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接到阿久津博康捎來訊息,前岡崎研究所代表川村純彥將軍日前過世。享壽88歲。從2001年我第一次見到川村純彥將軍,沒想到我與他相交已超過二十年。
岡崎研究所扮演東亞外交的重要角色
在2000前後,前日本駐泰國大使岡崎久彥退官後設立的岡崎研究所,是當時日本少數針對台灣地位與重要性有明確認知的智庫。今天國人琅琅上口有關日本「台灣有事也是日本有事」的認知,在二十年前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岡崎研究所當時針對東亞幾個國家啟動數個計畫,包含日韓安保對話,台日對話等,都可說是開風氣之先。以日韓安保對話為例,這個計畫是在金大中時代啟動,北韓1998年的大浦洞飛彈試射提供了另一個參與這個對話的動力。而當時參與的韓方年輕學者在今天已成為尹錫悅政府國安會的核心要角。
日本的主流戰略界是以美日同盟為主,圍繞著這個同盟,發展出非常多政府間對話機制。當時不僅有美日部長級二加二會議,也有固定的助卿級/副助卿級會議,美國駐日使館的政治組與政軍組長也與日本外務省及防衛廳(當時還未升為省)都有定期對話溝通機制。在這些官方對話機制之外的智庫溝通,實際上在日本就主要侷限於外務省官方智庫國際問題研究所(JIIA)、防衛研究所(NIDS)等少數國家級單位。而岡崎研究所是少數也會參與其中的民間智庫。
而當時的日本對台政策氛圍,是將對台政策放在對中政策之下,意即是日中關係之下的日台關係。當時外界多將其美其名為日中台三角關係,只是對日本來說,這從來不是三角關係,而是把日台關係視為是從屬於日中關係之下的次關係,並以此來管理與經營認知,所以當時也都會認為外務省的中國幫(China School)主導了日本對台政策,主責美日同盟的外務省北美局是基本不碰對台議題的。
岡崎研究所定調對台政策須和日中關係脫勾
當外務省是這樣在看待台灣時,其他官方相關智庫與研究單位(國際問題研究所、防衛研究所)等,也就都會採取類似立場。但岡崎研究所在岡崎久彥大使的領導下,是少數對這種戰略認知採取反對意見的智庫。如前所述,岡崎研究所本行是美日同盟,這來自岡崎久彥大使認為日本在二戰後的國際戰略,必須沿著美日同盟來發展之主張有關。
在對台政策上,岡崎久彥大使更認為日台關係不是從屬於日中關係,而是有屬於日台關係自己的邏輯,這是基於台灣對日本安保的重要性而得到的結論。岡崎也認在安保戰略上,日本須從美日同盟角度為經營台海戰略的出發點。正是岡崎大使在安保議題上主張以美日同盟思考台灣,擺脫一般會出現在日中台關係討論的「挺台VS.遠台」之爭,使得岡崎研究所在當時日本對台戰略思想獨樹一格,更與外務省主流派格格不入。
仔細觀察現在日本所展現的外交策略與對台政策,可以發現岡崎研究所的深遠影響。雖在當時討論對台關係時,岡崎研究所是屬於較邊緣地位,但因為本身在美日同盟的重要角色,美官方訪客到日本談論美日同盟時,岡崎研究所幾乎是這些訪客必會過去拜碼頭的所在。而岡崎研究所不僅有岡崎久彥大使,它也延攬好幾位日本退役的自衛隊將官參與,尤其是海上與空中自衛隊。
眾所周知,談到美日同盟的具體操作,以日本戰後恢復自衛隊的特殊歷史過程,海上自衛隊與美國海軍的合作,比起日本空中自衛隊及陸上自衛隊與美方的關係密切很多,甚至在共同的戰術操作整合上,日本海上自衛隊與美國海軍的整合,可能比起與日本空中與陸上自衛隊的內部整合都更為密切。這是日本自衛隊非常獨樹一格的存在。一位剛過世沒多久的日本學者阿川尚之(1951─2024,前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名譽會長阿川弘之的長子,本身也與岡崎研究所密切相關),曾寫過一本書《海之友情》,對美國海軍與日本海上自衛隊在二戰後所建立深厚的情誼與歷史有相當精彩的描寫。
詹姆斯奧爾與川村純彥合作愉快
在這其中有幾位日本與美國的軍官,對於促進美日同盟合作的深化與轉型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前美國國防部部長室日本事務主任,也是海軍上校退役的James Auer(詹姆斯奧爾),與當時擔任日本駐美使館武官的川村純彥將軍,就是1980年代美日同盟大步前進的重要關鍵人物。據說當時川村每次去五角大廈找詹姆斯奧爾時,從來不需要事先預約,基本上就是隨到隨見。這與詹姆斯奧爾在日本海上自衛隊指揮參謀學院唸書時就與川村建立的深厚友誼有關。
此外,日本之後為何在當時決定擁有全世界最多的P3─C反潛機,也與這兩位在幕後的操作有關,特別是川村本身就是海上自衛隊的P3─C反潛機飛行員(而詹姆斯奧爾剛開始展開其海軍生涯時是擔任獵雷艦長,對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掃雷能力有第一手體認),對反潛戰的戰略威力有相當體會。
說到這裡,稍微介紹一下詹姆斯奧爾。詹姆斯奧爾(1942─2024)是二戰後第一位在日本海上自衛隊指參學院讀書的美國海軍軍官,他後來在塔夫特大學(Tufts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學位,也在79─80年代布朗(Harold Brown)─溫伯格(Casper Weinberger)先後任國防部長時,擔任部長室日本事務主任。1988年從溫伯格部長辦公室退下後,詹姆斯奧爾就到位於田納西州的凡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教書。其主持的「美日研究與合作中心」是後來很多日本有志於學習美日同盟的年輕學子會去朝聖的所在。
如果印象沒錯的話,包括現在擔任日本首相石破茂特別補佐官,專責於安保事務的長島昭久眾議員,也曾在詹姆斯奧爾主持的美日合作中心學習過。記得當時長島昭久第一次宣示要選眾議員時,詹姆斯奧爾還從美國來到東京出席長島的後援奮進會,為長島壯行並大力推薦。而詹姆斯奧爾與日本關係的密切,也可以從他名片的處理可看出。他在日本使用的名片除了反面是英文外,正面還以日本漢字根據其英文發音,取了個「自無亞和」的日文名,與一般美國官員在日本使用的名片是以平假名注音非常不同。此外,詹姆斯奧爾也私下告訴筆者,他應該是最後一位指揮過美國軍艦停泊在台灣港口(基隆港)的美軍艦長,據說那是在1978─1979左右的事。
二十多年來川村將軍主導了岡崎研究所
80年代作為美防長辦公室日本事務主任詹姆斯奧爾(自無亞和)對口的川村純彥少將,在從日本海上自衛隊退役後,就去岡崎研究所。在2001年岡崎研究所主任小川彰四十多歲英年早逝後,川村就接著成為岡崎研究所的代表,連同另一位年輕學者阿久津博康,在岡崎久彥大使的領導下,共同處理與經營岡崎研究所的日常事務。而從2002─2008岡崎研究所與台灣智庫,傳統基金會的美日台三邊戰略對話,以及從2016─2020岡崎研究所也是與台灣智庫,以及與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格瑞森中將(Wallace Gregson)等再度舉行的美日台會議,川村純彥更是扮演關鍵的居中協調角色。他在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人脈也廣,很多時候也是透過川村的幫忙,協助台灣建立起重要人脈。
岡崎研究所對日本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戰略影響極其深遠。不僅對台方面提出以美日同盟思考台海議題,在當時是開風氣之先外,也對安倍首相外交戰略觀的形成有深遠影響,這與安倍基本上將岡崎久彥視為他在外交戰略的導師有關係。在安倍還是官房副長官時,日本外務省已經有一批年輕官僚在岡崎的指導下,針對印度的未來角色進行研析,安倍上任後對印度的重視,以及當時在反恐議題當道時結合地緣政治與反恐主張而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民主鑽石」的戰略操作,可說是這個思考下的自然結果。
而岡崎久彥在九十年代展開與韓國的對話,也帶出一批願與日本發展更密切關係的韓國戰略家,這批人是在李明博擔任總統時願意頂著當時反日情緒的逆風,意志堅決與日本發展「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的主力(雖然後來被迫中止),也是之後當尹錫悅擔任韓國總統後,積極主導強化與日本安保合作的核心推手。在2002年之後作為岡崎研究所對外事務代表,川村純彥正是促成這些官方政策的智庫外交之核心人物之一。
岡崎研究所一反想在日美中之間遊走的搖擺路線
日本在美中之間要怎麼走是二十五年前日本外交路線辯論的關鍵議題之一。當時是冷戰結束,享受和平紅利之說甚囂塵上的時候,加上中國開始快速經濟發展,又要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因此有人主張以對抗蘇聯為重要目標之一的「美日同盟」在冷戰結束後已沒有存在必要,日本的對中關係更無須被美國綁住,因此認為日本須在美中之間採取等距策略,美日中三邊關係是等距三角形等。
由於此一說意味著日本要放棄美日同盟,或者要將美日同盟降低到使其與日中關係等位階,這被主張日本須以「美日同盟」為外交主軸的岡崎研究所激烈反對,在當時日本的外交路線大辯論中,岡崎久彥大使是直接參與論戰的主力之一,而川村純彥則從美日同盟的實務經驗出發,提供一個與學者完全不同的戰略視角參與討論。因為川村與岡崎強調須以美日同盟為日本對外戰略的基礎,因此在討論對台政策時,更強調須以美日同盟為其對台作為的主要操作工具。也因為如此,當聽到台灣有人提到台灣可以在美中採取戰略中立時就感到不可置信,甚至會為此發信表示異議。
川村對於台灣部分親中政治人物大表不滿
川村純彥也曾參與到另一件與台灣有關的爭議。記得在2006年七月當時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同時也是台北市長),結束訪日回台後,有報導指出馬曾與時任日本官房長官的安倍晉三通電話,並宣稱安倍認為「很多日本國會議員太年輕,受到『李登輝效應』影響太深,導致對台資訊被誤導」。這使得安倍之後在八月透過《產經新聞》予以澄清(因為等了一個月馬英九都沒有公開澄清)。安倍得知此事的主要管道,就是岡崎大使與川村將軍。川村會這麼積極協助除了是要協助澄清當時的事實外,也是以此表達對台灣部分政治人物的親中言論與不誠實作為的不認同。
川村純彥在擔任日本駐美武官時對於發展美日同盟方向起了關鍵作用,而在退役後透過他在岡崎研究所的智庫外交服務,也對日本在印太區域的戰略操作影響深遠。對台灣來說,川村是以退役海上自衛隊將官的身分而為我國國防部門熟知。在他生命最後的二十多年,川村積極投入促進日台與日美台的安全合作。記得2019年我主持台灣智庫主辦的美日台合作會議時,當時已經高齡八十三歲的川村將軍在身體不適的狀況下依舊挺身來台,念茲在茲希望能在促進美日台合作有所貢獻。當時他與詹姆斯奧爾(當時七十七歲)可說是年紀最資深的兩位與會者。
這兩位在80年代促進美日同盟的轉型與提升,以及在二十一世紀初大聲疾呼要以美日同盟處理台海事務的戰略先行者,於去年(2024)先後辭世。詹姆斯奧爾(自無亞和)在去年五月二十三日先走一步,而川村純彥將軍則是在2024年最後一日離開人世。美日的戰略歷史學者知道他們對於美日關係與印太戰略的巨大貢獻,在今天「台灣有事也是日本有事」、「台海安全國際化」變得為世人所熟悉的時刻,我們更不要忘記這幾位積極協助美日進行對台灣戰略思考轉型的關鍵先行者之重要貢獻。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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