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想要什麼？──對莫斯科獨裁領導人的錯誤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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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美國總統川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就烏俄戰爭停火問題進行了雙邊直接通話。川普對這場對話給出了「富有成效」的評價，然而實際成果除烏俄雙方同意暫停攻擊彼此的能源和基礎設施外，美俄並未就停火內容達成任何進一步的共識，也讓原本「會盡快結束戰爭」的停火談判顯得遠不如預期樂觀。事實上，烏俄兩國在美俄會談後仍互控受到對方發動的無人機攻擊。

對此通話結果，英國前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直言：「普丁沒有在談判，他在嘲笑我們。」（He isn’t negotiating. He’s laughing at us,）美俄通話不僅未能為烏克蘭局勢帶來新的希望，反而加深了部分外界對於美國的疑慮與批評，許多人認為川普團隊對普丁的認知與意圖出現了嚴重誤判。

無論外界如何評價這場美俄領導人對話，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即便是在美國方面的積極調停下，莫斯科對於停火和談的進程依然顯得冷淡與消極，而川普所稱與普丁的良好關係，似乎也並未促使普丁展現更多善意。這也引發了一個普遍的疑問：即普丁在和談中究竟想要什麼？而美國目前的對俄政策方向又是否正確？

白宮的激烈爭執與莫斯科的從容自在

儘管美烏關係曾因2月28日的白宮爭執而一度緊張，但包含烏克蘭在內的歐洲各國始終理解，缺乏美國支持的歐洲並無力獨自對抗俄羅斯。因此在3月11日，美烏高層於沙烏地阿拉伯的會談後，基輔當局接受了美國提出的30天全面停火方案，前提是美國需要說服俄羅斯同意，只要莫斯科點頭，則停火協議便可立即生效。

與擔憂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竭力推動戰事停火的美國相比，俄羅斯方面則顯得從容冷靜。在預定晚上九時（台灣時間）的美俄領導人通話前，普丁仍出席了於莫斯科舉行的「俄羅斯工業家和企業家聯盟」（RSPP）大會並發表演說，在延遲將近一小時並經提醒後，普丁依然顯得一派輕鬆，似乎有意展現俄羅斯在烏俄和談上掌握主導權的自信。早在3月12日，普丁就曾穿著軍裝視察庫斯克地區前線，並再次宣示俄羅斯在烏俄戰場上的優勢地位。

3月18日通話後，雖然莫斯科原則上支持和談的目標，但仍堅持原先的立場和條件：包括外國要結束對烏克蘭的軍援與情報共享、烏克蘭要停止國內的強制徵兵和削減武裝力量，以及西方應承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與烏東四州（盧甘斯克、頓涅茨克、扎波羅熱和赫爾松）的統治合法性。俄羅斯外交部次長格魯希科（Alexander Grushko）也於3月17日重申，任何和平協議都須符合莫斯科要求，解決「造成戰爭的根源」：包括烏克蘭中立、北約不得接納烏克蘭。換言之，即便是美國居中協調，莫斯科依然不打算做出任何實質讓步，並反對任何外國勢力的介入。

基輔與莫斯科在停火立場上的差異，再次證明了戰爭的發動者始終是俄羅斯，也是俄羅斯持續不願追求停火和平。與部分指稱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為了延續政權或收復失地而堅持作戰的說法相反，事實上澤倫斯基早已表態過，願意以自己下臺換取烏克蘭現有領土加入北約，反映基輔對於收復烏東四州與克里米亞的實質困難已有明確認知。與之相對的是，即便烏克蘭同意不尋求加入北約，俄羅斯也從未承諾不再侵略烏克蘭其他地區，僅聲稱「不提出主權要求」，此舉無疑進一步加深歐洲國家對於俄羅斯在未來必將再次動武的強烈恐懼。

和談如何成為普丁擴張影響力的舞台？

自2022年俄羅斯發動「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以來，烏俄雙方在戰場前線皆已消耗大量軍力、武器和資源，在西方國家制裁壓力下，戰爭的延續不僅可能動搖俄羅斯的經濟根基，也對普丁的統治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據此，部分觀察者試圖從戰場現況推測俄羅斯對於和談的意願與可能性，認為俄軍已不具備長期作戰的條件，因而儘速停火對烏俄雙方皆為不得不的選擇。然而，這種觀點卻忽視了一個根本問題：即對獨裁領導人來說，維繫自身權力的重要性遠超於國家整體利益，換言之，普丁所關心的，並非俄羅斯能撐多久，而是其個人政權能撐多久。

據媒體報導，川普與普丁的通話超過兩個小時，內容不乏輕鬆話題，甚至談及了美俄的冰球交流。這次對話與其說是針對烏俄和談，更像是一次美俄雙邊關係修補的場合，除烏俄戰爭外，兩人還討論了中東局勢與全球安全等議題。對莫斯科而言，這是其久違地能夠再度接觸到美國領導核心的寶貴機會。

在美俄通話前，川普曾在社群媒體上宣稱，將考慮對俄羅斯實施大規模的金融制裁與關稅，直到雙方能達成停火及最終的和平協議。然而，即便莫斯科在停火問題上依舊態度堅決、停滯不前，美國卻未如先前主張的採取制裁行動，甚至美國政府還被指出正在擬定放寬對俄部分制裁的計畫，以改善和俄羅斯間的外交與經貿關係，這和美國政府先前於白宮爭執後，立即斷絕烏克蘭軍援及情報分享的舉動形成強烈對比。

這樣的發展顯示，恐怕與美國亟欲儘速結束戰爭的期望相違背的是，當美國對烏俄戰事顯露出明顯倦怠，傾向速戰速決、急於脫身，甚至公開表達對於升高衝突的擔憂與畏懼時，普丁反而更能顯得從容不迫。其既不著急和談，也無需擔心西方後續可能加強的國際制裁或軍事介入。

對莫斯科而言，普丁越是冷淡、談判拖得越久，就越能掌握和談節奏與主導權。而美國越是急迫、西方內部對於援助烏克蘭的行動越是分歧，就越能讓俄軍在戰場上取得更多優勢、獲得更多談判籌碼及西方讓步。正因如此，比起儘速達成共識，普丁更樂於藉由漫長的談判過程，提升其個人的國際地位與國內領導威望。

和平談判不僅是俄羅斯重返國際舞台的重要契機，更有機會以「與美國對等」的姿態重新劃定區域強權的影響力，甚至可進一步討論美俄兩國對於全球治理的共同願景。對普丁本人來說，這不但有助於鞏固其在俄羅斯的統治地位，也象徵著其長久以來「大俄羅斯」目標的重大進展。

「大俄羅斯」理念的實踐與邊界

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歷經了長達十年的動盪，直到2000年普丁上台後，標榜恢復俄羅斯帝國榮光的「歐亞主義」（Eurasianism；Евразийство）再度興起。該主義主張俄羅斯文明既不屬於歐洲、也不屬於亞洲，而是由東歐、中亞等地為核心構成的獨立文明體系，因而又被稱為「大俄羅斯主義」。

基於此地緣政治觀點，大俄羅斯主義認為，俄羅斯應享有獨立於西方之外的勢力範圍及國際主導秩序，意圖建立一個專屬於俄羅斯的「文明緩衝區」（Civilizational Buffer Zone）。在這樣的思維下，俄羅斯自認對周邊國家擁有「特權利益」（Privileged Interests），其內政與外交應受到莫斯科的干預或否決，而西方各國則應尊重俄羅斯的地區領導權，在與這些國家合作前應先與莫斯科進行對等協商。從2008年喬治亞戰爭、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到2022年的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一再以軍事手段干涉鄰國主權與外交，試圖不斷重申並強化其上述理念。

回到當前的烏俄和談，可以觀察到的是，莫斯科再度強調烏俄停火的前提，是必須「從根本解決問題」，表面上似乎是在指稱北約的邊界劃定，但實際上的潛台詞則是要求西方各國必須承認俄羅斯作為區域強權的地位，特別是依據「大俄羅斯」理念下的鄰國掌控權。然而，回顧1991年以來的俄羅斯歷史，可以發現俄羅斯與北約並非始終處於對立，過去亦曾有過合作階段，甚至俄羅斯自己亦曾考慮過加入北約。這說明了「大俄羅斯」本身就是一個變動性極高的概念，並無具體且固定的邊界，其範圍會隨著莫斯科獨裁領導人的權力需求及統治利益而不斷變化。

當俄羅斯需要為其侵略行為尋找正當性時，「北約東擴」往往成為一個看似合理的藉口，與「烏克蘭納粹化」或是「基輔政府獨裁化」等宣傳論述並無不同。然而事實是，是否決定發動戰爭的關鍵，始終取決於獨裁者的一念之間，所謂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或是「國家核心利益受損」，從來也都是由莫斯科當局單方面定義，無論其他國家採取何種行動，亦無論是否限制北約的擴張，都無法從根本上消除一個獨裁統治者對於權力流失的恐懼與不安全感。

即任何不順獨裁者意的行為都可能被其視為挑釁。當國際社會盲目接受北約東擴為挑釁的說法，並不斷給予莫斯科所期望的實質讓步時，只是更強化了「大俄羅斯」理念的正當性，也為普丁政權提供更多對外擴張的合理性與行動空間。

結論：我們誤判的不是俄羅斯，而是獨裁者本身

許多人試圖從「俄羅斯需要什麼」來理解其對外政策，卻往往忽略了更核心的問題是：普丁為了鞏固個人權力及維繫自身領導地位，甚至是追求其更偉大的歷史定位「需要什麼」？而這正是其在談判過程中消極應對的根本原因。透過西方的持續讓步與示好，普丁不僅強化了自身在國內的領導威望，也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更多話語權。

在烏俄戰爭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與流離失所的情況下，停火與和平無疑是當前應全力追求的重要目標。然而事實是，不論歐洲各國或美國提供多少軍事援助，真正身處戰火、承受苦難的始終是烏克蘭人民，也唯有他們，最能深切體會俄羅斯對其國家主權與生存空間的長期威脅。若無法正確地認知莫斯科獨裁領導人的思維與意圖，僅憑西方陣營單方面所期望的和平訴求，甚至屢屢試圖代替基輔當局發聲，剝奪其實際參與和表達的機會，則美國政府對於和平的追求，最終恐怕只會淪為緣木求魚。

若美國誤以為對俄羅斯釋出善意、進一步放寬國際制裁，就必能換取莫斯科的正面回應，將可能只會強化俄羅斯「強硬立場能換取西方讓步」的戰略認知，正如前任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在2011年針對喬治亞戰爭所說的：「我們以軍事手段阻止了西方。」這樣情境下的2025年烏俄和談，或許會成為繼2008年與2014年後，莫斯科宣揚「大俄羅斯」理念與對外軍事行動正當性的又一次重要勝利，並持續用以為將來的類似機會鋪路。

而進一步值得擔憂的是，這樣的發展甚至有可能迫使歐洲國家，不得不採取更為激進的軍事防衛手段，以因應來自俄羅斯的持續性侵略威脅。屆時，以「追求和平」為名的讓步及示好，是否反而有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區域緊張甚至全面戰爭，有待全球社會的高度關注與警惕。

作者為台灣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