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辛吉:「作為歐洲人,我們知道所有人都活在一個連續的歷史中。這樣的歷史永不終結。」(As Europeans we knew that we were living in a continuous history. It never comes to an end.)
──Edward Luce〈最後的大戰略家:布里辛斯基與季辛吉可以教導川普甚麼?〉
往事從未消逝,甚至從沒過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
──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修女安魂曲》(Requiem for a Nun)
1969年,時值尼克森剛當選美國第37任總統;同時,中蘇雙方在邊界發生零星衝突與戰鬥。雖最終並未爆發全面性戰爭,但中蘇分裂局勢已然檯面化。彼時,尼克森與時任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討論後,決定主動出擊對中國伸出橄欖枝。由巴基斯坦政府居中斡旋後,季辛吉率先秘密訪華。接著就是一系列的中美友好互動,北京與華府都希望透過美中關係的緊密來孤立蘇聯。這個在「美中俄戰略三角」中,由美國發動的「聯中制俄」,後世稱之為「季辛吉戰略」;反之,在這個「美中俄戰略三角」中,由美國發動的「連俄制中」,則稱之為「反向季辛吉」(Reverse Kissinger)戰略。
從今年初美國中斷援助烏克蘭,川普與范斯在白宮公開與澤倫斯基互罵開始,全球媒體、智庫與論壇就出現大量川普團隊為了專心在東亞「對付」中國,因此準備放棄烏克蘭,藉此交換「中俄分裂」,以施行「反向季辛吉」的聲音。而且,這個「聯俄制中」戰略,對共和黨內部的「優先派」(優先回防東亞、優先對付中國)而言,聽起來再合理不過。但為何「反向季辛吉」會被認為不可能達成呢?
本文將從「反向季辛吉」的必然失敗出發;接著,再解釋為何「討論正反季辛吉與否」既是畫錯重點,也是與現實脫節;最後,則分析「作為一個臺灣人」,我們在臺灣應該如何觀察這波「反向季辛吉」的討論,以及當下可以做出哪些行動與準備。
「反向季辛吉」為何必然失敗?
一、俄羅斯天生的不安全感
基本上,無論哪本有關俄羅斯歷史或是地緣政治研究,都會將「莫斯科不相信眼淚」,歸因於俄羅斯領土幅員廣闊但缺乏地理屏障;因此,在歷史上經常受到歐亞大陸各方動盪局勢的衝擊。所以在立國精神裡,就有一種「脆弱的堅強」。這種立國精神影響了國民性格,一方面讓俄羅斯長成了一個「國強民弱」的國家;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一種由恐懼所驅動的「擴張主義」國家安全觀。
也就是將所有邊境接臨的國家視為潛在威脅。尤其在蘇聯解體後,前東歐國家(包含烏克蘭)更被俄羅斯視為西方世界對抗俄羅斯的武器。所以現在這局裡,放棄烏克蘭後,美國可能需要放棄整個東歐,甚至放棄北約,才能消除這種俄羅斯的「不安全感」。這對美國或歐盟國家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二、俄羅斯國家思想的反美本質
普林斯頓大學東歐與蘇聯史學者Stephen Kotkin就認為,構成當代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素,已經從斯拉夫主義與東正教,轉向一種「普丁主義」。這種以普丁為中心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論,建立在一種改寫俄羅斯國史論述後,所形成反西方、反民主(兩者加起來就是反美)的「神祕歐亞主義」之上。在普丁政府的支持下,俄羅斯國史將十三世紀莫斯科公國的故事,描述為一個「擊退西方十字軍與條頓武士」,並「迎戰東方蒙古人」,最終穿越中亞,在蒙古金帳汗國受到尊敬,因此成為俄羅斯大公的「新俄羅斯建國神話」。
在這個故事中,西方基督徒與東方基督徒(東正教)是仇敵,但更東方的蒙古人卻尊重俄羅斯人的主體性。所以對應到當代世界的俄羅斯,就是「與中國和解並不需要放棄自己的身份」,但「如果不與西方對抗,就必須放棄自己的身份。在這種反西方、反民主普丁主義的昂揚下,美俄連要和解都不大可能,更何況結盟?
三、獨裁者聯盟的私人情誼
《獨裁者聯盟》一書即有對普丁和習近平私人情誼的記載。根據作者Anne Applebaum觀察,普丁和習近平在兩人執政期間,會面多達42次(而且未來可能會持續增加)。這種獨裁者間的私人情誼,用個人兄弟的友誼降低了中俄雙邊執行「死道友不死貧道」策略的可能性。加上習普二人不斷在公開場合刻意的稱讚對方是「我最好的朋友」或「我親愛的朋友」。這種公開的政治宣示,加上共同的獨裁者身分、共同的威權崇拜價值觀,使雙方的「威權團結反美」顯得更為穩固。
四、俄羅斯與中國近代以來的「戰略夥伴關係」
「戰略夥伴關係」對俄羅斯與中國這些受到蘇聯外交術語所影響的國家來說,是一種國與國親疏遠近的指標。但因筆者不懂俄文,所以只能用中文的脈絡來理解這種關係。在這種僵硬的蘇式語言中,國與國的「夥伴關係」共分為六層。最低的就是「夥伴關係」,中間各種戰略夥伴、友好夥伴、全面友好夥伴、全面戰略夥伴、全天候戰略夥伴,族繁不及備載。但扣除最高等級的「世代友好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強調「天長地久」的關係基本尚未出現外。
次高的「新時代全面(全天候、全方位)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目前俄羅斯只和中國簽署,連俄羅斯和北韓也只有「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而少了「新時代」這個更深厚的詞彙。至於中國的「新時代小夥伴」,目前也只有俄羅斯、烏茲別克、匈牙利和南非。(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軍事同盟」仍比「新時代小夥伴」的「準軍事同盟」更高一級。因為中俄雙方曾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中蘇分裂後雙方不再續約。)
五、俄羅斯經濟與技術高度依賴中國
1996年,中俄雙方破冰,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雖然雙邊貿易額零星,但經歷改革開放多年,國內有強勁民生工業與基礎重工業的中國,逐步將產品與技術輸出至俄羅斯,協助俄國工業生產重回軌道。穩定俄羅斯經濟的同時,也重新塑造了一批支持中國政治風格與強人領導的俄羅斯中產階級,為普丁後來的永久執政發揮了貢獻。
2010年代雙方的貿易額從160億美元暴增5倍至780億美元,而且這還忽略了從週邊其他國家第三方轉口的貿易額;到2024年,雙方貿易額達到2,448億美元,中國也已成為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
且細究中間虛實,我們可以看出,現在是「俄羅斯需要中國,遠大於中國需要俄羅斯」。烏俄戰爭前,雖然中國軍備與航空器技術仍須自俄進口;但戰爭開打後,西方制裁讓俄羅斯國內製造業與科技業皆瀕臨崩潰。俄羅斯只能依靠中國提供高科技零件、半導體晶片;這樣才能持續於國內生產武器系統,並且將武器即時運用在正在進行的戰爭中。更不要說因為中國新能源車的大舉傾銷,已讓俄羅斯國內汽車產業潰不成軍。在西方持續的禁運下,未來俄羅斯國內的運具都會被中國所掌控。
從中國端來看,中國目前是俄羅斯最大原油進口國。但對一個被西方禁運的國家而言,俄羅斯原油交易早已從賣方市場變成買方市場,價格只能受制於中國開價;而且,莫斯科方面還只能滿手人民幣儲備,變相只能在經濟上跟中國抱團抱得更緊,再用人民幣買更多中國商品。
另一方面,因為「中國製造2025」強力發展太陽能,中國目前已是全球領先的綠能強權。若是再加上大量核能電廠的建設經驗,中國就算在整體能源戰略上對俄羅斯的依賴占比也是逐步調降。數十年來都沒有從俄羅斯到中國的新天然氣管建成,這也是中國走向能源自主不再依賴俄羅斯的象徵。
六、「反向季辛吉」是建立在中蘇已經分裂的前提上
回到1969年,中美蘇戰略三角的成形,關鍵還是在中蘇政治路線上早已分裂。而且,雙方爭奪共產陣營領導權以致水火不容,兩國甚至在邊境上已經爆發小規模軍事衝突。「季辛吉戰略」之所以可以發動「聯中制蘇」,就是在這個中蘇雙方已生嫌隙的前提上進行。
對照今日情境,中俄關係不僅沒有鬧翻,甚至在烏俄戰爭西方對俄持續制裁的情況下,中俄經貿、技術與軍事合作關係,以及普丁與習近平的私人情誼,都讓中俄兩國的關係,幾乎是毛澤東與赫魯雪夫鬧翻以後最緊密的(這幾天烏俄戰場上,烏軍才剛抓到幾個為俄軍打仗的中國傭兵)。在這樣的狀況下,「反向季辛吉」根本沒有任何施力點或是突破點。
更何況,就算今天中蘇因為某種「死道友不死貧道」的策略生效,讓普丁突發奇想的要推習近平去送頭,把西方世界的對抗焦點都轉移到中國身上。而且打了個如意算盤是,只要中國能消耗西方大量注意力,俄羅斯就能應付一個虛弱的西方;而且,也可以更穩固自己已然建立的勢力範圍。
但西方世界真的能持續「反向季辛吉」放任莫斯科在處理掉烏克蘭後、繼續處理摩爾多瓦,或甚至是歐盟成員的波蘭與立陶宛嗎?等到俄羅斯勢力範圍擴及整個東歐,難保西方世界會不會又出現「季辛吉戰略」要調轉槍頭去「聯中制俄」呢?
七、俄羅斯不可能加入北約
北約的存在,起源於冷戰時期西方陣營對共產陣營的軍事遏制。以美國為首協調歐洲國家組成共同防禦聯盟,防範蘇聯的軍事威脅。但在蘇聯瓦解後,原先受制於莫斯科的東歐國家陸續加入北約。在俄羅斯國內經濟面臨崩潰的時代,北約的任務從遏制俄羅斯的擴張野心,變成了綜合性區域安全的維護者,並且在南斯拉夫內戰與其他區域軍事衝突或人道危機中,扮演維和的角色。
所以,在1990年代至2000年前後,一度也有呼籲或邀請俄羅斯加入北約的聲音。但在這個俄羅斯國力或俄羅斯民族主義最為衰弱的時期,俄羅斯也沒辦法以一個普通國家的身分加入北約或加入歐洲。那反觀現在這個窮兵黷武的俄羅斯,就算「反向季辛吉」的「連俄制中」正式成形,但更不可加入北約的俄羅斯,始終還是區域範圍內的一大威脅。所以,這也讓「反向季辛吉」顯得更不可行。
討論「正反季辛吉與否」為何與現實脫節?
一、今日中國跟昔日蘇聯根本不是同一個量級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立特曾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這麼說不是為了否定歷史經驗的價值,而是要警告我們不該被模式化的歷史經驗所侷限。「正反季辛吉」爭論,假設1970年代的美國「聯中制蘇」與2020年代的美國「聯蘇制中」會有同樣的效果。這裡我們姑且不談時移境遷的各種複雜變化,單看今日中國與昔日蘇聯,就知道雙方與美國整體國力的差距根本不可同日而語。這種整體國力的差距,就讓美國在這個「戰略三角」的能動性大幅下滑。
根據最新一期《外交事務》刊載拜登政府時期印太沙皇Kurt M. Campbell與重要中國問題智囊杜如松(Rush Doshi)有關美國「低估中國」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經濟規模上,中國是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首強以來,唯一一個GDP超過美國70%的競爭對手。在製造能力上,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每個計畫經濟時期都有翻倍的成長。在「中國製造2025」以屆期的這個年分,回頭檢視中國的製造業KPI簡直駭人。若單看商品而不是服務,中國的生產能力目前是美國的三倍(而且超過後面九個國家的總合)。這種規模優勢,讓中國在軍事和技術競爭中能立於不敗之地。
細節來看,中國生產了全球近半的化學品、一半的船舶、超過三分之二的電動車、超過四分之三的電池、八成的消費無人機、九成的太陽能電池、太陽能板和關鍵的精煉稀土礦。中國擁有全球近半工業機器人安裝量(是美國的七倍),也有近二十年來最多的核能反應爐建造量。更別說傳統產業製造業的產量,中國的水泥產量是美國的20倍、鋼鐵產量是美國的13倍、汽車產量是美國的3倍、發電量是美國的2倍。中國自2000年加入WTO以來,不到30年的時間,在全球製造業占比,從6%到30%增長了五倍;美國則從30%減少了一半至15%左右。根據聯合國相關報告估計,再過五年,中國與美國的製造業占比差距將從30%對15%,增加到45%對11%。
軍事量體上,中國海軍總噸位數是世界第一,海軍規模已經比美國大50%(美國目前約有300艘海軍艦艇;中國則是435艘),且軍艦製造能力也是美國的200倍(預計在接下來五年內再新增65艘)。超高音速飛彈存量也是世界第一。若現代國家的戰爭就是總體戰與消耗戰,那中國無論在軍民兩大領域可供銷耗的產品都比美國還多。這早已超越從日本、德國到蘇聯以來過去美國所有的競爭對手。甚至軍事技術上,中國也已經突破航空領域的發動機障礙,實現「國機國造」累積達100多架第四代戰機。
所以持續把當代中國看成過去的蘇聯,並以此為前提去討論美國「是否正反季辛吉」要從「聯中制蘇」轉換成「聯俄制中」時;可現在的問題,根本就是美俄加起來的製造能力或艦艇數量也不及中國的加法問題。更不要說當年美蘇兩大陣營堅壁清野在經濟與軍事上的合作、互賴,甚至是鑲嵌遠不及今日中美關係。要處理的法律問題與實質問題更是高度複雜而多元。就這些觀點來看,「聯俄制中」非但缺乏現實感,更是完全簡化問題。
二、論陰謀詭計,川普團隊根本不是普丁的對手
若是從執行面來看「反向季辛吉」,真要派一個人去「聯俄制中」,不僅川普自己不是尼克森這種老奸巨猾的政客,川普團隊更沒有一個外交魔術師般的季辛吉。更遑論當初的「尼克森季辛吉體制」下,決策團隊縱使是小圈圈,但也是謀定而後動,有一套對外可以講得通的外交戰略。如今的川普團隊只有關稅,甚至在朝令夕改的貿易戰之外,「連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都沒有釐清。要說這是「多大一盤棋」?這種陰謀論恐怕連善於陰謀的尼克森和季辛吉都實在難以信服吧?
諷刺的是,找不出季辛吉也沒關係,但川普團隊派去跟普丁談判的,居然是川普自己的秘友,兼具律師身分的紐約地產開發商Steven Charles Witkoff。這位被《金融時報》稱之為「萬能特使」,既了解中東又深入莫斯科的談判小天才。或許他律師風格的談判技巧,可以在曼哈頓或台拉維夫發生作用;但面對普丁這種「朕即國家」、活於規則之上的獨裁者,他又有甚麼能力與之週旋呢?不看這些前提條件,就去談「反向季辛吉」,不啻在執行面上談了個寂寞。
三、季辛吉的戰略三角是一種全球主義,但「美國第一」是一種孤立主義
甫出版卡特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研究書籍的《金融時報》美國版首席評論家Edward Luce就認為,無論季辛吉或布里辛斯基,兩人與過去或現在美國外交決策圈學者與外交官的最大差別就是「歐洲經驗」。這點上,季辛吉曾經很詩意的描述作為歐洲人與美國人最大的差別,就是「歐洲人知道世界上所有人都活在一個連續的歷史中,而這樣的歷史永不終結」。這裡所說的「歷史」,是英文大寫的歷史。也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連續性的時間與空間綜合體。季辛吉為什麼特別強調這件事情?關鍵在美國特殊的地理條件與國情所影響的對外觀念。
對一群搭著五月花號逃來新大陸的清教徒後裔來說,舊大陸的事情就是別人家的事情。因為大西洋在空間上切割了美國人與歐洲人的連帶性,也剝離了美國史與歐洲(歐亞大陸世界)史的連結感。對古早時代的美國人來說,看不到就等於不存在;孤立主義孳生,管好自己就好也沒甚麼問題;但對現代美國人來說,若是缺乏「世界在美國誕生以前就是一個整體,現在的美國人更無法脫離這個整體」這樣的認知,那在兩次大戰的時代,或甚至接下來的冷戰裡,那就是毀天滅地的事情。
無論季辛吉或是布里辛斯基,兩位做為新一輪逃來新大陸的歐洲難民,無論提出的是甚麼樣的「對外大戰略」,做為國家安全顧問經常性要應付的不只是國際事務,有時反而是來自新大陸內部反反覆覆的孤立主義聲量。有趣的是,真正穿透所謂「現實主義」或「地緣政治」,看到「無論『正反季辛吉』,都是一種『反孤立主義』全球主義(globalism)」的,卻是一位揭發深層政府、強力支持川普的《紐約時報》賣座作家Lee Smith。
Lee Smith在保守派猶太雜誌《碑》(Tablet)的評論即指出,以「歐洲協調」為本的季辛吉,心中有的是一個全球一體的國際秩序理念;而這種國際秩序,是當代MAGA派強調「美國優先」論者想要廢除的。所以對川普團隊來說,若要恪守「美國優先」,美國人走到最後,必然是切割時間與空間後,孤立於新大陸上的一群人。這種狀況裡,根本不會有什麼「反向季辛吉」。因為季辛吉象徵的全球主義就是MAGA派孤立主義者必須推翻的對象。如此看來,在川普政府中去追求「反向季辛吉」自然是緣木求魚、脫離現實。
臺灣必須要認識的是?
一、就算「反向季辛吉」成真,我們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
事實上,多數有關「反向季辛吉」的討論,都停留在它的必然失敗,但卻很少人討論到萬一它真的成功了呢?若是從「正向季辛吉」來看,尼克森達成「聯中制蘇」的條件,其中一項就是美國減少對南越的支持,並且以談判來結束越戰。但在美國撤軍南越後,南越瞬間就被北越打殘,僅只四個月西貢陷落,美國沒有對南越提供任何協助。
所以若是「逆向季辛吉」確定實施,代價大概就是失去支援的烏克蘭,瞬間就被俄羅斯打殘。但成功的俄羅斯會不會因此放棄最大盟友中國倒向美國,這點卻沒人可以保證。甚至在俄羅斯成功得手後,先崩潰的是可能被放棄的中國,還是失去戰略信用的美國(或甚至自己戰略退縮的美國),這點更是令人悲觀。因為無論是失去戰略信用或戰略退縮的美國,對臺灣來說,都會是得獨自面對中國武力威脅的可怕場景。
二、「聯誰制誰」現在根本不是重點,「戈巴契夫時刻」才是
對當下的臺灣政府或臺灣人來說,這波「正反季辛吉」或「聯誰制誰」的討論,之所以是劃錯重點,關鍵還在於,季辛吉的時代,冷戰兩極體系的穩固出現鬆動,肇因於中蘇矛盾。但當代面臨瓦解的,卻不是在烏俄戰爭下,日益緊密的「獨裁者同盟」;而是川普執政下,以美國為首,不再重視共同利益與價值的自由世界。Kurt M. Campbell跟Rush Doshi,將現在這個時刻稱為「戈巴契夫時刻」,也就是當下的美國同盟,可能正在面臨類似蘇聯瓦解前夕的時刻。
所以對這些民主黨的策士來說,當下的重點就不是「聯誰制誰」;而是美國已經不是當年的美國,中國也不是當年的蘇聯。現在光靠美國自己甚至加上俄羅斯也不一定能抗衡中國。所以當下最好的方案不是再去喊虛幻的「美國第一」或「美國優先」;而是要好好收攏昔日盟友(歐盟與東亞),採取比拜登時代更重視盟友協調與合作的方式,才能在當下獨裁者同盟以反西方做為號召的情況下力挽狂瀾(中國幫助俄羅斯建立國防工業基地,伊朗向俄羅斯提供自殺無人機,北韓與中國向俄羅斯提供傭兵)。
也就是說,現在的客觀形式,並不能讓華盛頓好整以暇地討論是否採取「反向季辛吉」;而是北京已經拉緊自己的軸心小夥伴,準備利用西方聯盟的裂痕(特別是美國和歐洲間的裂痕)。
三、臺灣在當下可以做甚麼
雖然民主黨這次選輸了,但Kurt M. Campbell跟Rush Doshi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整個華府決策圈目前跨兩黨建制派的想法,也就是「承認美國自身不足之餘,更了解盟友和夥伴的重要性」。他們在最近研究中的建議是,產業政策上聯合盟國進行合作生產,共組供應鏈。所以,雖然MAGA派在美國國內的掌權或許會是民粹主義浪潮下的長久趨勢;但外交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做為一種專業,一定也會長久的與民粹主義式的「外行指導內行」長期週旋。因此,無論美國國內政局如何演變,臺灣都必須與美國兩黨專業人士維持友好關係,持續等待機會。
在產業上,臺灣產業界可以是美國「再工業化」的好幫手。當年中國改革開放時,是台商帶入了現代高效能的生產模式;同理,我們現在也還是可以做到,讓美國製造業品質向上提升。而在進入美國投資製造業或是加入美國主導的盟國供應鏈以前,政府就可以在出口管制法、採購標準、光學與半導體設備、零組件與技術出口上,與美國加速協商達成一致。並且積極促成一種美國優先對盟友開放市場,或少收關稅的「優惠多邊主義」。
在軍事上,臺灣必須主動證明自己做為盟友的價值,無論是兵工廠或是護城河,加強自身與美國的共同作戰能力,在控制系統、協調模式、組織訓練,乃至在非正式的狀態下加入聯合軍事演習。至少在美國再次轉向世界前,我們必須在「歐洲人在歐洲加強威懾,亞洲人在亞洲加強威懾」的原則下,增加自己的威懾能力。我認為,看清楚局勢的險峻,做好上述的準備,或許比惶惶不可終日的單純旁觀或跳進去吵架,都更有意義。
余自束髮以來,粗覽群書,獨好屠龍之術,遂專治之,至今十餘載矣。從師於南北東西,耗費雖不至千金,亦百金有餘。恨未得窺堂奧,輒無所施其巧。由是轉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與舊親故共賞,擊節而歌,適足以舉觴稱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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