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九局下半的戰略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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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即將結束之際，因為先前的擴權法案被憲法法庭被擋下而耿耿於懷的國民黨與民眾黨，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果然一次性地通過三大法規修惡。其一是十名大法官才得以釋憲，卻又否決執政黨人選，實則癱瘓憲法法庭的《憲法訴訟法》；其二則是將大部分國民的稅收分配給國民黨執政縣市，以便分贓、綁定樁腳，同時讓中央政府喪失推行整體國策財源的《財政收支劃分法》；最後則是削弱人民選舉創制權的《選罷法》修惡。彷彿嫌這一切都還不夠似地，藍白又要強推《老人福利法》，讓65歲以上的老人免繳健保，加速台灣醫療體系的崩潰。

如果我們將空間上的視角稍微拉遠，就會出現一個很清晰的圖像：無論國民黨與民眾黨基於什麼樣的動機，實際上他們的所作所為，就是在瓦解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整體性，讓它的功能徹底癱瘓，進而解體、走向滅亡。如果將國家看作一個有機體，則憲法法庭、選舉創制等人民的基本權利可以看作是一個生命體的免疫系統，在國家運作中修復可能出現的錯誤與弊端；而中央政府預算和健保系統則可以看作讓一個生命體得以維持新陳代謝、自我更新的泉源。藍白奮力想要將這些系統的功能停擺，其實就是要扼殺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台灣。

「敵對性」的認識及其因應

一旦國家的保護殼瓦解、政府癱瘓之後，分崩離析的台灣社會必定陷入混亂、各自為政的渾沌當中。屆時就是野心家接管、中國共產黨藉「統一戰線」各個擊破、收編台灣各大政治勢力之時。許多人都認為，將藍白打成中共同路人，純屬民進黨的陰謀。然而，就算不揣測他們的主觀動機（次回選舉？綁樁？），他們客觀上的行為以及他們所促成的目的，本身就危及台灣人的生存，以及台灣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存續。這在政治學上的定義，就是「敵人」。

藍白對於台灣社會的危害、對於台灣國家的敵對性作為，如上述所言，是「客觀」的，不因藍白政客的詭辯及其主觀意識而轉移。同理可證，藍白客觀上的「敵對性」也不因為筆者或其他台灣公民，甚或其他黨派對其好惡而有所改變。敵對概念的延伸就是生死存亡的競爭，自由民主的台灣與藍白的奪權圖謀之間，只能有一個存活。相信這樣的判斷一定會有人覺得駭人聽聞，筆者也想相信檯面上無論哪個政黨都志在台灣的存續與穩定，但實情並非如此，這點但凡關注近來台灣政治發展的公民，都一定會了然於心。

既然藍白之於台灣的敵對性是客觀的，而自由民主的台灣社會乃至於底下保障的個人自由，與他們之間只能有一個活下來，那麼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之下，加諸近來執政黨官員、代議士和場外青鳥運動者的疲弊，對於當前台灣的民主防衛運動，就有重新思考策略轉換的必要性。

十年前後的落差及其應對

如果我們將時間的向度拉長來看台灣的政治發展情勢，首先會看到的，是藍白近來各種法規的修惡，從來不是他們口中所說，為了人民福祉所設想的作為，而是處於給執政黨從中作梗、厚實自身財源的權力鬥爭的延長線上。其次，相較於十年前馬英九汲汲營營迎合中共的經濟統戰，當前台灣應對藍白的滅台圖謀，在性質與形勢上，其實有相當大的不同，我們必須盤點這些差異，在認識這些差異之後，調整目前為止的策略。

首先，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前後的媒體環境，由於透明的公眾討論、專業媒體平台對於資訊的客觀報導與流傳，在釐清議題、凝聚共識的層面上有很大的助益；十年以後由於各種自媒體的蓬勃發展，加諸抖音以及特定傳媒公司的網路操作（這多少歸於幾年前《數位中介服務法》的功敗垂成），眼下的政治議程與社會運動的議題，在傳播空間上受到很大的侷限。更不要提有心人士到處散播的、以假亂真的假資訊，使得為數不少的國民大眾生活在流言蜚語當中。

再者，十年前街頭上的公民所要對抗的體制是處心積慮要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內部尚存馬王政爭的國民黨；十年後當時在野的民進黨已然成為體制的一部分，面對的是在國會裡透過立法程序實施政變，意圖形成「議會絕對主義」（Parlamentsabsolutismus，韋伯的胞弟，阿爾弗雷德・韋伯的用語）。換言之，議會對統治的篡奪（Es hatte die Regierung usurpiert.）的國眾兩大反民主政黨（這其實不是太新的歷史情境，早在1931年的威瑪共和國，就已經上演過了）。

上述兩個情勢上的轉變，使得十年前社會運動對於政府的制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失效，在經歷了數次青島東路的集結，卻被藍白強勢攻破的國會。或許必須進行戰略上即時的轉換與調整。

首先，針對已經被自媒體與傳媒公司攻佔的公共輿論空間，政府必須重拾政令宣導與澄清謠言的責任，必要時必須投入資源，下鄉宣講。這不僅是在凝聚國民大眾對憲政體制的關心，也同時為後續行政機關施行政策時的正當性鋪路。因為目前被藍白挾持的立法院正與其他的政府機關進行正當性的競逐，正當性的此消彼長也會決定他們對法案強推與否的意志。

其次，面對藍白對憲政秩序的破壞，行政機關必須窮盡一切符合憲政秩序的方法，相關的公務人員也必須窮盡一切可能的救濟手段。不能只是靠場外公民團體的聲援，基於上述媒體環境惡化的理由，藉由公民團體向藍白施壓的策略成效不彰。近來的公共輿論當中出現一些悲觀主義論調，認為制度當中的救濟手段，在藍白多數的強勢碾壓之下，終究是無效的；又或者認為大法官過於積極介入政治事務，將會留下不良的憲政慣習。

這在尋常的政治狀態當中或許說得通，然而面對今日藍白對憲政體制的顛覆、如不採取積極措施，迎來的恐怕是自由民主秩序的終結。至於手段的有效無效，也必須放在民主政治的動態運行下考量，只要台灣仍存在民主制度，則一切的努力都不會白費。況且如果連表面看來無望的契機都不去爭取，則可能的事業也將無所成就（例如年後的罷免）。

智識上的悲觀主義、意志上的樂觀主義

最後，則寄希望於全體國民的意識之覺醒。十年以來幾經波折的民主道路，在今天居然迎來她終極的對決。容筆者再次說明，藍白對台灣憲政體制的顛覆，已經不是黨派之間的狹隘成見；他們對台灣社會與政治共同體的危害乃至敵對性，超脫他人對這些政黨本身的好惡，我們必須正視這點，避免台灣的政治體制與人權保障，在中立性的過度拘泥當中毀於一旦。

近來台灣的政治發展，使人不由得想到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說的「智識上的悲觀主義、意志上的樂觀主義」。悲觀在於，綜觀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憲政危機，如威瑪共和國或戰間期的大日本帝國，似乎總是要等到局勢發展到徹底破滅，才會迎來盤整的契機；然而樂觀在於，歷經四百多年來的劫難，這座島嶼及與之休戚與共的人們，總會艱難地生存下來。十年前的民主順流既然得以推動改革台灣的榮景，我們也會克服十年後的民粹逆流、扎穩民主根基。我們必須窮盡一切努力，同時懷抱希望與信心。

作者目前就讀於京都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博士班。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