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離2014年三一八事件(俗稱太陽花運動)已經過了11年,物是人非,連黃國昌都轉了540度,跟張慶忠之子在立法院內並肩作戰。
經過11年,我們可以確定當年猶如電影《世界末日》一樣,用炸彈把即將撞擊地球的隕石炸毀、或偏離軌道,阻止了一場人類浩劫——且《世界末日》也預告了所有太空船的高階零件都是「台灣製造」,當時台灣人進場看電影或許覺得不舒服,但今日回頭看大概可以一笑置之。
三一八之於全球變局的意義
回顧2014年,當時中國聲勢如日中天,中國辦完北京奧運、上海世博,推出「一帶一路」,盱衡亞洲局勢;而此時中美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美國製造業日薄西山,民主同盟國家開始意識到「吊燈裡的巨蟒」或「房間裡的大象」,私下討論「修昔底得陷阱」是否無可打破?於是在2014年2月25日,現實主義的國關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提出「棄台論」,寫下《向台灣道別》(Say goodbye to Taiwan)一文,主張中美衝突勢不可免,美國可能會為了避免全面戰爭而放棄保衛台灣。
但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米大師文章刊登將近兩個禮拜後,立法院國民黨團強行通過服貿協議審查,焦慮的民眾佔領立法院(及短暫佔領行政院),導致台灣政壇局勢出現變化,親中立場的國民黨在該年選舉大敗、「第三勢力」聲勢抬頭、撞擊地球的隕石自此偏離了軌道——如同2013年年底烏克蘭的「凜冬烈火」,基輔廣場反俄運動。
而這十年間,經歷中國一帶一路下的債務陷阱、香港反送中事件、中美貿易戰、澳中貿易糾紛、南海九段線糾紛、烏俄戰爭、武漢肺炎、電動車傾銷、中國愛國主義熱潮等等國際大事,習近平不僅改變前人「韜光養晦」的原則,更將油門踩到底,加速往新冷戰局勢狂奔而去;而美國又於2024年年底,重迎「川普2.0」回到白宮,新的美國戰略除了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之外,更多是大國之間的「MAKE A DEAL」,打破終戰80年以來的局勢平衡,全球秩序將更為紛亂,權力天平將更傾向大國政治,而非價值結盟。
從11年後的事後諸葛來看,三一八雖然起先是青年學生對於全球化貿易的不滿(黑島青的主張)、以及對於馬英九政府內政議題的反抗(苗栗大埔事件、反核議題等),但背後捲動浪潮的根本原因,卻是台灣社會對於地緣政治的焦慮與壓力。2013年年底到2014年烏克蘭、台灣、香港陸續發生的抗爭事件,預言了十年後的全球國際局勢現況,也可能又預約了下一個十年,點燃 World war III 的序曲。
三一八事件與大罷免的相似之處
筆者曾參與三一八運動,對於當中幾個場景印象非常深刻:
3月17日星期一,一些社運人士如賴中強律師等人,在立法院群賢樓外靜坐,打算抗議國民黨粗暴審查服貿協議,但人數並不多,現場大約只有10到20人在靜坐。而立法院議場內則是爭擾不休,由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半分鐘」宣布法案通過,送到院會審查(當時國民黨立委佔多數)。
接到消息後,立法院中山南路大門陸續集結一些關心的民眾,但人數不多,士氣低落,而民進黨及台聯黨總召則走出大門,憂頭結面地跟現場三三兩兩的市民們說明現況,大致上可以感受到柯建銘總召想表達:「立法院內是守不住了,民進黨力有未逮,接下來就看大家的力量了」的氣氛。筆者認為這場立院大門柯總召與群眾的對話,也是三一八運動的轉折之一,只是沒有被歷史記錄下來而已。
筆者剛好在現場遊蕩,看到柯總召出面之後,現場群眾果然開始討論接下來行動的可能性。黃國昌也在一旁,就招呼了一些熟面孔,如Tsai老師、林飛帆等人、邀請眾人到立法院旁邊的小餐館商議接下來的行動。黃對大家低聲說出他的計畫:「我們這次要佔領景福門!」
11年後,我又聯想到那天傍晚發生的事情,柯總召想必也銘記在心。他深知在最後、最危急的時刻,只有眾志成城的人民,才能擋下失控的國民黨。於是柯總召又在2025年,獨自拄著拐杖,開記者會高喊「全面罷免」,邀請全體人民一起加入這場政治行動。
柯建銘知道代議政治的侷限,政治人物絕對不會是英雄、也當不了英雄,唯有人民才有無限多的動能,人民才是自己的英雄。政黨與公民社會應該是平行協作的位置,而非是動員與被動員的關係,過去黨外是如此、三一八是如此,2025年的大罷免也應該如此。
可惜的是,有些人只想當英雄。當局勢起風的時候,他就要把群眾帶到逆風處,讓他自己可以擺出破風而行的姿態,不管後面支持的群眾有多狼狽。
人人都是大罷免的英雄
三一八早上,其他群體不約而同也在討論抗議的行動,於是黃國昌的版本才改成在濟南路辦晚會、公投盟在大門衝撞,然後找Chou及一群年輕人衝進青島東路的側門靜坐,並伺機在天橋上掛布條(感謝農陣年輕設計師伙伴,一天內就把布條做好了)。後來當天晚上七點多,筆者跟黃郁芬(前台北市議員)到現場勘查,郁芬認為青島東路只有兩三名警察,可以更大膽地往裡面衝,於是我們決定改變計畫,與勞陣辦公室內集結的20名伙伴,於約定時間衝進青島東側門,並由默契咖啡老丹及藝術家劉宗榮用相機敲破議場外面玻璃門,才「意外」地闖進議場,成功在隕石內部埋下了炸彈。
可惜的是,黃國昌當時到內湖去上節目,議場被佔領之後,他才搭計程車回到立法院現場,接下來他就在青島路側門上當主持人,並試圖阻擋年輕人往立法院裡面衝。他喊說「玻璃破掉、跟警察推擠很危險,大家不要衝動。」造成後來群眾要進到立法院內,都要從青島東路二樓的窗戶爬進去。
隔天,在議場內,黃國昌把陳為廷、林飛帆、以及幾名核心參與者,找到議場前,院長的桌上。筆者剛剛好也在旁邊,聽黃國昌講解後續計畫:「我們的原則就是——『警察不動、我們不動。』不要擴大行動,死守在議場內。」大家當時都覺得國昌老師高瞻遠矚,沒有人反對(筆者非常懊悔,在此跟大家致歉)。這個計畫就是後來俗稱的「孤島效應」,讓議場變成「圍城」,群眾無法自由進出,由議場內控制(甚至曾經一度只讓社會系學生進場),讓議場內變成了新聞媒體聚焦之處,成為了大型的政治舞台,造就了「太陽花學運」的明星要角。
但孤島效應的代價就是,二樓變成奴工區、社科院休息區聚集了不滿的行動者而直接導致三二三佔領行政院事件、外圍的群眾只能靜坐、聽演講及清出醫療通道、三三〇當天沒收基進側翼的文宣、最後退場時糾察隊成員對熱心阿伯進行「裸絞」——所有群眾都失去了自主性、成為了「太陽花學運」裡面貌模糊的群眾。而孤島效應所創造出來的政治能量,由黃國昌帶進公民組合(然後分裂成時代力量與社民黨)、帶到島國前進、帶到時代力量,最後消失殆盡。
到了2025年,黃國昌站到了對邊,變成了「當年戰友」亟欲打倒的對象。回想起來,覺得《教父》電影說得不夠完整——不只是「誰說要談判、誰就是叛徒」,更要加入「誰想自己當英雄,誰就是叛徒」。因為那種自己想當英雄、一天到晚造神的人,最終會為了這種不切實際的目的而出賣大家,更何況有人是一面私下跟蕭旭岑談判、一面又積極在造神。
亂世只會出奸雄、力量在群眾手中。無論我們如何爭辯第三勢力與民進黨的競合路線,政治都還是脫離不了如何組織、如何溝通等等基本ABC,時代力量與基進黨並非因為競爭對手太強而失敗,是因為光環過度集中在核心人物上而翻覆。造神可能帶來短期的光環效益,但長期來說是走不遠的,甚至還會受到權力慾望的反噬,如黃國昌、如柯文哲。這或許是三一八事件後,留給台灣社會最珍貴的啟示。
作者為臺中人,現居臺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肄,研究領域為臺灣農民文學。曾參與《史明口述史》、《終戰那一天》及《文協一百點》等歷史書籍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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