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全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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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從一九六八年到六九年
──新宿事件、各地全共鬥、街頭鬥爭的連敗

本章將概述「激盪的七個月」以後一九六八年的動向、翌年一九六九年全共鬥運動的全國性擴散，以及一連串的街頭鬥爭。

從結論來說，從一九六八年後期到一九六九年，運動雖然在量的層面上擴大，但在質的層面上卻衰退了。不只是沒有再次如一九六八年一月佐世保鬥爭那樣獲得了社會輿論的共感，各地的全共鬥運動也變得定型化。到了一九六九年底阻止佐藤首相訪美的「十一月決戰」，以武鬥棒及汽油彈進行的街頭鬥爭已經完全被警察壓制。

面對這樣的極限，開始發生了第十四章將敘述的一九七○年的典範轉移、武裝鬥爭論的興起與武裝內鬥的激進化等等現象。

三派全學聯的分裂與黨派間鬥爭的激化

在所謂「激盪的七個月」之後，新左翼各黨派的街頭鬥爭暫時停滯。

原因在於，新左翼各黨派受到的損害太大。如同在第八章也描述過的，在「激盪的七個月」中，中核派、社學同、社青同解放派的負傷者約三千人，遭逮捕者超過千人，遭逮捕者的保釋金約一千萬圓，負傷者的治療費超過兩千萬圓。特別是中核派就佔了其中的近半數。

各派的資金來源，除了在他們掌控下的自治會費、機關報的銷售收入以外，就是街頭募款。佐世保鬥爭剛結束時，澀谷和新宿的街頭募款一天可以收到約十萬圓，但這只是暫時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秋山三派全學聯委員長在演說中表示，「即使在中核派內部也有已感到疲倦，提議暫時休息的意見，但我認為，不間斷鬥爭正是革命者的宿命」。然而在王子鬥爭末期，中核派的勢力已經衰退到只能動員約一百人的程度。

因此，在一九六八年四月的王子鬥爭告一段落後，新左翼各黨派發起的街頭鬥爭有限。除了六月八日在伊東市進行的阻止ASPAC鬥爭（前述第十二章）之外，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六○年安保鬥爭樺美智子死亡紀念日，以越平聯為核心組成的六月行動委員會主辦了非暴力的遊行。這一天，東大有佔領安田講堂的行動，並成了東大鬥爭的導火線，這在第十章曾敘述過。

就算這樣，各黨派之間的衝突仍然沒有停止。在六月十五日晚上日比谷野外音樂堂的集會上，中核派和革馬派因爭奪致詞順序而開始了武裝內鬥。前來聚會的反戰青年委員會的工人們喊出了這樣的聲音：「頭人交涉也好、什麼也好，快點給我開始會議」、「他們喊著反帝反史達林主義什麼的，但在台上大吵大鬧的行為不正是史達林主義、自我中心主義嗎」、「學生之間的爭執給我去其他地方解決」，但這次集會仍以混亂收場。

新左翼各黨派也無法採取統一的行動。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從下午五點左右開始，當時在御茶水的中大社學同，戴頭盔持武鬥棒在明治大學前遊行，並用桌椅搭起了街壘。口號是「讓神田成為第二個拉丁區」。拉丁區，是前一個月的巴黎「五月革命」中，學生建築街壘的大學街的名字。學生們向御茶水派出所和附近的商店投擲石塊破壞窗戶，當機動隊出動時，他們則撤退回因「大學自治」，警察無法追進來的中央大學校內。

然而根據中大擴大聯合自治會副委員長的說法，前一天的會議上，社學同提出全體罷課並主張「把神田變成拉丁區」，革馬派主張在王子舉行遊行，而ML派則提議發動遊行支援在抗爭中站穩腳步的日大。因此，實際上是由中大社學同單獨進行了鬥爭。

巴黎的「五月革命」與工人總罷工結合，一起將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政權逼到了絕境，然而日本學生的行動並未引發工人的任何反應。某位新聞記者評論道，「這不過是巴黎『五月革命』的山寨版」。警視廳的警備局長則評論，「這是比之前不合常理的行動還再更加不合常理的行徑。躁進行為除了被孤立以外，沒有別的下場。」

六月二十六日，三派的學生在新宿舉行了示威遊行。如第一章所述，當時裝載著越戰用的美軍噴射機燃料的油罐車（簡稱「美罐」）在新宿站進行運送，並曾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發生過起火燃燒的事故。而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工會等團體在新宿西口舉行了「反對美軍噴射機燃料及火藥運輸中央集會」，反對國鐵計畫將運輸量提高五成，這是總評主辦的「撤除軍事基地，廢除安保條約全國統一行動日」的第一波行動的首日活動。三派的遊行是半強行地參加了這場行動。

三派的學生和反戰青年委員會的工人一起移動到新宿東口站前廣場，在六點過後召開集會，並在繁華區展開了漩渦式遊行，他們在八點左右衝破剪票口，在新宿站月台上舉行了集會。這次的遊行與聚集而來的數千名「圍觀者」造成了交通堵塞，打亂了列車時刻表，但警方為了避免混亂並未嚴格管制。

各派別也沒有採取共同行動，而是分散地進入新宿站，但是那些「圍觀者」因這種混亂玩得很開心。當時的雜誌這麼報導：「晚上八點，社青同解放派出現在一、二號線，社學同ML派則佔領了五、六號線。到了十點左右，中核派和革馬派也跑來佔領了軌道。這麼一來，那些『看熱鬧』的人，開始不負責任地說著接下來應該輪到○○派來了，或者因為XX派還沒來所以還不會結束等臆測，看來玩得很開心。」這一天的情況，可以說是後述的十月二十一日的新宿事件的先驅。

但總體來說，這一時期的三派都避免展開激烈的行動。六月三十日，三派全學聯雖然在三里塚的集會中聚集了約一千四百人，但他們並未進行暴力抗爭就撤退了。這也成為三派全學聯最後的統一行動。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派全學聯分裂為中核派全學聯，以及作為其他黨派集合體的反帝全學聯。

關於分裂的過程，一如往常雙方的主張不同，存在許多不明之處。根據當時的報導，似乎存在著種種傳言，包含社學同的上級組織共產同對中核派的上級組織「革共同」表示，如果全學聯委員長的位置不交給社學同，他們將不惜分裂。或者是對中核派的姿態不滿的其他黨派的中央委員們，故意挑了秋山委員長無法來得及回覆能否出席的日程，寄出將在七月五日召開擴大中央委員會的信件等等。

不管怎麼說，七月五日三派全學聯召開的擴大中央委員會，是在以秋山委員長為首的中核派缺席的情況下舉行，並且罷免了秋山。中核派宣稱他們落入了其他黨派的陷阱，而其他黨派則主張中核派從全學聯「逃亡」了。

然而，三派的學生相對冷靜。如第八章所述，原本三派間的對立就很激烈，遊行或集會也都分開進行。有一說是，由於中核派在羽田和佐世保中獲得了最多注目，因此中核派有了彷彿是三派代表一樣的行事作風，從而引發了其他黨派的反感。

在當時的雜誌上刊載了以下學生的聲音：「從羽田之後，就各自舉行集會、分別採取行動，這並不是讓人驚訝的事」、「秋山委員長一直都在搞譁眾取寵的自我表現，不代表三派全學聯」等。一位新聞記者認為，第一次羽田鬥爭時三派就應該已經分裂了，但由於山崎博昭的死讓他們暫時團結了起來，才得以在中核派主導下，直到佐世保和王子的行動都持續維持著暫時性的統一狀態。

就這樣，中核派全學聯和反帝全學聯在七月分別開了各自的大會。但反帝全學聯的各個黨派之間也彼此對立，社學同在中大，而社青同解放派和社學同ML派在明大開了「反帝全學聯大會」，第四國際則抵制了上述兩方。革馬派全學聯、民青派全學聯和結構改革派的全國自治會共鬥會議的集會也都分別舉行。

隨著這樣的情況，各黨派下的反戰青年委員會也產生了分裂。根據當時的反戰青年委員會委員藏田計成的說法，當時的情況是「東京地區反戰組織也隨之分裂，許多的地區反戰組織甚至分化到每一個黨派都有自己的地區反戰組織。A地區反戰組織分裂成三個，B地區反戰組織為兩派聯合對一派，C地區反戰組職則為四派相爭。」

評論家中島誠訪問某位黨派的學生運動者為何要進行武裝內鬥時，他這麼回答：

我們有一種等到明天就太遲了的確切感受。運動者⋯⋯在一波波運動之間，會感受到強烈的孤立感。自己必須脫離家人、老師、同學，還有想當然地必須脫離大學當局，孤獨地戰鬥，如此感受到的瞬間，那些應該也體會著同樣孤獨的其他組織的人們，就變成了最令人憎惡的發洩對象。如果是在政策理論上的對立，可以只是說聲「聽你在放屁」就算了，但是在每天細微的戰術上，以及在人事霸權的問題上，卻會湧出異常大量的憎恨。武裝內鬥的必然性，只有身處運動內部的人才能理解。我們最有解放感、最能一掃孤立感的瞬間，就是手持角材站上街頭的時刻。

從孤立感中獲得解放，確認自我的「存在」確實是街頭鬥爭的魅力之一。然而一九六八年夏天，「應該也體會著同樣孤獨的其他組織的人們」變成了「最令人憎惡」的對象，與他們進行武裝內鬥衝突的時刻，成了最能感受到「解放感」的情況。

在某種意義上拯救了這種末期的黨派四分五裂狀態的，是全共鬥運動的崛起。無論是日大還是東大，在鬥爭初期都具有自發興起的民主化鬥爭的色彩。然而，全共鬥的學生們，對於新左翼黨派來說是招募新人最理想的場所。各個黨派都將運動者送進鬥爭中的各大學裡，企圖擴大自己的勢力。如果沒有全共鬥運動的崛起，那麼黨派或許有可能在這個時間點就已經斷絕了命脈吧。

一九六八年的「國際反戰日」

恢復勢力的各新左翼黨派，所展開的最大型的武力鬥爭，是十月二十一日的「國際反戰日」。

訂在這個日期，是因為在一九六六年的這一天，總評主辦了四十三個單一產業工會的聯合行動，抗議一九六五年二月美軍開始轟炸北越。然而由於當局的處分，以及調漲工資的訴求上有所差異等原因，一九六七年參與罷工的單一產業工會降到僅有十五個，改由越平聯等市民團體舉行集會。

在一九六八年，總評及社會黨、共產黨，還有越平聯等市民團體，也各自排定了集會的計畫。但根據當時的報導，各新左翼黨派從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就開始呼籲在這一天發起武力行動，中核派更是喊出「百萬學生武裝起來，手持角材和石頭起義。」

然而，各新左翼黨派並未採取統一行動，十月二十一日各派朝著各自的目標展開行動。社學同呼籲衝入作為「日本的五角大廈」的防衛廳。社青同解放派則選擇了國會。中核派與ML派高喊著阻止「美罐」，以將大眾捲入運動為目標前往新宿。革馬派也另行前往新宿。

各黨派的分散行動造成警方左支右絀，使新宿的警備變得薄弱。這也成為被視為六○年代末最大規模的反叛──新宿事件的背景。

在二十一日之前，山崎博昭一週年忌日的十月八日，在新宿舉辦了遊行。這一天，在日比谷野外音樂堂，由中核派、社學同、ML派、反戰青年委員會、三里塚芝山聯合反對同盟等召開了一場主辦方宣稱約有一萬人參加的集會。在明治公園，革馬派、社青同解放派、反戰青年委員會等約有五千人聚集，清水谷公園則以越平聯為中心，有約一千五百人集會。這一天，公務員共鬥會議也動員了十一個單一產業工會發起限時罷工。

在八日這天下午六點半左右，以「阻止美罐運送」為口號，革馬派、社青同解放派、一部分的越平聯等在新宿站的軌道上靜坐抗議，並在車站內展開遊行。下午九點半左右，中核派、社學同、ML派等人為了在新宿站東口召開集會而集結起來遊行，新宿站周邊被來湊熱鬧的上班族、BG（OL）、學生、自營商店老闆等人塞滿，中央線和山手線一度停駛。

機動隊雖然對站內以及東口廣場的學生及工人進行了管制，但看熱鬧的群眾見到一如往常般的無差別警棍亂打，也開始丟擲石塊。投石行為破壞了東口派出所，即使在各組織晚上十一點半撤退之後，群眾仍持續著零星的投石與對派出所的放火行為。

便衣警察混入遊行隊伍和群眾之中進行煽動，也助長了騷亂。根據當時的記事，「『便衣』們中，有的人喊出『丟吧丟吧』煽動投石行為，如果看到想拿起石頭的人，他們就會馬上兩、三人一起反手將他逮捕或是對其踢踹。甚至有人目擊，有些警察還會穿戴與反日共派全學聯相仿的頭盔與連帽外套混入遊行裡面，展開伺機逮捕的『釣魚搜查』。」

在這天的新宿，光是被救護車載送的傷者就有一百零二人，被逮捕的人數為一百五十人。木村官房長官在隔天九日表示，如果二十一日再發生同樣的情況，他們就「不得不用騷擾罪〔騷亂罪〕處理。」騷亂罪適用於集體暴力行為，而且可以在現場進行無差別逮捕。這項罪名僅在如戰前的一九○五年日比谷縱火事件、一九一八年的米騷動，以及戰後一九五二年的「血腥五一」等特定的非常情況中被使用。

群眾的行動也超出了新左翼各黨派的預期。共產同的三上治回想，「我仍然對與我一起行動的學生們的震驚和困惑印象深刻。我記得應該是在從那場鬥爭回來的路上，中大的學生問我，那些群眾是誰？那時我也無法好好回答。」

如第一章的記述，當時從地方來到東京的青壯年男性非常多，沒有娛樂活動的他們於是到了鬥爭現場看熱鬧，有時候為了抒發憤怒還會向警察丟石頭。各黨派或學生們並未理解到這個社會結構情況的變化。

十月二十日晚上九點，社學同二十六人從東京醫科大學分乘卡車前往防衛廳。疏於警備的防衛廳，正門只有兩名警衛，學生們揮舞著紅旗從正門闖入。他們佔領了通信隊的辦公室，破壞了房間的內部，掛起社學同的旗幟，在牆上塗鴉「社學同已經佔領了防衛廳」、「七○年安保粉碎」等字樣。這是預期二十一日當天的警備應會變得森嚴而採取的奇襲作戰。

當然，闖入的學生馬上就被逮捕了。但是領導了這次鬥爭的社學同的荒岱介表示，「我認為這是和越南人民的串連。」或許存在於他們腦中的，是在南越解放戰線的新春攻勢中，佔領美國大使館的二十名「C10」大隊隊員的決死突入行為。然而，從第一次羽田鬥爭以來，比起實際的政治效果，透過直接行動確認「存在」一事已然自我目的化，這也是事實。此外，這可能也受到了藉由採取比其他黨派更激進的行動，來誇耀自家黨派之作風的影響。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是週日，二十一日是週一。因此，如第十五章所述，在二十日舉行了越平聯非暴力的新宿遊行。二十一日，總評．中立勞聯等以沖繩返還、反對越戰、廢除安保為主張，舉行了約三萬人的集會和遊行。共產黨全學聯也舉行了大約一萬二千人的集會和遊行。新左翼各黨派則各自展開行動。

社學同認為「十．二一鬥爭必須成為所謂的七○年安保粉碎的實質突破口」，因此再次試圖衝入防衛廳。約八百名戴著紅色頭盔的社學同成員，從據點學校中央大學出發，用卡車運送角材和圓木，「武裝」起來朝防衛廳前進。

由於前一天遭到突襲，防衛廳的警備明顯增強不少。下午五點過後，「敢死隊」攀爬上防衛廳正門，揮舞「中大日間部自治會」的旗幟。隨後，投石隊開始丟擲石塊，「工兵部隊」抱著圓木撞擊鐵製的正門。擔心遭受損害而停業的附近店家喃喃說道：「根本就像是爆彈三勇士。」

機動隊以催淚瓦斯和灑水應對，並同時從另一個方向夾擊學生。當天，學生無法破壞正門，只用圓木撞擊了正門，一百九十三人遭逮捕。隨後雖然在青山墓地等地持續了亂鬥，吉田茂前首相的墓遭到破壞，但最終學生在晚上十一點過後解散。之後，社學同在十一月嘗試展開「首相官邸占領鬥爭」，但由於這次大規模的逮捕使運動者人數不足，最後以失敗告終。

十月二十一日在防衛廳附近被捕的人中，也有不少是女學生。據當時的報導，目黑署的公安課長曾這樣描述，「她們沒讓人感覺是真正的鬥士，而更像是被組織教導『被警察抓到的話，只管保持沉默』，行使著緘默權，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其中有很多是男性的『提包者』、『運輸石頭者』。在被機動隊追捕時，男性會丟下身上的頭盔和角材，逃入大眾裡頭。然而，也有因為拿著那些男性丟下的社學同頭盔而被逮捕的女性。」可以推測，新左翼黨派將在全共鬥運動等場合招募來的缺乏經驗的運動者投入到這場運動中。

學生運動者在可能被逮捕的情況下脫掉頭盔混入人群中的做法，在當時並不少見。儘管他們投入高呼「必死」的「鬥爭」，但仍希望避免被逮捕的風險。如果不是為了堅定的思想或想要達成的目標，而是為了想要確認自己的「存在」的欲求而參加了「鬥爭」的話，這樣的行為也是理所當然的。

而且，想要用比其他黨派還更酷炫的戰術引人注意，這個目的某種程度上已經達成了。當時的運動者中野正夫如此回憶二十一日舉著圓木、試圖闖入防衛廳未遂的行動：

「一如預期，隔天的報紙和大眾媒體都大篇幅刊登了以圓木突擊的照片。如同農民起義一般，向防衛廳高呼『反戰！反基地！』以圓木進行武力入侵的身姿，透過圓木來展現鬥爭精神的戰術，是簡單易懂且富有視覺感的巧妙作法。如果想衝進和平白癡化的防衛廳，真正給予打擊，並在現實上以武力破壞中樞的話，那麼還有游擊戰和殲滅戰等很多的手段。但是，在那裡該採用的就是這種戰法。因為是共產同特有的『敢死的精神』和『革命家家酒』相結合的非理性與形式美的運動，所以就像歌舞伎一樣大肆張揚地吸引目光，在遭到逮捕後就宣告落幕。」雖然中野的回憶讓人感到有些加油添醋，但他確實指出了事實的一個層面。

另一方面，社青同解放派約有一千五百人試圖衝入國會。晚上八點左右，學生方高呼著「在國會內舉行集會」並向機動隊丟擲石塊，但遭灑水與催淚瓦斯阻止，並受到機動隊夾擊而被驅趕。只有約三十名學生翻越了警力較少的第二通用門的圍牆，進到國會的區域內，但全員立刻遭到了逮捕。

作者196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家。1996年以《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獲得三得利學藝獎；2003年以《「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獲得每日出版文化獎、大佛次郎論壇獎；2010年以《1968》獲得角川財團學藝獎；2013年以《如何改變社會》獲得中央公論社新書大獎；2015年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獲得新潮社小林秀雄獎。另著有《「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等書。他執導的311福島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於2015年公開上映，並於2016年得到日本映畫復興獎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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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
作者：小熊英二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