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沒有最累，只有更累！：倦怠的文化史與精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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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麼累？

根據二○二一年發表的《東亞過勞報告》，國內因職業導致腦心血管疾病而提出申請職災補償的共有150件，在韓國則有1,168人因罹患腦心血管疾病而獲得職災補償，其中509人不幸喪生。這些補償個案只是冰山一角，過勞、職業倦怠或更常見的倦怠之普遍程度，恐怕遠超過這些個案數目。

倦怠和相關的身心症狀似乎已成為當代生活再常見不過的現象。有超過六百萬的美國人患有經常找不到確切病因、很難診治的「肌纖維疼痛症」（fibromyalgia）。一份以美國醫學院學生為對象的研究顯示，罹患身心症的比例為14.3%（其中男性比例約百分之六十），7.8%有頭部方面的症狀，顯示醫學院學生的學業和工作壓力是倦怠和身心症的主要因素。

拋開類似上述的調查報告和統計數據，不管你願不願意、自己到底做了什麼、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倦怠感就突然襲擊你的身心運作，讓你就是覺得提不起勁，什麼都不想做，有時候還會伴隨著頭痛、心悸、岔氣、暈眩、腸躁、疼痛的症狀。交通、通訊科技、工作和學業壓力、生活習慣、家庭、人際關係，無一不是倦怠的風險源。也有一種倦怠會穿透整個人的存在感，讓人對生活失去動力，覺得心力交瘁，看不見未來，不知道為何而活⋯⋯。這些都是再真實不過的感受，但我們不會、也不應該因此把倦怠神秘化。姑且不論倦怠是否已經成為當前的「時代病」，它總是和我們所處的社會、經濟和科技環境息息相關。那麼，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本書希望能提供一些思想途徑回應這個問題。

關於倦怠研究，首先我們會碰到詞彙翻譯的問題，主要是exhaustion、fatigue、burnout這三個詞彙所對應的中文。Exhaustion可以譯為「筋疲力盡」、「虛脫」、「榨乾」或（臺語）「沒糕」，同時涵蓋生理和情緒特徵；fatigue則為「疲勞」、「疲倦」或「勞累」，比較是生理或神經狀態；burnout是「職業倦怠」、「過勞」、「燃盡」，比較和職場勞動有關。這些翻譯都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像德文Müdigkeit，翻成英文可以是fatigue或weariness，也有被翻成burnout。本書比較常使用中文語彙的「倦怠」，在原來外文的脈絡裡比較接近exhaustion，但是其實都可以同時指涉fatigue和burnout，在本書的討論中，讀者也會發現這些隨著上下文脈絡不同而交替出現。

《牛津辭典》字面上定義的exhaustion，大概就是「榨乾」、「抽光」的意思，能量和力氣被榨乾，當然就是中文語境裡的「倦怠」，這也指向某些情感和精神狀態，厭煩、幻滅、無感、無助、欠缺動機等等，都是倦怠常見的症狀。倦怠也可能是不安、躁動、過度刺激的結果。在醫學史的發展過程裡，倦怠也和包括憂鬱、神經衰弱（neurasthenia）、神經質（neuroticism）、歇斯底里（hysteria）、過勞（burnout）、慢性疲勞症候群（CF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之簡稱）產生交集。倦怠研究代表性學者之一的薛芙納（Anna Katharina Schaffner）這樣定義倦怠：「倦怠大多指有限度的（通常是無法再生的）資源像被吸血鬼榨乾或是有害的消耗，讓一個原本運作良好的人、物、系統或場域進入一種耗弱或無法運作的狀態」（Schaffner, Exhaustion 7）。這樣的定義換到中醫的脈絡，大概會變成類似「氣血虛弱」的說法。薛芙納的吸血鬼比喻寓意深遠，畢竟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吸血鬼小說的出現和流行與現代工業社會內部的一些社會不安和焦慮密切相關。

現行的臨床醫學除了用藥之外，也經常使用倦怠相關的量表、預防和緩解的建議，市面上也頗多這方面的自助書籍，傳授包括瑜伽、冥想、芳療、正念等身心靈修復的秘訣，而這些修復的知識與技能也被作為改善人際關係、職場管理、提升工作和生產效率之用。疲勞或倦怠之所以成為引起關注的學術和臨床問題，主要原因在於休息或許多修復的方法都無法發揮效用，至少短期內看不到效用，日常生活和幸福感長期受到嚴重干擾，有時甚至簡單的勞作或活動都困難重重。當然，何謂「長期」需要臨床上的界定，一般臨床醫學認定持續超過一個月就已經是值得重視的警訊，長達六個月以上就符合「慢性（或重度）疲勞症候群」（簡稱CFS），或稱「肌痛性腦脊隨炎」（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 ME）。CFS經常伴隨著癌症、多重硬化、免疫不全、病毒感染和其他疾病發生，但是現今的醫學知識還無法解釋確切的病因。

不同社會和文化傳統自然會發展出表達、理解和應對倦怠的不同方式，暫且拋開exhaustion, fatigue, burnout這些詞彙跨語種轉譯的問題，本書選擇「倦怠」作為核心詞彙，純脆只是基於使用的便利考量，但會依照使用的情境或上下文脈絡做必要的調整：「倦怠」涵蓋的面向最為廣泛，CFS （「慢性疲勞症候群」）和burnout（「過勞」或「職業倦怠」）則分別對應具體的臨床和職場脈絡。整個來說，本書希望能開展出跨歷史和跨學科的倦怠研究視野，呈現倦怠身心、醫學、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同面向。

讀者在本書後續的章節（特別是第一部第一章）裡，將會發現各種倦怠的解釋和診斷模式，主宰不同的歷史階段，成為人們理解和回應倦怠的不同依據，當中最主要的莫過於生理和心理解釋模式的拉扯，持續影響有關倦怠的論爭。讀者也會發現，倦怠對存在感產生深刻的影響，經常與厭煩、無力與無助、憂鬱與悲傷、絕望、虛無等感受糾葛在一起。我們因此很難單純從內科、內分泌或精神科等單一的醫學部門解釋、診斷乃至於治療倦怠，而是會看到倦怠總是鑲嵌在複雜的症狀群之中，與之相伴的症狀、詞彙和敘述都可能因時因地而產生變化。

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

本書的主旨之一是考察我們是如何走到這個倦怠成為普遍現象的時代，這樣的任務姑且可以——借用具有尼采－傅柯色彩的詞語——稱為「現時系譜學」（genealogy of the present），目的在於揭露各種隱藏或深層的脈絡與衝突，藉此重新評估當下的現象與經驗。後續的章節都會有更多細部的討論，在此導論僅提供讀者一些概括性的描述。

我們如何走到這個令人疲憊不堪的時代？倦怠必然牽涉到心靈、身體與環境間的複雜關聯，人類學者、歷史學者、社會學家和文化評論者把歷史過程中的各種倦怠症狀的擴散，包括神經衰弱、歇斯底里、憂鬱症、慢性疲勞症候群（CFS）等等，歸因於「現代社會及其不滿」。工業化、都市發展、官僚體系、自動化生產、快速的交通運輸和生活節奏都被看成是病因，當代的金融資本主義與數位科技、更緊迫的資本競爭、更彈性化的勞動模式等等，似乎也都是倦怠的催化劑或加速器。這樣的判斷理由在於人類的身心能量有限，現代社會的各種認知、情緒、時間和移動的要求和壓力大幅增加，耗盡個人有限的能量。

從一個宏觀的歷史角度來說，倦怠仿佛歷經各個不同生命階段，在不同時代表現不同的樣態，倦怠的研究與診治也經歷了一連串的「典範轉移」，從早期的機械反射理論，到婦產科、內分泌學和免疫學，再到精神分析、心理學和神經內科，在在顯示倦怠相關的身心症狀神秘不可捉摸的本質。這些醫學知識體系與實作牽涉到對於病症的定義、分類、診斷與治療，各自有其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條件。對於倦怠的理解不可能脫離醫學，但是我們不可能把它簡化成只是身體或器質性的問題，如同我們也不應該這樣理解精神疾病。有關於倦怠，或範圍更廣的病痛，即便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醫學治療，但是必須關注整個「醫學化」（medicalization）的過程。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把倦怠理解為各種人員、話語、行動和權力建構的結果，就是一種「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甚至從哲學的層次來說，受苦或痛苦都必然是社會性的。即便各種類型的倦怠在當前的時代裡相當普遍，倦怠作為一種社會受苦或健康的問題不見得已經獲得重視；它在整個醫療體系分工的地位仍然妾身未明，不僅需要長期追蹤，更需要跨科別整合性的診斷和治療。當我們把倦怠視為一種社會受苦，我們更需要像當代最重要的醫學人類學之一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強調的，它沒有「主宰敘述」（master narrative），不是系統性的概念化思考所能涵蓋，應該要更脈絡化，更貼近病痛主體的敘述和實際的社會生活（Wilkinson 274）。

就醫學臨床診斷和治療而言，即便職業倦怠、CFS和憂鬱症有不小的相關性，仍會被區分出各自的症狀。但如果把倦怠當成一種「社會受苦」，一種社會學或醫療人類學的研究課題，醫學上的定義、區分、等級、量表等等，顯然不會是唯一依循的準則，也不會要對「生病」或「健康」、「正常」或「異常」做出明確的區隔。畢竟情感總是顯示個體和環境的關聯，過勞必然意謂著個人身心、生活、工作與社會環境間的衝突。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Nike的招牌Just do it!象徵當前主流的社會氛圍或大眾心理：「做了就對！」，在購物和旅遊消費、生活方式、生涯規劃、言論表達、性取向、身體與服飾展演、行為和道德規範等等層面「做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詞彙來說，這是一個「禁制性的」（prohibitive）超我讓位給「放任性的」（permissive）超我的時代，「自主」和「個人責任」取代「順從」成為主流的社會價值。當代新自由主義更強調彈性、效率與競爭，對個人專業技能、自我投資與管理的要求也更高；個人的責任感與成就的壓力提高，自我剝削的程度也加深。從這個角度來看，（職業）倦怠突顯個人的努力得不到回報，或者個人的慾望、追求和滿足出現嚴重落差。當代文化的走向把個人的自我滿足和實現提升到中心的位置，但另一方面「競爭」成為人際互動和社會關係的主要動力，如何提升自我在各方面的競爭力變成人生要務，一種內化的社會壓力，耗盡個人內在的能量與資源。

當然，同樣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也會行銷各種身心修復和避免倦怠的生活方式、商品和社會價值，包括運動、瑜伽、旅遊、許多自助手冊、「心靈雞湯」或「正念」技術和課程，放鬆、享樂和自我覺察儼然成了社會命令；人們深怕自己被負面情緒所苦，變得更敏感、更焦躁、更脆弱。「彈性」如何成為一種治理和規訓的力量，自我管理與療癒如何像是一種惡性循環反而帶來更多壓力、焦慮和倦怠，情感資本主義和療癒文化何以是問題而不是解答，這些都已是「精神政治」（psychopolitics）或「神經政治」（neuropolitics）的重要課題，我在本書第二部會特別從包括史蒂格勒、貝拉第、易洛斯等當代哲學家的著作深入探討。

倦怠是再普遍不過的經驗，只不過是倦怠的症狀總是體現了不同歷史階段中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甚至宗教情境，若說倦怠是一面社會的鏡子一點都不為過。倦怠曾經在歷史上被視為體液失調的症狀，也曾等同於「怠惰」，是一種道德上的罪過。在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社會裡，主流輿論和社會價值觀傾向傾向把問題個人化。倦怠顯示一種意志力的耗弱或欠缺，反映不良的生活習慣，或是時間、生活、事業甚至生命管理失敗的結果。倦怠被歸因於身體或心靈、社會、經濟或科技發展不同的因素，連帶也影響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和醫治（英文的treat在這裡一語雙關）倦怠者，把他們看成是無辜的受苦者或是拖累生產和經濟效益的魯蛇，就像大學對待沒有達到限期升等的助理教授的方式。

倦怠的難題其實也是「健康」、「滿足」、「幸福」和許多存在的問題，畢竟倦怠經常糾葛著失望、無助、困苦、失落甚至絕望的感受，脫離不了人們的真實生活經驗、政治和經濟狀況、歷史事件等等。這也意謂著，面對倦怠如同面對精神受苦或健康的問題，最先需要避免是醫學或身體化約論，也就是把它們簡化成身體、醫學技術、用藥和治療的問題。更複雜也更艱難的是，有關倦怠過於果斷的判斷、歸因和解方（例如琳瑯滿目的能量飲、營養補給品、情緒管裡和正念課程等等），會不會是一種精神政治的管控，頗值得我們審慎以對，如同是焦慮早已是醫藥工業龐大利益的來源。

作為社會溝通與受苦的身心症

醫學的臨床診斷將病人的身體和感知切割成片段並試圖加以統整，囑咐病人該注意或忽略什麼、該和自己的身體維持什麼關係；這不僅是介入、建構病人的身心狀態，也是在形塑他們的生活態度和常規，以及和周遭環境的關係。臨床診治事實上也是一種社會中介的過程，確認正常和異常的區別，目標是將病人重新納入社會網絡。這樣的過程也關係到病假和相關補貼、保險給付、醫療照護等相關資源（Stone and Hooker 49）。當然我們同時也必須意識到，這樣的醫療網絡是利益導向的醫藥企業爭食的大餅，醫療人權和疾病受苦的社會心理因素都可能因此被漠視。

在肯定醫療救治的必要性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身心症或與倦怠相關的症狀經常受到醫生的懷疑和誤診。舉例來說，「肌纖維痛症」（Fibromyalgia）就經常被誤診為關節炎、肌風濕病、憂鬱症、焦慮、疑病症等。身心症長久以來在各種醫學文獻、文學作品、社會觀感等範疇被建構成具有「欺瞞的」特質，是看似（但其實不是）身體損傷的心靈想像投射。疼痛變成了一種面具，遮蔽自我、創傷或出問題的社會與權力關係之中的受苦（Stone and Hooker 42）。對於身心症的懷疑很難消除，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類似肌纖維痛症或其他類型的疼痛經常沒有明確的病因，不被當成一個確切的病理類型。此外，自十九世紀後末期以來，身心症在醫療文化中就被認定與各種精神幻疾有關，即便時至今日還是沒有完全脫鉤。慢性疼痛也還不是一個被嚴肅看待的類別，結果就是病人的主訴經常被當作欠缺事實基礎的主觀感受（Rubanovich 23-24）。病人可能會拒絕接受醫生的診斷，堅稱自己是沒有精神疾病的正常人。他們需要醫生確認他們即使意志夠堅強還是無法消除疼痛，而醫生自然不可能完全滿足病人的這種要求或期望。於是病人感到灰心失望，導致「逛醫生」（doctor-shopping）的現象在身心症患者裡愈來愈普遍（Stone and Hooker 24），他們希望能藉此為他們的受苦找到不同的解釋和證明。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檢測結果顯示正常，病人不顧一切地再繼續找尋其他答案（O’Sullivan 9）。

經常伴隨著身心病出現的疼痛和倦怠都同樣是普遍性的人類存在經驗，人們如何感受、表達和回應疼痛則是依照不同的醫學知識和實踐、社會文化背景（包括身分認同、性別角色、家庭背景、職業等）而有所差異。神經系統模式的流行增加了人們對於疼痛的理解，疼痛的案例也同時明顯增加。心因性疼痛一直以來都無法確切定位，乃至於有時候病人痛到受不了會要求醫生乾脆為他們截肢。如同在慢性疲勞的個案裡，女性罹患心因性疼痛的比例似乎比男性高出許多，疼痛與性別差異的關聯也已經是現今醫學、公共衛生和勞動政策研究的重要議題。從更根本與更批判的角度來說，我們需要反思醫學理性，更深刻理解主流醫學模式在身心症診治上的侷限。

許多研究文獻都指出，身心症患者像是在測試醫生的耐心，他們可能會用前後不一、紊亂的敘述抗拒醫生的建議。身心症作為一種臨床上的問題，一直以來都糾葛著挫折、對立、痛苦、反抗、責難和不確定性。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只能悲觀地認為身心症的診治註定失敗嗎？會不會這些狀況反而是契機，是敘述、詮釋和尋找意義更強大的驅動力？會不會沒有穩定性格和情緒的角色、沒有直線情節發展、衝突，最終也沒有解決的身心症敘述，也就是並非我們原先期待的「理想敘述」，才是最真實的（病痛）敘述？當我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我們也已經踏入晚近漸漸受到重視的「敘述醫學」（narrative medicine）。用最簡要的方式來說，敘述醫學透過文學詮釋的方法，仔細推敲過程中的不同故事中的細節、模式和主旨；敘述醫學強調傾聽的重要性，培養出臨床情境中雙向互動的醫病關係（Rubanovich 12）。

在敘述醫學——也是醫學人類學和醫療人文學——的框架裡，我們所談的已不再只是（客觀分類與特性的）「疾病」（disease），而是「病痛」（illness），強調個人生理和心理經驗的詮釋。這必然需要面對個人和群體的埋怨、恐懼、挫折感甚至恥辱（Kleinman, Illness Narratives 4-5），不再受限於實證醫學客觀性的臨床診斷與治療，轉而更關照生病的真實經驗的人際關係、社會和文化意義。諸如芮德利（Alan Radley）的《病痛的作品：敘述、繪像與重大疾病的社會回應》（Works of Illness: Narrative, Picturing and the Social Response to Serious Disease, 2009）、弗蘭克（Arthur W. Frank）《受傷的說書人：身體、病痛和倫理》（The Wounded Storyteller: Body, Illness, and Ethics, 1995）和其他敘述醫學的代表性研究都有助於我們理解病痛主體如何以以碎片般的病痛敘述，體現他們的重建自我和生命秩序的痛苦掙扎。不悅、倦怠、疼痛乃至於涵蓋更廣的病痛多少具有不可言說的特性。當我們這樣把身心症看成社會受苦，我們需要的不只是醫學體制的基礎設施和資源，更需要情感和道德支持。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臺灣人文學社理事、高中哲學推廣教育學會理事，研究領域包含當代歐陸哲學、精神分析、恐怖文學、生命政治、後人類等。近期著有《閱讀生命政治》（2021）、《跨界思考》（2017）、《附魔、疾病、不死生命》（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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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沒有最累，只有更累！：倦怠的文化史與精神政治》
作者：黃涵榆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時間：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