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西方是什麼：從十四位古今人物的生命故事，顛覆你對西方世界如何形成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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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西方與現代性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

在過去的時代，整個西方基督世界同仇敵愾反抗共同敵人。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一八七六年）

格萊斯頓生活在一個泰半被塗成粉紅色的世界。粉紅色墨水比紅色（帝國的傳統顏色）便宜，讀來也比較輕鬆，十九世紀的製圖師於是用它來標示大英帝國統治的領土。在巔峰時期，大英帝國領土幾乎占全世界土地的四分之一，橫跨四大洲，全世界將近四分之一人口都是帝國子民。拜這個「日不落帝國」之賜，每個時區都有粉紅色。當格萊斯頓看著世界地圖，他看到的地圖不只塗成粉紅色，更是以如今已經成為標準地圖繪製法的麥卡托投影法呈現出來，將不列顛放在正中央，其他地區排列在周遭。當他把視線投向時鐘，他看到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全世界其他地區都以此為標準測量自己的時間。一八八○年格萊斯頓就任英國首相搬進唐寧街十號†，欣慰地知道自己就在世界的中心。

當然，當時的歐洲不只英國一個帝國。在十九世紀，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s）都是幅員遼闊的帝國。除了英國，還有其他國家也在海外擴張殖民地，包括法國和比利時、義大利和德國等新建立的歐洲國家。這些新興勢力通常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鄂圖曼等比較古老的帝國手中搶奪領土。整個十九世紀裡，這些存在較久的帝國都經歷了國土分離與國力衰退的痛苦。懷抱帝國野心的不只歐洲人，日本也意圖建立殖民地，只是被已經在亞洲取得霸權地位的歐洲勢力阻擋。十九世紀末美國將會搶走西班牙所屬的菲律賓和中美洲大片土地。不過，在這些帝國爭霸行動中，大英帝國始終穩穩地主宰整個世界。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國是「世界工廠」。英國工業化的時間比較早，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生產的鐵大約占全世界產量的一半，煤大約三分之二，鋼則是占四分之三以上。另外還有一連串的技術與機械上的創新，為英國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帶來劇烈變化。雖然技術革新的浪潮快速蔓延到歐洲其他地方和美洲，但它主要是從英國開始，英國因此掌握了操作上的先機。英國在國外擁有大量殖民地，在國內又具有工業優勢，於是成為剛剛連結起來的全球經濟體系核心中的經濟強國。

英國也處在越來越常被稱為「西方」這個地緣文化集團的地理中心。它的一邊是中歐與西歐各國，早期那裡的知性發展促成西方與西方文明這一對雙胞胎概念的出現（見第六與八章）。另一邊則是大西洋世界與北美，這兩個概念的輪廓最終會在那裡清晰呈現（見第十、十一章）。然而，西方不只是地理上的實體，它的定義也包含種族語彙。其中剛建立的白種人類別是關鍵要素，用來區分誰屬於或不屬於西方，就連原本就定居在西方的人也在區分之列（第十一章）。西方也能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現代性這個概念加以辨識，也就是以科學和人文主義理念管理的社會。不過，儘管信誓旦旦地推崇人文主義，宗教卻也是西方的重要元素，而且以基督教為核心。跟這些密切相關的，是「西方共享歷史」這個概念，也就是彼此共有的西方文明宗譜。雖然西方文明的恢宏故事在十七世紀逐漸出現，又在十八世紀以完整形式趨於普及，但十九世紀才是它聲勢最浩大的時刻。

定義西方的另一項元素，是它的勢力。在十九世紀，西方的全球優勢所向無敵且不容置疑。西方國家掌控全球經濟，西方的帝國統治的領土橫跨五大洲，西方在科學、道德和歷史方面的觀點傳播到全世界，通常取代在地的知識體系。這段時期西方的霸權太無遠弗屆，也太不容置疑，很難想像它並不是一直都存在。十九世紀當下的真實為西方指定一條路（統治），又為其他所有人指定另一條路（從屬），於是我們只能以西方文明的觀點來思考歷史的面貌。

西方支配其他

在十八世紀，「西方」與「西方的」這兩個詞主要與北美相關（見第十章）。到了十九世紀，這種用法擴大了。西方文明概念的種族化意味著，如今在人們的想像中，西方包括歐洲大部分地區，以及人口以歐洲後代殖民者為主的大多數帝國領土。有趣的是，最早使用這個擴大後的語義的，卻不是將自己歸類為西方人的人。那就是俄羅斯人，他們為自己的文化定位應該選擇「西化」或「親斯拉夫」而爭辯。於是，當歐洲的西方人開始接納西方這個詞，通常是用它來跟俄羅斯與東歐做對照。在中歐更是如此，那裡的人經常拿斯拉夫的東歐與大西洋岸的西歐做比較，也都認為二者跟以德國為中心的「中歐」不同。西方這個用語很快傳入英國，也立刻增添一股帝國主義韻味。一八三五年一名殖民官員彙整一篇有關印度教育的報告時提到「西方文學固有的優越性」。一八五九年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Karl Marx）評論英國在亞洲的殖民政策，也拿亞洲制度跟「西方世界」的制度做比較。

於是，隨著這個西方概念而來的，是「其他」這個強大得多的概念：可以把全世界其他所有非西方人想像成單一的概念性實體，一個具有相同基本特質的團體。這些特質不可避免地比西方人展現出來的低等。一八五七年英國律師、經濟學家兼學者納索．威廉．席尼爾（Nassau William Senior）走訪鄂圖曼帝國時提到：「對於鄂圖曼人，有一定程度的文明（不太多）很難傳遞，也永遠無法保存。對於中國人和印度人也是如此，事實上，所有亞洲人都是如此。」在他看來，所有「亞洲人」本質上都一樣，「真正的亞洲人最明顯的特質是智力的貧乏和不適應改變……亞洲人最好只模仿，不要嘗試創造」。英國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一八九九年發表一首如今備受非議的詩，將所有非西方人描繪成一群無差別的低等人。吉卜林在這首詩裡敦促讀者扛起「白人的重擔」，他指的是殖民統治的「重擔」。這個統治會擴展到全球其他人口，他形容那些人「毛毛躁躁，野性難馴」，「半魔鬼半小孩」。

隨著科學種族主義進一步發展，西方與其他之間的差異也更趨明顯。在十九世紀早期的維也納，弗朗茨．約瑟夫．戈爾（Franz Joseph Gall）和約翰．加斯帕．史柏展（Johann Gaspar Spurzheim）兩名醫師發展出顱相學（phrenology）這門偽科學，提出各種種族歧見論點，比如「黑人的前額極窄，他們的音樂與數學天分通常也非常有限。中國人喜歡繽紛的色彩，他們眉毛特別彎，這就是色彩官能比較發達的跡象」。蘇格蘭人種學者羅伯特．諾克斯（Robert Knox）則是提供解剖學上的助力。（諾克斯如今最為人知的事蹟，是購買剛被殺害的屍體進行解剖。）一八五○年諾克斯寫道：「不管是文學、科學或藝術，種族是一切的根本。總而言之，文明取決於種族。」接下來那幾年，深具影響力的法國外交家阿蒂爾．德．戈比努（Arthur de Gobineau）結合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與歷史決定論兩種學說，滔滔不絕地反對種族混合，捍衛他所謂的自然種族等級。

我們在第十一章談過，啟蒙時代有一派學說主張人類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正是這派學說助長了演化論和達爾文主義的興起，科學種族主義也是這派學說的一支。人類究竟是同一起源（單源發生說，monogenesis），或有多個不同起源（多源發生說，polygenesis）導致不同「人種」（或種族）的存在，這在當時引發熱議。在多源發生說陣營裡，美國外科醫生約西亞．諾特（Josiah Nott）聲稱，「各民族和種族」起源不同，因此「各有天命：有些生來統治，也有些生來被統治」。而在單源發生說陣營，達爾文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在一八五九年出版，雖然達爾文沒有表明他的理論跟種族有什麼關聯，卻不難想見會有人將演化觀念和天擇理論運用在人類社會。在政治光譜的一端，美國牧師兼反奴役人士查爾斯．羅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等思想家致力提倡社會達爾文主義。布雷斯以這個理論為依據指出，解放後的非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只要有機會，也能變成「文明人」。在另一端，意圖合理化殖民統治並確立等級制度的人也引用社會達爾文主義支持自己的主張，比如英國銀行家兼記者沃爾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白哲特宣稱，在演化的梯子上，大英帝國的子民和勞工階級的位置低於他們的統治者。

隨著十九世紀往前推移，不平等的現象漸趨嚴重，社會等級也越來越陡峭，導致非西方的「其他」與西方內部的窮人和被剝奪權利的人之間被畫上令人不安的等號。一八六四年倫敦的暢銷週刊《週六評論》（Saturday Review）提醒讀者何謂事物的恰當規則：「英國的貧民和孩童必須時時記住神為他們安排的處境，正如黑人也不能忘記神賜給他的膚色。這兩個例子裡的關係都是永久的上等對永久的低等，以及領導者對從屬者，再多的善良和仁慈也不能改變這種關係。」

事實上，儘管十九世紀是西方支配全球的巔峰時期，卻也是西方本身社會不滿最激烈的時刻。快速工業化帶來劇烈的社會變化，其中包括創造出都市貧民這個深切感受到社會等級的新階級。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地發生群眾革命，大多數都是為了爭取更多民主與經濟權。一場新的法國革命推翻君主立憲制，建立第二共和（Second Republic）。德意志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的三月革命訴求自由與公開集會。奧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遭遇一連串叛亂和分裂行動，鄰近的匈牙利也不平靜。在英國，勞工與工會運動日益激烈。也是在這年二月，德國哲學家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聯手在倫敦發行一份小冊子，卻被當時席捲歐洲的政治動亂淹沒。這本小冊子雖然在倫敦印刷，最早卻是以德文發行，命名為《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經過幾個月，歐洲其他語言的翻譯版才開始出現，英譯版更是等到將近兩年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念在這段期間出現，透露當時因為普遍的貧窮與大眾的不滿，政治環境已經激化。

在這個背景下，種族主義思想日益加劇，西方意識形態也漸趨普及，這些都有了全新意義。當這個全新意義被西方世界的統治階級拿來利用，不但可以作為征服帝國子民的正當理由，也可以安撫國內受壓迫的族群。一個世紀前的北美也經歷了類似過程，當時他們創造出「白種」這個法定類別。十八世紀初，英國的北美殖民地將貧民和受契約束縛的「白人」的地位提升到有色人種同胞之上，讓他們在社會等級上取得一定優勢，提前消弭群眾的抗爭（見第十一章）。如今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也發生類似的意識形態變遷。不過，北美安撫貧窮白人是刻意的政治策略，是立法者有意識的行為，在歐洲卻是彼此連動的大範圍文化發展的結果。西方與其他越來越明顯的二元對立、種族主義偽科學的興起，以及社會演化的理論，各自都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作用。

歷史的編造也是如此。十九世紀被描述為「虛構傳統」的時代，對全國性和地方性歷史產生新興趣，而且都與帝國的創造和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有關。如果這些歷史不符期待，就靠傳統來補充─有時是「再發現」，有時則公然捏造─將當下的群體扎根在自行編造的過去裡。華特．司各特和高地格紋布的發明賦予蘇格蘭新面貌，同樣地，葉慈和神話故事集也塑造了愛爾蘭。†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Victoria）成為「印度女皇」時那華麗壯觀的「傳統」慶典也具有類似功能，那就是以古代的體面來裝飾當前的真實（英國的統治）。

十九世紀是一個厚顏編造過去的觀點和故事的時代，同樣在這個時代，對過去的研究變成一門學科。在初期，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設計出一種探究歷史的嚴謹方法，以對原始資料的仔細分析和實證研究為基礎。大約在同一個時期，丹麥古物學家凱斯蒂安．約格森．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推出三時代系統（石器、青銅器與鐵器），依照時間順序劃分史前人工製品。接下來那段時期，考古學也變成一門學科，有自己的一套公認的研究方法與技巧，都是考古界先驅在實作中開創出來的。這些先驅包括研究羅馬與撒克遜英格蘭的英國考古學家奧古斯都．皮特．里弗斯（Augustus Pitt-Rivers），以及在埃及做研究的英國考古學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當然，熱情的古文物研究者繼續以不大科學的方法累積令人驚豔的收藏品，比如一八一六年第七代艾爾金伯爵（Earl of Elgin）湯瑪斯．布魯斯（Thomas Bruce）買走雅典帕德嫩神廟（Parthenon）的大理石雕，以及拿破崙一世占領埃及後歐洲掀起的埃及狂熱。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考古學和史學都開始變成嚴肅的專業。

這股歷史化新動力讓新興的西方覺得，西方本身的歷史─亦即西方文明的恢宏故事─具有普遍的、全球性的意義。西方人被假定為比其他人更優秀、更高級、更重要，能支配當前的非西方人。西方的起源也被假定為比非西方的古代更優質、更高級、更重要，比過去的非西方人更耀眼。畢竟，只有西方的起源才稱得上「古典」。這一條條不同的線─帝國主義、政治、種族主義和史料編纂─最後都在某個人的生命會合，那就是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

作者為維也納大學古典考古學教授，之前在英國萊斯特大學與劍橋大學任職，也曾擔任哈佛希臘研究中心研究員。她在古典時代與神話起源方面的研究曾獲頒許多獎項，作品《特洛伊：神話、城市、符號》（Troy: Myth, City, Icon）入圍美國專業與學術傑出出版獎。她曾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電視與電台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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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西方是什麼：從十四位古今人物的生命故事，顛覆你對西方世界如何形成的想像》
作者：諾伊絲．麥克．斯維尼（Naoíse Mac Sweeney）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