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白恐牢籠的新綠苗:「台灣文學主義」的嫩芽》

【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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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5從陳若曦到美麗島事件

因為是同一時期關押的獄中難友,我當然知道陳映真是涉及閱讀「匪書」而賈禍判刑10 年。囚禁在警總看守所期間,也經常能聽聞到難友們對他的諸多傳說,從而感受到他展現人道關懷的言論態度。

除了作品,這也是我會對他產生高度景仰的基本原因。

然而,如上一章所述,在仔細敲打《山路》一文後,我的思維卻被引進迷霧中。

在那時空裡,就這主題,足以拿來與陳映真相對照的文學典範就是陳若曦。這裡或許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當年毅然「投匪」的陳若曦這位極為重要的台灣作家。

陳若曦,本名陳秀美,出生於日治時期1938年的台北縣(現在的新北市),1957年畢業於北一女中後考上臺大外文系,在1960年與同學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此時期主要作品如〈辛莊〉、〈最後夜戲〉,其創作的小說多為臺灣鄉土題材,常探討死亡命題, 並具有破除迷信、反封建的意識,惟小說帶有虛無晦暗的情調。1962年,她出版了英文小說集《招魂》,並在同年前往美國留學。1966年響應中國統戰號召海外學人回歸祖國一起「建設新中國」,跟丈夫段世堯毅然奔向「祖國」。她之所以接受祖國號召,可以參考2015的一篇報導〈陳若曦:尋找“桃花源”〉中引述陳本人的說法,約略可以窺見一些原由:

後來,我讀到一本書,埃德加‧斯諾寫的《紅星照耀中國》,那是一部文筆優美的紀實性強烈的報道作品,真實記錄了延安時期的共產黨領袖的行踪和風格。 我不相信台灣的反共宣傳,外國人寫的不會是騙人的,我就開始悄悄接觸紅色讀物。還有,因為出身鄉村木工家庭,嚮往社會主義,童年在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我個人信奉民族主義,書生報國是本分。

該報導還提到:

恰在這時,她結識了新男友、後來的丈夫段世堯,段世堯是個進步青年,跟她談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沒有壓迫與剝削。他們買了《毛選》四卷認真研讀,段世堯把毛主席的詩詞放在枕頭底下,睡前必翻看,默誦。陳若曦還買了英文版的《資本論》,規定睡前必須讀10頁。他們從內心深處充滿了對新中國的無限嚮往,最後下了決心,到祖國大陸去!

所謂「進步青年」,在狂飆的那個年代,無非就是懷抱「左翼毛思想」的代稱。而且,從這段回歸後逃離中國的採訪,我們應該能確知,她夫妻兩人在當時不僅是「左翼青年」,也都是「民族主義者」,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這兩個分立且衝突的信仰一旦結合,「積極參予建設新中國」乃是天經地義的選擇。我們若再參考她另一本出版於2008 年的首部自傳《堅持.無悔——— 陳若曦七十自述》第三章〈去去去,去美國〉末尾的一段自述,就更能清楚她對「投奔祖國」意象之嚮往的強烈浪漫之情。

如今我人在美國,自己都不想當美國人了,哪能孩子生在美國呢?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生在台灣或中國大陸,頭上頂著祖國藍天,腳下是神州大地,也即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如假包換的「國貨」才行。

我這一代台灣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民族意識特別強烈,感歎中國百年積弱才備受外侮,知識份子常「以天下為己任」且「先天下之憂而憂」,學成報效國家是理所當然之事。(頁159)

這是黨國教育下所亟欲灌輸的很標準大漢式「落葉歸根」的一種制式思維。台灣自1945 年被託管直到2000 年政黨輪替之間的整整幾個世代,幾乎都極難擺脫這樣的一種制式思維。陳若曦和陳映真乃屬於同一世代,即使出生時台灣仍在日本統治期,都曾經被歸為日本國籍(日本人), 可是他們的成長教育所能接受的卻都是無可選擇的黨國教育體系。

我自己出生在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徹底打敗而逃難來台的1949 年,比這兩位文學前輩作家晚了十年以上,一路的成長所能接受的當然也都是黨國教育,對中共極度蒼白的認知當然都來自黨國的填灌,也就是「萬惡共匪」以及「中國一定強」之似懂非懂的迷糊概念。

弔詭的是,那時候有部分台灣人民,其實對黨國的宣傳大多養成了一個彼此默認的閱聽習慣:將任何有關中國的報導訊息都倒過來看,所有的負面醜化敘述都直接翻轉成正面解讀,「矯枉過正」也勢所難免。

黨國教育還有另一項更嚴重的「天下」認知,讓多數台灣人民很容易將個人思維想像限縮在「世界就是中國」,或者說「中國就是世界」。而台灣的國家認同也無可疑義的必然被包覆在這個「中國」象限中。

也因此,生活在上世紀80 年代以前的台灣人民,對於中國認同的想像,只好被迫在長期戒嚴體制下的「中國國民黨」與倡議世界革命體制下的「中國共產黨」之間去做比較或擺盪以及選擇。

陳若曦基於對社會主義的理想和追求,選擇的認同對象顯然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滿懷報效祖國的熱血與憧憬,催促著她義無反顧地奔向神州大地。

很不巧,陳若曦啟程奔赴中國的1966 年,正好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年度,陳若曦夫妻一腳陷進那場人類浩劫煉獄,報效祖國參與建設新中國的熱情逐漸被磨滅了。經過幾年的革命實踐,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感到失望和絕望,認為自己的理想被背叛了,無法在那裡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為了尋找更自由和寬容的生活空間,1973 年他們決心離開中國轉往香港暫居。

平心而論,他們離開中國的理由是很人性化的決定。且看陳若曦的這一段自敘心理掙扎過程:

老段回家的第二天晚上,熄燈上床時 ,頭剛落枕就在我耳邊透露心事。「我想離開中國,再回到西方去。」

黑夜中,這話無異一聲響雷,震得我睡意全消。

驚訝之餘,「叛國」的字眼立即竄入腦海。我連忙把棉被往上拉,蓋上了兩人的腦袋。孩子不懂事,保母是外人,躲在被窩裡說悄悄話安全些。

「怎麼想到要……?」

「林彪事件讓我想通了。這種『狡兔死,走狗烹』的權力鬥爭,哪裡是文化革命?真正是倒過來把文化革掉了。書店裡除了馬、恩、列、斯和毛的著作,什麼書也買不到⋯」

我能體會他的失望和挫折感。老段愛好古典诗詞,好不容易在農場裡碰到一位教師保留的一本《唐詩三百首》,連忙借來抄寫,厚厚訂成一冊,有空悄悄翻閱誦讀。想到四大文明古國的中國,竟淪落到人民要靠手抄本度日的境地,「文革」云云僅剩下諷刺内容。

「我一心要回來報效國家,但沒有用武地,繼續留下去還浪費一份口糧呢。」《堅持·無悔:陈若曦七十自述》(頁234)

此外,促使陳若曦狠下心決定告別中國的真正理由還有另一層源自恐懼的心理因素:一個是不慎言論肇禍的心理陰影,再者則是考慮到下一代的安全與教育。

關於前者,據陳若曦的憶述中提及:在文革時期中,知識分子不受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陳若曦的丈夫也不例外。但陳若曦自己則因為有兩個小孩,加上第二個小孩剛生下來沒多久,受到優待而沒有被下放。

被下放勞動的人,每兩個星期就可以休假兩天。有一次,陳若曦的丈夫連續兩個星期沒有回來。大概兩個月後,她丈夫終於回來了。回來時提着褲子,因為人實在是太瘦,褲子不提着就會掉下來。晚上丈夫就訴苦說,原來他們在蘇北勞動,那邊是一望無際的平原。有一次傍晚五、六點的時候大家都肚子很餓,丈夫無意間向身邊的黨員說了一句:「那個太陽像一種美國的煎蛋,我可以一口一隻。」後面那人就報告了。過了兩天,他早上下床時,下面那床全貼滿了大字報。那時候他是和另外一人睡上下舖,一看大字報有兩宗罪:第一是「一口吞日」。因為中國那時候把毛澤東比作太陽,所以你吞太陽,等於就是對毛澤東不敬。第二,他們經常11點多12點都沒睡,有時累了就隨便坐下去,結果坐在報紙上了。當時的報紙有一個特點,在報頭上面有一個小小的毛澤東像和一句毛主席語錄,好了你現在坐在報紙上,不就是一屁股坐在毛主席上面了嗎?那時候到處都是告密箱,為了鼓勵檢舉,告密者也不用留下資料,所以這兩個人一下子就有兩宗罪了。

文革時期的另一特色就是批鬥和反省。打着「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旗號,他們就被批鬥。陳若曦的丈夫被免去了勞動,但卻要寫檢討。「為什麼把偉大的太陽,比做美帝國主義的煎蛋?」、「為什麼不是說中國唯一的友邦阿爾巴尼亞?」之類的,每天一張地寫了一大籮,苦不堪言,人也就連飯都吃不下,瘦成了一條棍子。

這件事,只要繼續留在中國就早晚都可能被翻出來進行清算。所以陳若曦才會寫道:

家庭出身讓老段背了很大的精神包袱,尤其「一口吞日」的言語失誤,讓他耿耿於懷。毛澤東說過,文化革命以後要「兩三年舉行一次」,老段信以為真,深恐第二次文革自己便會遭到清算。

文革期間,陳若曦在中國生了一個小孩,夫婦倆被分配到南京工作,後來他們的小孩就讀當地的幼稚園去。有一次兒子放學後,對面的鄰居便過來告訴陳若曦,說她的兒子喊反標。什麼是反標?反標就是反動標語!原來兩個小孩子一路回家,就玩罵人的遊戲,把所有認識的人都罵上了一遍壞蛋。後來沒人可罵了,陳若曦的兒子就罵了「毛主席壞蛋」。

這道陰影如影隨形,也成了陳若曦的恐怖壓力。

煉兒的「毛主席壞蛋」,雖然鄰居好心答應不外洩,但難保他不會再蹦出第二句、第三句「反標」来。何況美帝國已取代蘇修變成中國頭號敵國,我們留美回歸者的頭上永遠頂個大問號,子女受影響,別說念大學,念中學都成問題。想到北京一位留美學人,他兒子雙手插腰質問他:「全世界那么多國家你不去,為什麽偏偏選擇美國去留學,害我當不了紅衛兵?」

我不希望這種事在我家重演,還是早早把他們帶出國吧。

《堅持.無悔-陳若曦70 自述》頁235

據陳若曦在書裡所述,他們一家在1973年要申請離開中國也是歷經七轉九拐的多方波折才終於獲准。她這樣形容:回歸中國是「自投羅網」,永離中國則是「重見天日」,不難想見她當時那種「恍若隔世」的惆悵心情。

折騰了半個小時,三位關員才揮手放行。托運了行李,我們告別潘懷民,一人牽一個孩子徒步走上羅湖橋。

橋並不長,然而許多人爭先恐後,逃難也似地趕路。還有些人往橋下丟東西,大有從此告別過去、永不回頭之意。

我回頭望望來路,心想:再見了,中國,希望今生不必再走這一道橋才好。頁243

既然跟中國悵然說「再見」,卻不是一刀斷開彼此的牽繫,陳若曦的心中其實依然懷持著黨國教育下所灌注的虛幻的「中國心」。1974年她到香港暫居,卻不喜歡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之人文環境。他寫道:

我卻不想留在香港。當時的社會現象引不起我的參與感,遑論認同意願。不少港人或紙醉金迷或忙於溫飽,再不就是諂英媚美,自認香港人而非中國人。中國貧窮落後,民心向背固是人之常情,我深感悲哀。我不住中國,但怎麼也是中國人,似乎背了一個十字架,終身難以解脫。頁249

這是很制式的黨國思維的血緣論之「愛國主義」。

我們那一代人,以至於21 世紀的現在,台灣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在自我認同上都仍然如她所言:「我不住中國,但怎麼也是中國人,似乎背了一個十字架,終身難以解脫。」

這個十字架所象徵的「愛國」情操,成了「中國人」至高無上的不可自疑的宗教信仰,可以為之肝腦塗地,終身無悔。

這個十字架也綁架了數不盡的中國人,讓他們即使離開或潤出中國之後,走到世界各地,依然被要求必須對那個虛幻中國效忠與奉獻。

我們再看看,陳若曦逃離中國且已經定居在西方幾十年的2008年,她在該書的憶述裡依舊坦承此一心魔:

他們給我一張表格,我看了一下,原來是控訴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政治壓迫云云,要申請者認同簽名。政治壓迫確有其事,但是向外國政府去控訴自己的國家?我做不到,當場即退回表格。P247

於是,我們不禁要回頭再自問:陳若曦離開台灣到美國深造,為何又要選擇回歸中國去報效那個落後的「祖國」?

這就扯出另一個問題:為何她(或他)會認定中國才必然是她的祖國?難道生她養她的台灣不是她的祖國嗎?

我想,唯一的答案:因為中國乃是她心中首選嚮往的「社會主義祖國」。正如我在前文所說的一個是黨國灌輸的血緣論之「愛國主義」,另一個則是思想上信仰的「社會主義」。

很不幸的,陳若曦這樣的選擇以失敗告終。但真的是這樣嗎?

即使在中國歷經文革折磨與摧殘,即使下定決心好不容易潤出中國,她仍然矢志不改,繼續要背上那個十字架,悍然拒絕「向外國政府去控訴自己的國家」?易言之,失敗的是想像的「社會主義」之實踐,祖國效忠卻永繫於心,終生無悔。

在陳映真和陳若曦這個世代,台灣和中國這兩者的差別在哪裡?各自心中的祖國圖像如何描繪?

可是,當時令我很不解的另一個疑點:如果陳若曦在申請移居美國卻又拒絕「向外國政府去控訴自己的國家」,那麼她在香港暫居時埋首寫下《尹縣長》等系列小說,算不算是以另一種形式的「向全世界去控訴自己的國家」?

那個夏天沒有白等。一旦閒空了,我忽然懷念起北京和南京人。於是想起了林君的陝西經歷,說到一位雷縣長的故事,忍不住提筆寫了〈尹縣長〉這篇小說,隨即寄給《明報月刊》的胡菊人主編。

……

小說寫完寄出沒幾天,我們也辦好了移民手續,於是買了機票,全家飛往溫哥華。一些行李用船運,其中最大的一宗是在港購買的《魯迅全集》。我年輕時崇拜魯迅,中年則慶幸他英年早逝,否則肯定被毛澤東惡整一番。頁250

其中這一句「忍不住提筆寫了〈尹縣長〉這篇小說」大約就證明了一位文學人的真確本質了。1983年3月底,我給鍾老的一封長信曾討論到陳若曦:

陳若曦到大陸生活了七年所寫出來的文革系列,在大陸親歷文革慘劇的人讀來,到底又有多少真實感?逃港的紅小兵們,不管反共不反共的,都一致指責陳著不實或過份溫情,並為她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這事在我們看來實在可笑而滑稽,但那些大江南北串聯過一遭的紅小鬼可是認真在罵人的!誰對?誰錯?…… 

陳若曦的作品有人叫好,有人聲討,文學的偉大也在此吧!誰有權力和能力硬逼之定於一尊?除非人頭落地?古今丟了多少頭顱也抓不住文學的大尾巴啊!世間只要有人敢於面對死亡,定於一尊的野心就永遠難遂其願!

作者本名呂建興,另有筆名莘歌,曾任《臺灣文藝》執行編輯、蘭亭書店出版策劃、新地出版社總編輯。1969年就讀左營高中時因「統中會案」於深夜被消失,後經警總依叛亂罪判處無期徒刑定讞,1975年蔣介石死亡再被減刑為15年,於1984年服刑期滿,一出獄即獲頒吳濁流文學獎,並持續投入面對黨國威權的抗爭之路,1986年創辦《南方》雜誌,致力投入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同時間也創立《南方出版社》,成為80年代學生運動跨校串連溝通的平臺,同時大力引進法蘭克福學派的西方批判經典理論之譯叢。早期著作有《獄中日記》(1988)、《婚約》(1984)、文學評論集《在分裂的年代裡》(1984),合著有《到執政之路:「地方包圍中央」的理論與實際》(1989)等。近期出版長篇小說《台灣國三部曲首部曲:消逝的難民營牛肉麵》(2023),內容以一家平凡美味的牛肉麵店意外消失為楔,揭開這間被抹滅在美食地圖上的牛肉麵店當年被捲入政治風暴的事實、蒙在時代容貌上的紗幔和被掩埋的真相……。



書名《白恐牢籠的新綠苗:「台灣文學主義」的嫩芽》
作者:呂昱
出版社:前衛
出版時間: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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