侍三處人員如何地戰戰競競、宵衣肝食地態度負責黨政班學員的登記及考核工作及國民黨人事制度與的建立，只是陳果夫的派系色彩終究成為侍三處推展人事業務的包袱，蔣意圖建立國民黨內人才庫的構想，最終也成為一種奢望。

張瑞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兼副所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所、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客員研究員，北京大學高級訪問學者，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客座特聘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主要著作包括專書：《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1905—1937）》、《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抗戰時期的國軍人事》、《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抗日戰爭與戰時體例》（合著）及論文集《山河動：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軍隊戰力》。

馮啟宏，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大仁科技大學副教授兼通識中心主任、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副教授兼研發長、大仁科技大學教授兼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現任臺灣崑山科技大學旅遊文化系教授兼民生應用學院院長。主要著作包括專書：《政治大學歷史叢書第一輯：法西斯主義與中國三○年代政治》、《戰國策派之研究》及《從講習所到研究院：國民黨的幹部訓練》及相關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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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蔣介石的人才庫與現代中國的命運》
作者：張瑞德，馮啟宏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