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臺灣史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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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日本時代萌芽的臺灣民族主義， 為什麼失敗了？

雖然臺灣終於出現了「臺灣人」意識，但是這種意識還相當樸素，可以說是反射出來的一種對抗性意識。民族主義的成立固然經常需要一個他者，但是如果集團內部無法充實各種認同的質素，就會相當脆弱。

若要回顧臺灣國家認同的歷史，必須先釐清詞彙的確切涵義。「國家認同」一詞所說的「國家」，可以有nation與state兩種意義。因此，顯然必須同時處理這兩個意義的國家。

清代有「國家」（state）嗎？

就晚近的研究結果來說，即使是在西歐，nation也是近代（十八世紀以後）才出現的，相關研究成果可以說俯拾即是。在中國，nation-building（建國／民族建構）則是二十世紀初才啟動的大工程，此過程可以參考沈松僑的文章。既然如此，那麼在二十世紀前夕就被清帝國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就無從在二十世紀初參與中國所啟動的nation-building大工程了。也就是說，臺灣如果有所謂的nation-building的歷程，也必須在與中國不同的脈絡中來觀察。而這個不同的脈絡，顯然就是日本的殖民統治。

與nation的情況一樣，在臺灣的state也一直要到日本殖民時代才出現。清帝國雖然在一六八三年便將臺灣「納入版圖」，但是清帝國的性質並不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國家（state）」。它雖然也扮演了一些維持治安、仲裁糾紛的功能，而且要求人民服役、稅，但並不積極；更重要的是，它所管轄的人民並沒有確實地意識到它的存在，這應該就是俗話說的「天高皇帝遠」。

清帝國未充分發揮國家的功能，或許不能視為怠惰，而毋寧是其基於統治成本考量所做的選擇。國家試圖介入社會、掌握原本由社會自行運作的機制時，往往會引起抵抗，而當統治技術不足以克服社會的抵抗時，統治者採取消極態度，毋寧是更賢明的作法。因此，在清代，臺灣社會與政府彼此之間「兩相遺忘」應該是可以想像的。

由於官府無法充分提供維持治安、仲裁糾紛等功能，這些社會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便只好仰賴宗族、結社，或武裝化的土豪，和受到官府認可的紳士來處理。臺灣因為是清帝國的邊疆移墾社會，宗族、紳士並不發達，因此土豪與結社更形重要。

「國家」（state）的出現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就致力於建立近代國家，因此一八九五年領有臺灣之後在臺灣成立的臺灣總督府，實際上是個仿照日本內地近代政府的形式所建構的殖民地政府。這個殖民政府首先在臺灣全面的武力綏靖，解除了臺灣社會的武裝，長期以來以土豪、士紳為主要社會安定力量的情況，一改為由日本殖民政府的行政機關、警察機關所掌控的行政區。殖民政府不但有效地掌控了平原地帶，而且到了一九二○年代之後更幾乎全面征服了一直自外於外來政治勢力的山地。

臺灣總督府就這樣以在臺北的政府總部為中心，另外按階層設立各級地方政府，將行政權力貫澈到全島各地。除了行政機關之外，更配合綿密的警察網和學校，將臺灣的地方末端都納入其有效的統治之內。日本的殖民統治，在臺灣史上最大的意義，可以說是在臺灣建立了政府（state-building）。臺灣首次出現了可以積極運作的政府。

作為一個近代政府，臺灣總督府不但排除了原來臺灣社會的割據性武裝暴力與仲裁職能、壟斷了臺灣社會的合法性暴力，也有效地發揮了對個人與社會的強制力，與調節社會資源的功能。對於臺灣的人民來說，這是首次如此具體地感知到政府的存在。

「漢民族」與「臺灣人」

雖然清代臺灣的住民，並不充分地感知到政府的存在，但是一八九五年被割讓給日本這樣的大事件及西部地區幾乎全部被捲入「走番仔反」的動盪，卻使臺灣的住民具體地認識到被「遺棄」或「改朝換代」。臺灣住民經歷了一場共同的歷史經驗，並有機會思考這個歷史經驗之意義。

接著到來的日本殖民者，不但帶來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揮之不去的「政府」，而且是存在差別待遇、強制權力的殖民體制，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可以反照出「我是誰」的他者（日本人）。到底，相對於統治者日本人的「我們」是「誰」？

當然，臺灣住民之一體化，除了作為他者（日本人）的反照之外，還是來自近代政府（臺灣總督府）各種統治措施與教育的成果，和經濟、產業的近代化的結果。廣域交通網的建立、交流的頻繁、全島性的制度統一，這些都有助於臺灣住民形成一個「集（合名）稱」，並自認歸屬於它。

從日本殖民者的分類來說，被殖民的臺灣住民在行政上分成「本島人」與「蕃人」。另外，如果純粹以國籍法或戶籍法的概念來稱呼，則臺灣住民稱為「臺灣籍民」。類似日本殖民者的分類方式，臺灣住民自己也使用「臺灣人」與「蕃人」這樣的集稱來稱呼自己。

必須特別指出，這些集稱的指涉範疇是：「本島人」＝「臺灣人」＝「（在臺灣的）漢民族」。「蕃人」＝「番仔」。不論是日本殖民者也好，在臺灣的非南島語系原住民（即所謂的漢人）也好，這樣的集稱使用方式，體現了行政的區隔與種族主義偏見。尤其是「漢民族」這個集稱，顯然是文人（具有相當血統主義偏見的識字階級）才使用的，一般的庶民階級應該無從瞭解「漢民族」為何解。「漢民族「這樣的集稱，是以血統為區別原理，同時有意識地將自己區隔於「日本人」＝「大和（yamato），和「蕃人」＝「高砂（takasago）」＝「番仔」，並且潛在著與「（在中國的）漢民族」連帶的意蘊。「臺灣人」這樣的集稱，則素樸地用於區隔自己與統治者日本人，但也不經意地以血統主義排除了原住民，甚至沒有特別為像「客家人」這種語言集團留下空間。但是因為「臺灣人」這樣的集稱是建立在地理框限和被統治的共同處境之上，因此也具有將原住民含括進來的發展可能。

連雅堂的臺灣文化論

一八九五年的割讓與「走番仔反」，對於臺灣的住民有很大的衝擊，尤其是讓一些臺灣的識字階層，將其義憤與挫折筆諸於書。這可以算是臺灣識字階層關於臺灣境遇的首次歷史書寫。其中，以連雅堂最為重要。

連雅堂在十八歲時遭逢臺灣割讓大變局，他的功名之夢為之破滅，以後一方面委身日本人所辦的報紙擔任編輯，一方面伺機遊歷中國尋找機會。一九一八年出版《臺灣通史》以後又陸續撰作《臺灣詩乘》、《臺灣語典》。這三部著作，分別整理了臺灣的歷史、文學、語言，可以說是「臺灣民族主義」萌芽期的重要文獻。

連雅堂以臺灣為單位，整理臺灣的歷史、文學、語言，使臺灣具有文化內容，鼓舞了臺灣的文化自尊心，因此他也成為二十世紀前期臺灣的代表性文人。但是連雅堂所編織的臺灣文化內容卻包含弱點。他採取了在當時已經顯得落伍的表現形式（包括文字與體裁），而且將臺灣的文化精神建立在基於血統主義的「漢民族」意識基礎上，因此也預示了他最後將離去臺灣遠走中國的終局。如果與東亞的幾個地區比較，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梁啟超以進行史學革命的方式建立中國近代的民族史學（national history）；韓國的申采浩流亡中國，堅持以韓文建立韓國之國家歷史學，連雅堂卻還停留在中國舊史學的框架中，何況還依違於各種政治勢力（日本總督府、臺灣文化協會、中國政府）之間。因此，連雅堂雖然為臺灣找出了「民族文化」，卻與被稱為「琉球學之父」的伊波普猷類似，兩人提出的民族文化，最後都會推演出血統主義的「同祖論」：伊波認為琉球民族和日本民族同出一系，連雅堂當然也認為臺灣和中國同屬「漢民族」。

連雅堂的努力與作為，固然有上述的弱點，但是最為可惜的還是：類似連雅堂這種勉強可以稱為民族主義的文化努力，只是他個人獨自的事業。終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可以稱得上是臺灣之歷史家的本地人，或許只有一個連雅堂和半個楊雲萍吧。所以臺灣文化的詮釋，反而是由日本殖民政府（包括其設計的教育）所進行的，或許《民俗臺灣》這種難掩殖民主義色彩的刊物，影響力都還來得大一些吧。

殖民者定義的「臺灣性」

相對於連雅堂這種本地人的臺灣文化論，殖民者透過與自己的比對，反而很清楚地替臺灣找到了「特色」。

以風土論為基礎─亦即認定世界各地人民都基於各自有別的自然風土，形成各種不同的生活與文化，殖民者發現、定義了各種臺灣「特色」。眾所周知地，臺灣西洋畫的出現，是由石川欽一郎主導。石川欽一郎先後任教於臺北中學校、總督府國語學校和師範學校，這樣的殖民地教育者，教育臺灣人應該以寫生的方式將臺灣的山川、風景畫出來，而且透過與日本的對比，強調氣候溫暖、色彩豐富、鮮豔是臺灣的「地方特色」。從日本的他者之眼來看，原住民是臺灣的特色；「熱帶」是臺灣的特色（因為日本是「溫帶」或「寒帶」）；色彩繽紛的廟宇是臺灣的特色（因為日本的寺廟幾乎不著色）、甚至水牛是臺灣的特色（因為日本有馬無牛）、椰子樹是臺灣的特色（因為日本沒有椰子樹）。臺灣的鳳梨、香蕉、甘蔗是臺灣的「特產」。西川滿、立石鐵臣這些在臺灣的日本人文學家、畫家，或者是由日本人與臺灣人合作的《民俗臺灣》，都為我們發現、定義了臺灣。

殖民者的他者之眼所發現、定義的「臺灣」，透過教育與媒體，不但普及於一般日本人之間，而且被臺灣人接受，甚至不斷深化、再生產，成為自己的認同標誌。例如，臺北帝國大學，日本人視之為帝國在南方熱帶的大學，因此特別設計了植有南洋椰子樹的大道（椰林大道），如今已經是臺灣大學的標誌。這些殖民者所發現、定義的「臺灣特色」，幾乎都已經成為臺灣的文化象徵。在這個意義上來看，日本殖民者可以說是為臺灣的「民族主義」做出了相當的貢獻。

蔣渭水的政治論

作為向殖民政府當局的抗議，臺灣在一九二○年代以後出現了「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民眾黨」和「地方自治聯盟」。

「臺灣文化協會」最初是以一個文化啟蒙團體的形式登場的，目的是在臺灣鼓吹近代西洋的理性、科學、個人主義、法治等觀念，因此日本殖民者一開始並沒有採取敵視的對應態度。但當這個團體逐漸碰觸到政治議題時，日本殖民政府便加以監視了。以後，「臺灣文化協會」逐漸發展成主要任務為鼓吹勞動階級運動的團體。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以請願的方式，每年向日本帝國議會遞送請願書，要求在臺灣設立殖民地議會的運動。日本的另一個殖民地朝鮮，也存在這種要求殖民地參政權的請願運動，但是戰後韓國的歷史學界將這種運動視為親日運動，因為這種向帝國議會發動請願的運動，不論其立論根據或者行動方式都相當的溫和穩健，基本上承認日本統治的合法性，是在日本法律賦予的權利範圍內進行的循法鬥爭。甚至，這種循法鬥爭的請願對象還是帝國議會而不是日本的行政當局。

相較之下，以蔣渭水為主要領導人的「臺灣民眾黨」就比較激進了。民眾黨是日本殖民政府承認的政治結社，它可以進行政治宣傳、發表政治主張。但是由於當時臺灣沒有選舉，因此即使民眾黨是政治結社，也無法透過政治活動擁有民意代表，甚至掌握執政權利。民眾黨的政治主張是要求臺灣自治。這種主張雖然在當時的臺灣是最激進的訴求（臺灣共產黨主張臺灣獨立，但屬於非法的地下組織，不能公開活動），但是在全世界的殖民地民族主義來看，卻不是什麼新鮮事。英國早在一九世紀末年以來便讓加拿大、澳大利亞自治了。日本的殖民學者，如京都大學的山本美越乃、明治大學的泉哲、東京大學的矢內原忠雄，也都主張殖民地的統治應該採取自治主義。

臺灣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不但提出「臺灣民族」的概念，而且主張臺灣獨立，但是其「臺灣民族」的概念與臺灣獨立的主張，顯然是根據當時共產黨的國際組織─第三國際的全球性綱領而來，很難說具有臺灣本地的實質社會基礎。而且，因為當時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又成立於境外的上海，成員有限，其力量相當微弱。

一九三○年代以林獻堂、楊肇嘉等人為主所成立的「地方自治聯盟」，則比民眾黨更是退縮，只有要求地方自治的單一目的。放棄臺灣規模的政治訴求，退縮成訴求臺灣內部地方政府層級的自治，這本身就已經難以稱得上是具有臺灣民族主義意義的團體了。

被法西斯國家所吞噬的臺灣「民族主義」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到雖然臺灣終於出現了「臺灣人」意識，有了臺灣民族主義的萌芽，但是從內容上來看，這種「臺灣人」意識還相當樸素，可以說是建立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基礎上所反射出來的一種對抗性集體意識。固然，民族主義的成立經常需要一個足以作為對抗所參照的他者，但是如果在集團的內部無法充實各種認同的質素，就會相當脆弱。

當時「臺灣人」意識這種集團認同的內部質素，相當依賴以基於血統主義的「漢民族」來表達文化內容和族群認同。但是當時作為「漢民族」之「祖國」的中國，國內紛爭不斷、國力不振，即使是被當成是「漢民族」的文化內容，也正受到西方近代各種價值觀念之挑戰。所以，在「漢民族」的基礎上形成nation的可能性相當低。

相較之下，以臺灣總督府為代表的state卻發揮了強大的力量，即使上述一九二○年代的所謂「抗日運動」，其實也已經承認日本殖民政府的合法性。尤其在一九三○年代以後，殖民政府更透過由上而下的社會教化運動、部落振興運動〔「部落」為日文用字，單純指聚落，無特指原住民之意。此運動由政府動員村落人力，成立國語講習會與青年團等團體，以實施教化，同時側重經濟層面的建設〕，積極在臺灣塑造「國家公民」。到了一九四○年代由於戰爭的需要，殖民政府更加強調效率，強調對政府忠誠、強化戰爭動員，於是日本國家主義政府終於吞噬了臺灣剛萌芽而尚未茁壯的「民族主義」。

這篇文章也是第一章〈臺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的補充。在第一章我用了比較多的篇幅講述形成臺灣人意識的社會基礎，但對於臺灣人意識的本身，卻限於篇幅而沒有機會較為詳細的介紹。因此，趁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舉辦「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研討會邀稿之際，我將日本時代所謂的「臺灣意識萌芽」做了疏理。這篇文章中，我肯定日本時代在臺灣史上具有state-building的意義，但卻是個外來的殖民政府（colonial state），因此在對抗日本殖民體制的情境下萌生了臺灣民族主義。我也特別指出，這時候的臺灣民族主義屬於二十世紀前半葉以前的舊式民族主義。它雖然是反對外來殖民者（日本）的武器，卻同時又被局限在血統主義（漢人）裡面，因此不但無法包納「非漢人」的原住民族，而且在戰後很簡單地就被以「戰勝國」之姿、號稱也是「（漢人）血統之祖國」的中國所收編了，這就使得當二次大戰後原殖民地「紛紛獨立」時，臺灣卻被「光復」了。所以我說這是一個臺灣民族主義的「失敗的經驗」。

這篇文章收錄在施正鋒主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二○○六年十一月）。

作者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博士課程修了退學。曾任臺大歷史學系教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教授、國史館館長、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研究領域為臺灣史、日本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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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臺灣史是什麼？》
作者：吳密察
出版社：大家出版
出版時間：202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