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足跡：考古學家眼中的故道、遠古人類與動物足印、史前車轍、朝聖路徑——一部始於足下、行不止息的人類移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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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時代長征：跨洲越洋

本章的主題是英雄遠行和文物遷徙

遙遠地平線的誘惑是一股強大力量，在全世界催生出許多最偉大的故事。在希臘神話以及隨後的許多故事中，英雄們在遠行四方之後，帶回更睿智的自己。奧德賽斯（Odysseus）經二十年的冒險，返鄉時一身破衣，還隱藏了國王身分。就本質而言，他的傳奇與晚近的小哈比人比爾博．巴金斯（Bilbo Baggins）的冒險並無多大不同。這類故事都是描繪所謂的「英雄旅程」，在我們的意識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似乎向來如此。

過去也充滿英勇旅人和他們的傳奇。在中世紀歐洲，各行各業都有人自願遠行。我們已經看過朝聖者，他們走遍歐洲大陸的所有聖堂，還飄洋過海前往聖地耶路撒冷。十字軍東征期間，這類遠行達到新的高度，我們看到千萬民眾不分階級，都在陸上移動；而那些「行腳不息的朝聖者」（peregrinatio perpetua）在他們追尋上帝的道路上，並沒有固定的世俗目的地。他們在流浪中尋找自我。「peregrinus」這個字最初的意思就是「foreigner」（外國人）：朝聖者是永遠的異鄉客。

商人當然也馬不停蹄，有時甚至遠赴相隔天涯的異國他鄉—例如維京人便利用絲路網絡穿越今日的俄羅斯，進入伊斯蘭世界。傳教士、高階使者、外交官和大使這些人的足跡也遠遠超出基督教世界。

十三世紀的法蘭德斯方濟會（Franciscan）傳教士盧布魯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ck）花了兩年時間前往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拜訪大汗的宮廷。幾十年後，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以長達二十四年的時間跨越蒙古帝國，在今日的中國會見忽必烈，還造訪了波斯、印度、日本以及南亞和東南亞的其他地方。但中世紀最偉大的旅人，非伊斯蘭學者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莫屬。一三二五到一三五四年間，他都在行萬里路，足跡遍及歐洲、部分非洲、大部分亞洲，甚至去了馬爾地夫群島，在那裡住了一年半，娶了四名妻子和好幾位侍妾，爾後棄她們而去。

這些旅人經常遊歷未知之地，或近乎未知之地。他們的旅程並非以幾碼或幾哩衡量，而是以數月、數年計算，過程中飽受身體之苦與各種風險。旅途無法保證成功抵達，甚至無法保證人能否活下來。在古代，旅行往往會招來一身疾病。其實「travel」（旅行）這個英文字本身，就是源自十四世紀代表勞苦的字眼，這點也表現在今日意指艱辛、煎熬的「travail」一詞。長途旅人需要立下遺囑，或至少要知足常樂、與世無爭。

不管從任何角度看，這些都是非凡壯舉。如果成功，精神和經濟上的報酬都很可觀：耀眼珠寶、辛濃香料、閃亮布疋與轟動傳奇。

旅行的一大誘惑是擺脫社會束縛、追求自由或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另一個理由是尋找愛情或追隨愛人。但好奇是人類天性，這種天性驅使人飄洋過海、長途跋涉。可能是為了想看見轉彎後的風景，或翻過山頭後的天地。也可能是盼望理解異國的生活和習俗。

這又讓我們想到人類遠行的另一個原因，人類學家瑪麗．赫姆斯（Mary Helms）指出：人類不辭千里追尋知識—習俗、歌謠、故事、工藝，或外國人的聖書。從遙遠他鄉取得深奧知識，可為旅人贏得威望與名聲，而這個光環也可能經常是用來追求政治和宗教目的。

在許多神話和故事裡，都可看到睿智異鄉人或遊方匠人的身影。想想戴達魯斯（Daedalus），他為傳說中的克里特島米諾斯國王（King Minos）建造奇蹟般的建築，包括那座著名的迷宮，然後揮動蠟製翅膀飛走了。在下一章我們會看到，旅人如何傳授包括最基本的農耕和冶金在內的技藝。我敢斷言，史前時代許多偉大發明也是旅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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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帶回的文物，常給人奇異珍貴之感。這些物品被標上舶來品的身分，因異國情調而顯得特別，還散發出該趟旅程的氣息。

努力取得的辛苦過程往往會增加這些文物的效力和價值，並因此賦予其象徵意義。如同赫姆斯指出的，來自遠方的他國之物因為罕見的異國情調而得以在王宮中展示。例如，送入皇家動物園的北極熊，或獻給教皇的犀牛。它們也可能取得神聖地位，用於儀典之上：例如乳香和沒藥在上古地中海世界就是祭司使用的油膏和薰香。

蒐集深奧知識和異國文物的本能並非皇家專屬。那也是我們大多數人的天性。十九歲的我充滿冒險精神、渴望漂泊，童年的旅行經驗和令人窒息的學校生活驅使我獨自離家、踏上旅途。

我花了一整個夏天在蓋威克機場（Gatwick airport）打掃飛機，直到我賺夠可以搭飛機的錢為止。我在尼泊爾一所小學校教了五個月英文以換取食宿，然後在印度晃遊了六個月。我繞著這個廣袤國家走了一圈，直到返回起點。離開熟悉的環境本就足以令人興奮，而印度的混亂與豐富、炙熱與塵土，更是帶給我在故鄉無法想像的強烈感受。我因而充滿活力。

在我看來，我是在開路拓荒。當然，我知道這不是真的，因為我遇到一堆打扮類似、享有特權、正在進行空檔年壯遊（gap-yearing）的年輕人。但這確實是屬於我的英雄旅程。

將近一年後我返回故鄉，告別了我的青少年歲月，跟所有旅人一樣，我發現自己返回的故鄉已經變了。但故鄉對我經歷的改變漠不關心。我爬過喜馬拉雅山的山麓小丘，我騎著駱駝穿越沙漠，我在叢林裡披荊斬棘，乘船遊過喀拉拉（Kerala）的世外水鄉。但回到故鄉後，生活卻依然如故。家人很開心見到我，卻沒對我的改變刮目相看。

考古學家很容易以通論角度去理解古人，因為我們「看」不見真實個體。但每個個體都是以不同方式去體驗自己的人生，無論路途多平凡，對個體而言都是某種「英雄旅程」，我常提醒自己將這點牢記在心。我一再重述自己的旅程，愈講愈長，愈講愈誇張。我就這樣帶著自身版本的異國犀牛度過大學時代，總是穿著花花綠綠的鬆垮褲子和涼鞋，直到某個寒冷刺骨的威爾斯冬季迫使我穿上襪子和包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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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考古紀錄中發現，過往的人會長途跋涉到某一源頭去蒐集、開採或挖掘原料，再不遠千里帶回住處。這些地點本身往往都很重要，但旅程也是。原料的價值和力量與旅程的價值成正比。

考古紀錄顯示，許多具有強大效力的珍貴文物都會經歷長距離的運送。我們先前提到，在薩莫塞特斯威特棧道旁邊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拋光玉斧頭，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在不列顛與歐洲各地找到許多類似的玉斧頭，並能追蹤到它們的一些旅程。有一種從太空探索借用過來的新分析技術，可藉由岩石吸收特定波長光線的方式來衡量岩石的礦物組成，繼而找出那塊岩石的來源，精準程度往往可及於特定露頭。透過此法，我們得知那些玉石出自義大利阿爾卑斯山：杜林（Turin）西南方的維佐峰（Monte Viso），以及熱內亞（Genoa）上方的貝瓜峰（Monte Beigua）。製造者必須爬到兩千公尺以上的高度，才能開採到這種罕見石材。開採下來的玉石塊先用斧石敲掉薄片，並輕輕捶打出大致的斧頭輪廓，然後經過長時間的打磨拋光，讓斧頭呈現出發光的綠色和玻璃般的清透。這些玉斧頭是儀式用的禮器而非日常工具。類似的製程也可在新石器時代研磨拋光的綠石斧頭上看到，其石材來自英格蘭北部的昆布里亞，分布地遍及不列顛和愛爾蘭各處。綠石的產地是英國湖區的大朗岱爾（Great Langdale），特別是高聳且不易到達的史蒂科峰（Pike of Stickle）。要攀登到該處露頭然後將綠石開採出來，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心力，如此大費周章並非出於功能考量，而是它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

這些難得之物有時會穿越千里，例如上述玉斧距離它的源頭長達一千八百公里，物品經過了多人之手，並在旅程中被反覆塑造、一再打磨。每把斧頭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傳記。在我最近聽過的一場演講中，曾參與玉斧頭研究的考古學家艾麗森．謝里登（Alison Sheridan）說得很好：「來自遠方魔法山脈的綠色寶藏。」這些貴重物品漸漸變成備受珍惜的傳家寶，幾百年來代代相傳，直到後來被埋入地下，且往往會先經過刻意破壞。

我是在挖掘馬登圓形圍場時理解到這點。在這座巨大遺址的一角，出土了一柄破碎的昆布里亞綠石斧頭。製作年代比馬登圓形圍場早了約一千年，在新石器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都處於流通狀態。最後不知何故，以破碎狀埋入了馬登圓形圍場。也許是被當成祭品，也或許是為了控制斧頭具有的力量。這柄斧頭承載了它走過的旅程，每處破損與碰撞都為它的傳記增添一筆。它講述了一則故事；也可能是許多故事—可惜今日全都失傳。

在其他地方，例如澳大利亞的原住民群體，他們會長途跋涉或透過貿易取得遠方的石頭或赭土，即便當地就有類似材料也一樣。旅途讓材料擁有更強大的象徵力量。移動賦予意義，並寫入文物中。文物透過流通與交換，漸漸遠離起源之地。文物被捲入自身的行旅之網，隨著它們被交易、餽贈、偷竊、遺失和尋回而在縱橫交錯的人流中漂移。在一次次的易手過程中，文物代表了人與人之間的義務和依賴，記號和連結。它們在某些地方停留的時間長過他處—安放在架子上、在博物館的櫥櫃中沉睡，或被埋入地底，直到被再次挖出，一如內布拉星象盤，然後帶著更豐富的故事重新流轉。

流動性對文物的改變幅度不下於對人的影響。但文物也能聚集人群、吸引人群。想想知名的藝術品，例如梵谷或塞尚的畫作，想想它們吸引人群前來觀看的力道。比較大規模的文物，例如巨石陣這樣的遺址也能發揮同樣效果。我們也曾看到，中世紀的大眾如何跋山涉水，只為瞻仰某座大教堂和修道院裡的聖髑。這些都是具有動員力量的強大文物。

這些文物穿越時間與空間，變成跨世代的集體記憶庫，變成血脈相承的傳家寶。它們成了祖先的遺物、記憶的文物，擁有讓歷史變慢的力量。9回頭看時，我們可藉由這些遺落的文物找到返回過往之路，一如糖果屋故事裡的那對兄妹，靠著一路扔在森林裡的小石子找到回家之路。

作者為考古學家、約克大學（University of York）高級講師，以及古物學會（Society of Antiquaries）會員。主持過英國各地重要的挖掘工作，包括威爾特郡（Wiltshire）的錫爾伯里丘（Silbury Hill），當地是歐洲規模最大的新石器遺址。李瑞熱愛步行，研究焦點集中在過往人類的移動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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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足跡：考古學家眼中的故道、遠古人類與動物足印、史前車轍、朝聖路徑——一部始於足下、行不止息的人類移動史》
作者：吉姆．李瑞（Jim Leary）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