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了或是不敢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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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每到二二八紀念日，總會看到讓人氣結的廣告文案；比如說今年，劍湖山樂園使用「歡慶228連假」當平面宣傳主語，實在讓人氣到無言！雖說，許多臺灣人的歷史感非常差，但寫出這種文案的人，大概是文盲吧？（歡慶228連假　劍湖山樂園加碼送好康 – 尋夢好新聞）

廣告文案水準低落，或許可以透過向商家提醒、抗議獲得改善，從而減少這類謬誤造成的影響；但是，對過往歷史的無知、無識、無感，才是造成這種文案的主因。在面對中國各種認知戰威脅的此時，爭奪臺灣歷史詮釋權，已經是一場急迫但多數人無視的戰爭。

正因二二八事件是臺灣近代史上最重大，且影響力至今未絕的政治社會事件；對於曾經長期掌控臺灣的國民黨來說，臺灣人民對此事件的認知，甚至可能動搖該黨在臺灣的生存！於是，從一開始的掩蓋、隱藏，到後來的曲解、狡飾，就成了藍營長久以來的指導原則。可想而知，依照此一指導原則由藍營學者產出的二二八論述，其品質之低落，也不讓人意外了。

荒天下大謬的「民逼官反」

比如說，武之璋主張的「民逼官反」論，大概創造了人類史學上的唯一特例，至今無法找到可堪比擬的。以人民和政府間的力量對比，官不把民逼到角落，民有能力逼到官反？（再論官逼民反兼二二八發生的主要原因 – 武之璋的部落格 – udn部落格）

前引文章可說是藍營二二八低劣論述的典型。例如，文章中提到「台灣尤其是日本政府撤退前，大量印發台幣，埋下通貨膨脹的種子，丟下一個爛攤子給國民政府」，卻沒說明史料來源，屬於想當然耳的臆測之詞。事實上，二戰結束前後，日本在臺的財政管理並未失序，甚至還有許多盈餘供長官公署使用。

根據《被出賣的台灣》（2014重譯版）67頁所言，戰後由張士德、黃昭明等人帶領的第一批接收人員，一到台北就向日方索取三百萬圓（約值當時廿萬美元）作為行政費用。理論上這筆錢非常充裕，足供工作小組所需；然而，不到兩天，三分之二的經費被轉入隨行的某神秘張姓上校私人戶頭，之後這筆錢就此無影無蹤，不知去向。

由此事例可知，當時臺灣銀行的公共基金頗有盈餘，而國府人員來臺第二天就開始貪汙，從此開啟了死吃臺灣人的大門！

信口開河的藍營學者都扭曲史料

武之璋並非唯一特例，在此可以說，在二二八論述上，無史料卻信口開河的藍營歷史學者，不只一兩位。

比如朱浤源認為「日本人於交接台灣前，蓄意放棄糧食配給管制，造成戰後陳儀政府時期的糧荒災難，進而指出日本人在228事件中需負最大責任」；此外，戚嘉林認為「日本殖民政府在交還台灣前，惡意製造台灣大糧荒和超級通貨膨脹，讓台灣陷入絕境」；武之璋也認為「台灣尤其是日本政府撤退前，大量印發台幣，埋下通貨膨脹的種子，丟下一個爛攤子給國民政府」，可以說，日本留下爛攤子，是他們的共同看法。

事實上，米荒和通膨，是來臺接收的行政長官公署，以及之後國民政府造成的。

米荒和通膨，是來臺接收的國民黨人造成

依據吳聰敏教授《台灣經濟四百年》頁304所述，台灣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惡性物價膨脹，是在1945年戰後到1952年間，最後導致四萬換一元的惡政，而這和日方無關。在之後的章節裡，吳教授進一步指出，臺灣惡性通膨的結構性原因，是被中央政府榨乾。

關於米荒，更是因為陳儀公布的管理條例，除了原本日方的規定外，還加上了資格審查，簡單說，米店變成特許行業，必須領有官方執照。原因是，政府米糧收購價格太低，售出獲利好幾倍，必須把這種好事留給自己人。因為米糧交易混亂，造成米價節節攀高，連收入頗高、家財豐厚的吳新榮醫師，都在日記裡留下，買不起米只能吃番薯籤的紀載。

從1945年八月16日，直到該年十月25日，屬於戰後的政治真空期。雖然物資緊缺，在民間人士與戰敗的日方低調配合的情形下，臺灣度過了和平安全的71天。在此期間，水、電照常供給，公有物資被嚴加看管得以留存，鐵路、公路運輸暢通無阻，至於所謂「蓄意放棄糧食配給管制」，更是虛假描述。這段期間，卻是藍營學者習於避而不談的，因為他們害怕臺灣人想起自我管理作主的美好。

然而，馬前總統任內，朱浤源受民主基金會委託，撰寫〈二二八研究報告〉，成了官方認可的定論，也算是臺灣衰事！

馬英九定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是限縮矮化歷史實相

2011年馬前總統任內，在國民黨中常會舉辦二二八專題活動，馬前總統用「官逼民反」觀點當成定論，認為二二八事件只是人謀不臧造成的悲劇；當天楊渡的演講認為「省籍其實不是衝突的核心，也不能忽略國共內戰的延伸」。

馬前總統與楊渡的說法太過於輕巧，事實上貪污腐化就是國民黨以及共產黨這兩大獨裁黨的基因，至今未絕。而這種慣於「能撈就撈、能混就混」的習性，與當時臺灣社會的風氣就像方柄與園鑿，無法相容。

吳濁流《台灣連翹》描述了第一次看到中國軍隊的奇異感，以及回臺學長歡迎會上，聽到學長「在中國，二乘二不一定等於四」的說法，心中的困惑難解。可以說，那時候的臺灣人和中國人，早已是兩個種族，兩種文化了！依照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這種狀況還硬要在一起，悲劇遲早到來。

無論「民逼官反」或「官逼民反」，都是經過仔細的咀嚼與編排

瑪莉．道格拉斯（Mary Douglas）《體制思維》（”How Institutions Think”）書中，有如下這段話：「當我們仔細觀察體制如何塑造歷史，會發現這過程與過去毫不相干，只和現在緊密相關。體制會造出一些歷史黑洞，使其內裡不可聞問；又會使一些區域充滿經過仔細咀嚼與編排的細節。為了追求立即且務實之目的，歷史將以料想不到的型態生發，並產生一些原則，使得某些事件被強調、某些被忽視。為了檢視這些原則，就必須審查社會秩序在個體心智上的運作。」（頁69，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無中譯筆者自譯）

無論「民逼官反」或「官逼民反」，都是經過仔細咀嚼與編排細節，試圖造成歷史黑洞，混淆歷史原貌，搶奪歷史詮釋權的說法。這類文章，恰是國、共兩黨附庸文人最擅長的，而我們在詮釋權的戰場上，似乎已經落後了。

無論如何，希望在二二八這一天，千萬要記住曾經發生的過往。

作者為爵士樂評人，政治觀察者。有資訊焦慮症，喜歡收集並閱讀大量資料。目前主要擔任幾處音樂講堂講者，同時也持續觀察台灣前途與世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