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為什麼會衰敗：條條死路通羅馬，關於西方政治社會的再思考》

457

第三章

萊茵河東，多瑙河北

現代帝國當中，殖民地的地位相當於羅馬時期的外部省分，這些地方足以讓像是奧索尼烏斯這樣的家族，隨著時間發展慢慢融入帝國體系，最後得以完全參與在帝國的經濟、文化及政治結構之中。

約西元三○年前後，一位名為塞昆烏斯（Gargilius Secundus）的羅馬商人買了頭牛。這其實不過是筆稀鬆平常的小交易，如果羅馬的歐洲前線曾有這筆交易，就意味著曾有過無數次相似的交易。賣他牛的牛販名為史泰洛斯（Stelos），來自萊茵河以東的法蘭內克（Franeker），現在該地為荷蘭的小鎮。對當時的羅馬人而言，來自境外的史泰洛斯屬於﹁蠻族﹂（barbarians），亦即沒有文化的次等人種。這筆交易價值一百一十五納姆銀幣（nummi），帳目被刻在木製蠟板上留存，後來沉落河底，最後在荷蘭被打撈出土。西元前後各一世紀間，大量羅馬士兵駐紮萊茵河前線，伴隨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龐大經濟需求，像是萊茵河西北角的卡納內菲特（Cananifates）就有二萬二千名羅馬士兵，這片征服而來的領地，原本僅有一萬四千名原住民。軍團建設及烹飪需要消耗大量像是糧草、木料、皮革等資源，當地住民根本無法應付如此龐大的需求。據估算，每五千人的軍團每天就需要大約七噸半穀物、四百五十公斤飼料，也就是每月需要二百二十五噸穀物、十三噸半飼料。有些軍團有直接來自帝國中央的補給，但這仍是穀物每搬運八十公里價格就會翻倍的年代，面對後勤上的諸多考驗，要維持補給線十分困難。因此，只要情況許可，若能直接與在地供應商購買補給，相較之下自然方便許多。塞昆烏斯這筆交易還有兩名百夫長作證，表示他應該就是提供軍隊補給。

西元九年，條頓堡森林戰役（Battle of the Teutoburg Forest）後，面對阿米尼烏斯（Arminius）領軍的日耳曼蠻族聯軍，瓦盧斯（Varus）將軍以及他所率領的三個羅馬軍團吞下敗仗，於是，部分受到羅馬征服的地區藉此取回政治獨立，羅馬向萊茵河以東的擴張也就緩了下來。更南邊一些，東西走向的多瑙河也很快地形成一道相似的邊界線，到了一世紀中期，這兩條河流的弧線成為了各行省在經濟與文化上快速發展的地理邊界，最終造就出奧索尼烏斯一輩的人。但是，伴隨龐大的羅馬帝國體制而來的經濟變革，並沒有因為邊界而止步，只不過發展強度稍低一些。

大羅馬帝國體系為周遭帶來兩種商機。首先，不論境內外，邊界周遭的人都能像史泰洛斯那樣與軍團交易，從中獲利。另一種則是經營長途貿易網絡，這種機會就會一路延伸到遙遠的歐洲中部。其中，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琥珀貿易，琥珀是遠古林地遭到淹沒，凝固的樹液埋藏許久後，成了當時地中海世界眼中的珍貴寶石。被沖上波羅的海南部的海岸後，這些琥珀會經由特定路線向南運往多瑙河邊界上的幾個貿易站。此外，人力的需求也沒有停過。雖然羅馬軍團的主力成員是由羅馬公民組成，但是軍隊中另一半的成員是由非公民的輔助軍團（auxiliaries）組成的，這些成員的招募來源就不受邊境限制。根據記載，很多接受徵召的境外成員就此安居羅馬世界，但也有許多人在退役之後返鄉。在自願性的人口流動之外，當時還有一套完整的奴隸貿易網。有別於維京人在西元八○○、九○○年主導的奴隸貿易有留下完整的歷史紀錄，關於羅馬時期究竟是哪些人在從事奴隸貿易，現存的歷史資料當中並沒有詳細記載，我們也不清楚究竟受害者是從歐洲的哪些地區來的。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羅馬世界的嬰兒死亡率很高（五歲前的嬰幼兒有五成的死亡率）、人口密度又低，家奴和額外的農工勞動力需求始終居高不下。

近期，對於現代西方的分析模式，乃是分析個人生活情況的改變趨勢，探討經濟刺激帶來的影響，然而，由於我們所知的資料有限，我們難以對羅馬時期的帝國經濟進行這種分析。但是，近幾十年來，更廣泛的考古狀況呈現出驚人的結果。第一世紀之初，歐洲大致上可以分為明顯發展不均的三大區域。萊茵河以西與多瑙河以南的地區有著規模最大的居地，人口也最為稠密，這個地區呈現出較具生產力的農業科技以及較為複雜的交流網絡。歐洲中北部的第二個地區在該區以東，一路延伸到位於現代波蘭的維斯瓦河（Vistula），這個地區的農業維持在可以勉強支撐低密度人口的基本水準，居地較小、較為臨時，幾乎沒有任何交流的跡象。其中部分居地能夠維持超過一到兩代的人為建築就只有墓地，在當時主流的農業經濟模式下，該地區的地力貧乏，沒有任何田地擁有足以維持長期居地的地力，因此，對當地社群來說，唯一能夠長久存在的集散地就是埋葬人們的地點，於是，幾個世紀以來，墓地的空間就成為拿來廣泛利用的空間，也成為各種社交聚會的場所。歐洲的第三層外緣地帶位於維斯瓦河和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ountains）之外，該地區草木蔥鬱，仍僅維持更簡單的農業型態，人口密度更低，完全沒有任何與本地以外的交流跡象。

揭露歐洲格局之後，我們就能夠確立以下兩點：首先，這解釋了為何羅馬擴張止步於此。有如古代中國的研究所呈現的，凡是農業生產模式仍以依賴耕地為主時，只要新領地的潛在生產力剛好與征服的成本打平時，帝國就會停止繼續擴張。在這種開發模式下，成本效益打平就會停下來的擴張公式大致上成立，但是出於擴張帝國野心，軍隊會再進一步推到略超過淨收益線的地區。就羅馬而言，部分資料顯示，當克勞狄一世（Claudius）在西元四三年派遣四個軍團跨越英吉利海峽時，就有評論認為英倫群島並不值得征服。與其說瓦盧斯吞下敗仗讓軍團止步於萊茵河（羅馬在後續十年間就已雪恥），不如說是因為萊茵河和易北河（Elbe）之間的地區相對貧困的狀態才是主因。其次，更重要的是，綜觀大局，我們就得以描繪出在帝國中心地帶持續產出的經濟需求之下，這三、四百年間引發的變革規模。

羅馬人或許始終認為周遭不過是無可救藥的蠻邦，但實際上一場重大變革正蓄勢待發。緊鄰羅馬邊界的地帶到了四世紀已經大幅轉變，原先歐洲中北部的第二區域上盛行那種勉強餬口的農業型態，逐漸轉為更具生產力的農耕體制，該區變得更重視穀類作物，因為就每公頃農地產出的食物量而言，種植穀物的產量通常遠高於畜牧。這場迷你農業革命讓人口大幅上升，帶來了更大規模、更穩定的居地，也帶來穩健的農產盈餘，進一步將現金和羅馬貨品帶入邊境地帶。自從一世紀晚期開始，這塊仍處於鐵器時代的中歐地區，首次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永久性聚落。由於此區的經濟與羅馬帝國密切相關，到四世紀時，羅馬貨幣在邊界地帶已經成為日常貨幣，就連日耳曼部落也會採用羅馬貨幣，像是多瑙河下游的哥德―特爾溫吉部落（Gothic Tervingi）以及萊茵河上游的阿勒曼尼部落（Alamanni）。從這條由羅馬防禦邊線向外推超過一百公里的地帶，能夠在歷史遺址中發現大量來自羅馬的舶來品，尤其是葡萄酒和橄欖油，當然還有各種日常用品。甚至，有些地方的手工藝品的生產和貿易規模也開始小幅擴張。隨著輪軸技術引入，部分地區的陶藝產業隨之茁壯，同時，邊疆地帶還發展出有別於羅馬的全新玻璃產業，服務邊境之外的需求。這兩個產業的發展顯然都依循著羅馬的先例，甚至有些是直接偷學羅馬的專業技術。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也能得知，即便是難以留下考古證據的隱形出口產業，像是食品、牲畜以及勞動力，在四世紀時仍持續由邊境朝向羅馬輸出，並有著一定程度的重要性。在蠻族主導的歐洲特定地區，鐵礦產量也急遽增加，部分也是服務羅馬的需求。

在這場宏觀經濟轉型背後，有無數像史泰洛斯這樣的小規模革新者及創業家，他們應對著由軍團帶來前所未有的龐大需求產生的經濟機遇，開創出更加集約的農業生產模式，最終不論邊境內外都受到影響。由於個別交易紀錄的主要載體常是木料或是紙草，難以長久保存，所以這些個人成功故事通常難以流傳，但是從整體來看，考古證據確實提供了驚人的材料，反映出新的財富不僅流入羅馬，同時也流入邊境外的非羅馬社會，這些社會當中也產生出新的致富模式。我們也可以清楚知道，這份財富並非雨露均霑，核心地帶和邊陲地帶得到的仍有所差異。而過去認為，一世紀初期由日耳曼語系的部族所主導歐洲第二區，普遍擁有平等的社會體制，這一點不過是老舊的民族主義神話。新的財富帶來的整體影響，不僅加劇了普遍存在的社會階級差異，而且很可能還創造出新的階級。根據習俗，鄰近邊疆地帶的菁英下葬時會穿著他們生前的衣飾和寶石陪葬，隨著時間推移，這些銀製陪葬品漸漸愈來愈多是採用由羅馬的第納里銀幣重鑄而成的。

從地理層面來看，與羅馬的帝國主義進行經濟接觸帶來的變遷效應也稱不上平等。就我們所知，歐洲的第三區，維斯瓦河東側和北側以及喀爾巴阡山脈地帶，由於距離羅馬邊界十分遙遠，這些變遷完全無法觸及該區。這些地區幾乎完全找不到來自羅馬的舶來品，就我們所有的歷史資料來看，也沒有描述到任何人口數據上的變動（儘管有些奴隸網仍有可能遠涉重山來到第三區物色受害者）。在未經高度技術的鑑定下，一般來說也不太可能鑑別出該地區的遺骸年份是屬於西元前五百年還是後五百年。在羅馬興衰的這一整個千年當中，第三區幾乎沒有任何實質變化。

就整個羅馬邊界的發展故事而言，與核心地帶的距離就是關鍵。正如預期，到了四世紀，在物流運輸緩慢且昂貴的前提下，整個第二區中，社會經濟變革最密集的證據都限於較為接近帝國周遭的內緣區域，寬度僅稍超過一百公里，這些地區的在地居民可以有效把握由帝國所帶來的經濟機會。從帝國邊疆向外推展數百公里，介於內緣區域到與世隔絕的第三區域世界之間的地區，發展出外緣區域。外緣區域仍有來自羅馬的舶來品，但是相較於內緣區域數量較少，而且在該區域的產物當中，可能只有較為昂貴的奢侈品值得長途運輸，例如琥珀、勞動人力，因為該區域距離前線太遠，無法進到軍團的補給物資網。即便如此，光是能夠與帝國有所接觸，就足以留下可見的效果。最近就有個有趣的發現，波羅的海南側腹地發現了數百公里長的堤道和公路，這些建於西元初期的路徑，大概就是為了支撐並控制蓬勃發展的琥珀貿易所建（也有可能是奴隸貿易，但是我們無從確知）。最初人們認為這些路線可能是接近西元一○○○年晚期的斯拉夫人（Slavic）所建，但是根據年輪學分析（即透過樹木的年輪判定年代），進一步確定了這些建設源自羅馬時期。這項道路工程浩大，清楚反映出其聯繫的貿易點之間的交流網，有著很高的整體價值。

羅馬帝國的勢力從地中海沿岸經由陸路向外擴張，因為陸路也是羅馬唯一能將大軍送往全球其他地區的有效手段。這也就意味著，初期派兵征服後創造出來的羅馬帝國體系也受到同樣的限制，若要維持長期運作自然會產生出這種相對單純的地理格局。在西元前後的兩世紀內，羅馬一路向外征服擴張，直到征服成本昂貴到不值得再繼續推進為止。在這條線內的領地開始緩慢地朝向成為正式的省級領地邁進，與此同時，在這條線外，人們和帝國接觸的機會變多，足以支撐起更密集的經濟交流網，最終形成內緣區域。內緣區域之外則是外緣區域，由於距離遙遠，除了值得長途運輸的奢侈品外，其餘產物不足以滿足帝國的需求。再向外推進到維斯瓦河之外，有著另一個世界，即與羅馬體系沒有任何明確接觸的化外之地。

相較之下，現代的西方帝國主義則是滲入全球的每個角落。靠著先進的海事與鐵路運量帶來的力量，現代西方打造出了龐大的帝國網絡，創造出複雜許多的地理格局。然而，若進一步仔細檢視其中盤根錯節的經濟結構，現代西方帝國運作的方式其實與古代羅馬帝國如出一轍。

彼得．希瑟為倫敦國王學院中世紀歷史系主任，專研羅馬帝國與其衰亡的歷史。著有《羅馬帝國的殞落》（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帝國與蠻族》（Empires and Barbarians）、《羅馬的復興》（Rome Resurgent）等書。

約翰．拉普利為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家，並在約翰尼斯堡高等研究院擔任資深研究員。他著作的《理解發展》（Understanding Development）在發展研究方面廣泛被作為教科書使用，另著有《全球化與不平等》（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以及近期出版的《金錢之神：經濟如何被誤信為宗教》（Twilight of the Money Gods）。

---

書名：《帝國為什麼會衰敗：條條死路通羅馬，關於西方政治社會的再思考》
作者：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約翰．拉普利（John Rapley）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