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鏡頭前的二次創傷：嗜血新聞背後的真相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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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轉播車離開時

已故親人的姓名、年齡、與你的關係：
「伊凡．沃克．湯瑪斯，十八歲，他是我的兒子。」

凶殺或車禍發生的日期和城市：
「二○一八年四月六日，死於洪堡野馬隊巴士事故。」

──洛莉‧湯瑪斯，問卷內容，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我三歲半的女兒一手拿著快樂兒童餐的玩具，另一手抱著汪汪隊玩偶。她的頭髮往後梳，但幾縷柔軟的捲髮散落下來，遮住了圓圓的臉蛋。她戴著粉紅色的汪汪隊太陽眼鏡，穿著牛仔連身裙，小指甲上塗著藍色指甲油。她小小的腿上全是蚊蟲叮咬的痕跡，眞可憐。今年湖邊的蟲子特別多。我們覺得這孩子應該很快就會睡著了。

她身旁的哥哥盤腿坐在安全座椅上，眼睛睜得大大的，他的頭髮剪得很短─疫情期間，我們都在家裡浴室幫他理平頭。他穿著藍灰色的大象襯衫和黑色短褲，再過一星期就是他的六歲生日了，他好期待。

在另一邊，坐著我們快兩歲的小兒子，身穿一件有領條紋上衣，留著油頭髮型，他把頭靠在右肩上，在汽車座椅裡睡得正香甜。

我們從薩斯喀徹溫省托賓湖向南行駛了大約四十五分鐘。我小時候在那裡度過許多夏天，沿著沙子路奔跑，在祖父母的拖車附近採漿果。我無數次經過這條高速公路，無數次來回這個十字路口。我和丈夫已經決定，在這次造訪薩斯喀徹溫省之後，我們將返回安大略省，賣掉房子，然後再度開車回到這片草原，這次不會再走了。但我的父母和手足，除了一個妹妹，還不知道這件事。這個祕密令人興奮又害怕，而且伴隨著強烈的情感。

「就是這裡。」我輕聲對丈夫說，要他把車開到路邊的碎石空地上。天空烏雲密布，年紀較大的兩個孩子正坐在後座抗議，所以我只好從窗戶拍了一張龐大紀念碑的照片。「不。」我心想。「這樣不對。」我不要事後才回想。我現在就要感受這一刻。我吿訴孩子們，我馬上回來，然後下車走到洛莉•湯瑪斯（Laurie Th．mas）失去兒子的地方。

風呼呼地吹過草原，我腳下的碎石發出嘎吱聲。我漸漸遠離迷你廂型車，獨自感受這麼多人的哀慟、愛和痛苦，他們在過去兩年三個月又兩週造訪這個痛失親友的地方，人生從此變了樣。

為十六條生命豎起的十六個白色十字架，有些裝飾著鮮花，有些則套著球衣，像稻草人一樣立著。隨著時間的流逝，大部分都已斑駁。還有冰球鞋、冰球和冰球棍，以及綠色十字架。褪色的照片、耳機和大大小小的絨毛玩偶。

鳥兒嘰嘰喳喳，風開始颳起，這個地方乘載的悲傷……太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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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星期後，我和洛莉透過FaceTime第一次見面。她坐在位於薩斯喀徹溫省南部的度假屋外，陽光灑在臉上，態度輕鬆而友善。我則回到了多倫多東區的地下室，從那次歸來後，我就一直在這裡打包箱子。我們聊了薩斯喀徹溫省的天氣和托賓湖的蚊子，在分享到沒帶防蟲噴霧的媽媽糗事時會心一笑，然後轉入正題。

「有什麼我能幫忙的嗎？」她說，我能感覺到她眞心想這麼做。

當洛莉成為創傷倖存者時，她被推到了一個獨特的位置。如果伊凡不是在那次碰撞中喪生，我懷疑他死亡的消息甚至不會傳到多倫多？「如果伊凡不是」（我驟然停頓，努力想找到更恰當的字眼）彷彿能縮小她內心的空洞。伊凡的名字和照片就不會成為國際新聞，也不會有艾倫．狄珍妮和唐納．川普的X社群文，以及曲棍球名人的哀悼。

「這件事難就難在傳遍了加拿大和全世界。」她說。

洛莉是難得一見曾與媒體打交道而且經驗豐富的創傷倖存者。她曾任職於世界上最大的鈾礦開採公司之一，接受過應對媒體和投資者的訓練。她甚至還為高階主管進行有關媒體如何運作的培訓。因此，伊凡死後，她很了解一些她丈夫不了解的事。「他會接受三十分鐘的採訪，在屋子裡進行，結束後他會說：『好，我看起來很生氣，但只有五分鐘。』但事情就是這樣。」她也了解，如果她沒有睡覺或吃飯，就會語無倫次，說的話可能會被誤解，那時她就不會再開口。

當關注變得太多、打電話來的記者太多，待在附近的人太多時，原本外向又愛熱鬧的她會意識到：「我的天啊，可以讓我靜一靜嗎？」然後消失在小屋裡。

碰巧的是，在採訪洛莉的幾個小時前，我才剛採訪完梅姬•賽溫克，學到如何幫助倖存者準備好面對觸發性的提問。在我們深入討論之前，我問洛莉是否有任何她不想談到的話題，這樣我就能盡量避開。

「沒有，如果我感到不舒服或不想回答，我會讓你知道。」她笑著說。我相信她會的。

我吿訴洛莉，我記得在事故發生當晚看到了即時新聞通知，我很震驚細節那麼快就出現，記者已經在報導家屬資訊，那時我們（或他們）根本還不知道巴士上的乘客是生是死。彷彿記者在那些慌亂的父母掌握情況之前，就已經直接聯繫上他們。

洛莉表示，在事故發生後的第二天，她的家人接到了第一通來自媒體的電話，同一天，她和丈夫史考特以及他們的女兒喬婷辨認了伊凡的屍體。

「是電話的關係。」她說。「當時我們有市內電話，所以記者可以在答錄機上留言，傳簡訊給史考特，或者打電話到史考特的脊骨診所。」

洛莉處於震驚之中。但她從小就透過有線電視觀看新聞，所以她知道事情會這樣，也知道必須這麼做。她具有足夠的自我意識和媒體意識，知道什麼時候需要躲起來，但她說，有時她需要攝影機在場，這為她帶來安慰。就像那次攝影機來到家中，去地下室錄下伊凡睡覺的地方。「他們需要這麼做。」洛莉說。「我也需要，為了我、史考特和喬婷。」

「為什麼？」我問她。

「這樣人們就知道伊凡是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男孩。因為他眞的是個很棒的孩子。到頭來，他的性格、他的謙虛以及他如何─」她在這裡停了下來。「我們只是想述說我們的故事。」

湯瑪斯一家收到了伊凡的朋友和認識的人傳來的大量訊息，說他如何幫助他們完成家庭作業或對抗霸凌。「他是那種總是會為弱者挺身而出的孩子。」她說，這幫助他們與更廣大的群眾分享心情。

不過，不是一切都是正面的。大多數記者都願意給予尊重，但有些並非如此。記者不斷打電話來，很多人出現在家門口，洛莉知道，要不是她有媒體背景，可能感受會更糟。

我想到倖存者朗達•克拉克－托賓塡寫的問卷，她的兒子帕克在同一場事故中喪生。當被問及帕克過世後，她第一次接觸媒體的經驗時，朗達寫道：「我完全不知所措。」她在家和公司都接到電話、收到社群媒體訊息和電子郵件。「我覺得非常受傷和不安，人們以為我已經準備好談論這件事了。」朗達解釋道。她感到很脆弱，隱私被侵犯，沒有時間呼吸並為帕克哀悼。

我問洛莉，在她和家人與媒體打交道的過程中，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讓他們的經驗變得更好或更有益處。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我們受到全國矚目，我會用『駭人』來形容。」她說。「我認為每個人在這種情況下都盡力了……不管怎麼樣，那天晚上很混亂。在事情搞淸楚之前，一切都很混亂。一個月後，才慢慢釐淸。接著就是審判。」

蘇珊．歐米斯頓（Susan ．rmist．n）是最早來到薩斯喀徹溫省報導「洪堡野馬隊」事故的都會記者之一。「這眞是慘絕人寰的悲劇。」這位CBC記者在網路上發布的影像日記中回憶道。「十六人死亡。十三人受傷。想想他們的直系親屬，算每人十位親屬好了，那就是好幾百個人受到立即性的衝擊。」

蘇珊談到記者在現場面臨的壓力：「你可以想像，要讓失去兒女的人與你交談是非常困難的，很多人不想開口，並堅定地表達了拒絕採訪的想法。」她說。是的，我可以想像。「我總是說：『我了解，我完全了解。』但也有像史考特•湯瑪斯這樣有話要說的家屬。」

史考特•湯瑪斯就是洛莉的丈夫。他吿訴蘇珊事發當晚的事、他如何來到現場，以及他看得出來車禍有多嚴重。他從來沒想過自己必須透過兒子的胎記來辨認他的身分，這是他小時候被嘲笑的胎記。看著蘇珊娓娓道來，你會感受到這場與史考特的對話對她個人有顯而易見的影響。

「我非常感激他能吿訴我們關於伊凡的事，我認為這對當時的湯瑪斯一家也有幫助。」蘇珊說。「我看到不少父母希望借助媒體的力量讓他們發聲。」

洛莉說，雖然受過媒體訓練的人是她，但史考特才是積極為野馬隊發言的人。雖然有時她會不想發表意見，但她尊重史考特的意願。有時她很難去看丈夫的採訪，她會因為他如此冷靜地談論這件慘劇而發怒。

「此外，有些時候我們會回頭去看一些東西，然後坐在一起流淚。」她說。「史考特是四兄弟裡的大哥，他喜歡解決事情。但這件事不是可以被解決或是被改變的。所以你只能述說故事，並嘗試造福和幫助其他受害者或倖存者，甚至是深受PTSD所擾的現場急救人員。」

第一年很難熬。除了大規模的葬禮和募款活動外，當然還有所有的第一次─第一次沒有伊凡的生日、第一次沒有伊凡的聖誕節、第一次沒有伊凡的一切。「你只能應付生活，試著活下去。」洛莉說。「有些日子我甚至不想起床，但我會聽到伊凡說：『媽媽，你必須起！』」當她回憶起這件事時，她笑了出來，因為這就是她會對兒子說的話：「伊凡，你必須起床！」

「我認為第一年，作為一個孩子的父母，你完全活在震驚和哀慟之中，你的孩子在一場悲劇中喪生，而且還是一場永遠不會被忘記的悲劇，它影響了世界各地的每個人，不僅僅是加拿大。」她說。後來也沒有比較容易。

「我發現第二年實際上比第一年更難熬，因為那時你會想：『人們開始忘記這件事了嗎？』」

後來，當我讀到「傷口」（The Cut）網站上艾咪•妮莎（Amy Nitza）的專訪逐字稿時，我會想起洛莉的話。艾咪是紐約州立大學紐柏茲分校災難心理健康研究所所長。記者安娜•西爾曼（Anna Silman）訪問她有關校園槍擊倖存者的心理健康狀況，艾咪在採訪中吿訴安娜：

「談到媒體關注，我們辦公室就媒體的正、負面影響進行了論戰。在某種程度上，當媒體出現時，就表示世界正在關心和關注。但當媒體離開時，就留下了空白。世界的注意力已經轉移到其他事情上，但被遺留下來的人們仍要面對滿目瘡痍的生活。」

我想起那些我匆匆停留一天、兩天或三天的家庭，我使用他們的洗手間，敲他們的門，記錄他們聲淚俱下訴說的一切，然後他們看著我走進轉播車發稿、走到鏡頭前向全世界播報、回到我的車上，然後揚長而去，回到我安全的社區，和活得好好的丈夫以及一個、兩個、三個孩子擁抱、依偎、說睡前故事，然後在沙發上看網飛（Netflix）。我想起那些我從後視鏡凝視的地方，心裡充滿罪惡感。因為對我來說，這不過是一天的工作，但對他們來說，卻是一輩子的記憶。我覺得很難過。非常、非常難過。但我不是活在悲傷裡的人。洛莉才是。還有很多其他人也是。

作者是一位居住於加拿大雷吉納的得獎記者、創傷研究員與媒體評論家。曾在加拿大最大的新聞編輯室報導犯罪新聞達15年之久。她創辦了「Pickup C．mmunicati．ns」公關公司，致力於改變創傷倖存者和媒體互動以及被媒體影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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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頭前的二次創傷：嗜血新聞背後的真相與人性》
作者：塔瑪拉．雀莉（Tamara Cherry）
出版社：臺灣商務
出版時間：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