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分身：與陰謀論者交鋒的鏡像世界之旅》

241

鏡中的納粹

某天晚上，當卡車司機在國家的另一邊打雪仗時，我決定看一部影集，希望幫助我理解這些奇怪事件：HBO的四集迷你劇《白色殲滅》（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片名直譯為「消滅所有野獸」），海地電影製片人拉烏爾・佩克（Raoul Peck）的作品。紀錄片娓娓道來，深思熟慮，留給觀眾很多時間思考。在某個時刻，身兼旁白的佩克說：「這部電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這無疑是一個跡象，顯示陰影之地敞開更多裂縫，更多的祕密和幽靈正在逃離他們的葬身之地。

佩克較早的電影—包括《盧蒙巴》，描述剛果解放領袖暨總理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被暗殺的故事；《我不是你的黑鬼》（I Am Not Your Negro），描述詹姆斯・鮑德溫的人生和思想；以及《馬克思：時代青年》（The Young Karl Marx）—他解釋，每件作品都是一則暴力的故事，關於我們的世界如何誕生。現在佩克正在尋求一個貫穿這些篇章的統一理論，試圖找出一種世界觀，將歐洲殖民者在美洲拓荒並得以掠奪非洲，與在美國建立種族隔離的各種殺戮、大屠殺、政治暗殺縫在一起。

佩克說，「這一切的基礎」包含在他選擇的片名，靈感來自一九九二年瑞典作家斯文・林奎斯特（Sven Lindqvist）的著作《消滅所有野獸》，而這本書的書名又是來自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一八九九年首度出版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當中一句決定性的話，描述中非殖民地象牙貿易的故事。康拉德引用許多歐洲人前往「教化野蠻人」的例子，以此作為伸張土地、財富和身體權利的高尚藉口。不可避免地，這種教化衝動驅使歐洲人盲目消滅原住民—一旦一群人認為他們在生物上比所有其他人優越，就預示這個結論。

「消滅所有野獸」這句話代表凶殘、毀滅的衝動，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自身利益。正是這種至上主義心態，不僅認為民族和文化的徹底滅亡是進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因素，而且視為人類演化有益的階段。在康拉德的小說《救援》（The Rescue）中，崔佛先生解釋：「如果劣等種族必須滅亡，那也是一種收穫，是社會朝著完美邁出的一步，而進步的目標就是如此。」這是一種讓整個大陸淹沒在血液中的心態昇華，而在加拿大，在那些擁有祕密墓地，所謂的「學校」中，確實發揮作用。在這種心態下，種族滅絕不是犯罪，只是一個困難但必要的階段，是受到神（對信徒而言）或達爾文（對理性主義者而言）祝福的階段。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寫道：「在未來的某個時期，以世紀衡量並不遙遠，人類文明的種族幾乎必定會消滅並取代全世界野蠻的種族。」如果有「大取代」理論的話，就是這個。

我沒料到的是，我發現佩克的作品是一個分身的故事。他的理論是，主流論述對於希特勒和納粹大屠殺，視為極端熱衷死亡，而且找不到歷史先例—其實完全錯誤。佩克反而主張，大屠殺的本質與歷史上蹂躪其他大陸的暴力殖民意識形態相同，儘管是強化和濃縮的方式。當時的納粹將那樣的意識形態應用在歐洲本身。《白色殲滅》的核心觀點是，希特勒這個二十世紀最受鄙視的惡棍，不是文明、民主西方邪惡的「他人」，而是影子、分身。這麼說毫不為過。他的靈感來自林奎斯特的論點，消滅心態是「歐洲思想的核心……總結我們大陸、我們人類、我們生物圈的歷史，從全新世（Holocene）到大屠殺」。

佩克和林奎斯特訴說的故事不是從美洲開始，而是早於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焚燒異端、血腥驅逐猶太人與穆斯林的世紀。然後，這個故事跨越大西洋繼續：對美洲原住民大規模的種族滅絕，接著是所謂「瓜分非洲」期間的屠殺，最終在納粹掌權時又回到歐洲。這種視角挑戰二次大戰的常見敘事：英勇的反法西斯同盟國對抗殘暴的納粹。毫無疑問，擊敗希特勒並解放集中營，不論來得多遲，都是現代最正當的勝利之一。然而，讓這段歷史更加複雜的是，希特勒多次公開談論並書寫，自己種族滅絕的靈感來自英國殖民主義和北美建立的種族階級。

例如，一九四一年，希特勒曾說：「集中營並非德國人發明，而是英國人創造，用來逐漸摧毀其他國家的意志。」這句話帶有政治宣傳的意圖，但其中也包含部分事實。集中營確實出現在許多殖民背景中，例如：西班牙人在古巴設立集中營；德國殖民者在西南非大規模迫害赫雷羅人（Herero）和納馬人（Nama）；布爾戰爭期間，英國人在現今南非設立的集中營裡，數以萬計的俘虜因疾病橫行而喪生。在希特勒開始以「種族保健」之名大規模殺害基因「劣等」的人群之前，早在一八六六年，英國皇家海軍司令貝德福德・皮姆（Bedford Pim）就在倫敦人類學學會上談到殺害原住民，「大屠殺中蘊含仁慈」。

這種影響延續至近代與當代。例如，當漢斯・亞斯伯格以及德國和奧地利的醫生開始決定哪些身心障礙者「不值得活著」時，他們深受美國影響。一九○七年，世界上第一部強制非自願絕育的優生法在印第安納州通過，隨後很快擴展至其他州。透過這些法律，美國優生運動為數以萬計的潛在父母提供「偽科學」的理由，強迫他們接受絕育，因為他們的基因被視為對整個族群的威脅。而這個計畫內含的偏見，即是假定盎格魯和北歐血統的智力更為優越。納粹正是基於這個先例，並加以擴大，在統治期間約有四十萬人被迫絕育。然而，納粹在這方面的「創新」，僅是規模和速度，而非概念本身。

詹姆斯・懷特曼（James Q. Whitman）在二○一七年出版的著作《希特勒的美國模式：美國與納粹種族法的誕生》（Hitler’s American Mo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Nazi Race Law）詳細記錄納粹從美國得到的許多靈感。在耶魯大學法律系任教的懷特曼指出，美國為了剝奪特定族群完整的公民權利而扭曲法律，啟發一九三五年的紐倫堡法。該法剝奪德國猶太人的公民身分和政治權利，並禁止雅利安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性行為、婚姻及生育（即《第三帝國公民法》和《德國血統和德國榮譽保護法》）。納粹研究美國針對黑人和原住民的法律隔離制度，並以此為模板設立猶太人聚居區；此外，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也是他們重要的靈感來源。

最根本的是，許多納粹分子深受美國邊疆神話啟發，成為熱衷的信徒。這種神話假設西進，並占領更多土地以供定居，是應有的權利。對德國人而言，這個比喻便是Lebensraum，即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空間。希特勒將這個概念轉化為向東擴張、征服並占領土地的必要條件。就像美國西部的土地被視為歐洲移民的合法領地，卻被原住民占據一樣，德國認為斯拉夫人和猶太人是東部土地的「阻礙」。希特勒讚揚歐洲移民「將數百萬紅皮膚的人槍殺至數十萬」，並宣稱輪到德國在自身邊境進行清洗和大規模遷移。

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說：「任務只有一個：把當地居民視為印第安人，引進德國人來實現這片土地的德國化。」同年的某次談話他說：「在這件事上，我將冷血地直往前走……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吃麵包的德國人，會因為生產這塊麵包的土壤是拿劍奪取的想法而折磨自己。我們吃加拿大的小麥時，也不會想到被掠奪的印第安人。」談到他對烏克蘭糧食的所有權時，希特勒開玩笑說：「我們會給烏克蘭人圍巾、玻璃珠和殖民地民族喜歡的所有東西。」

納粹認為，在他們占領的土地上，部分居民適合被奴役勞動，但猶太人被視為毫無價值，因此面臨滅絕，部分原因是為了騰出空間給德國人定居。隨著戰爭持續，死亡的規模和速度達到前所未見的程度—過去從未有人建造毒氣室或火葬場，並日復一日用來消滅大量人口。然而，儘管納粹的屠殺狂潮將國家支持的仇恨推向極端，以奪取土地為目的的種族滅絕並非希特勒首創。林奎斯特指出：「奧斯威辛集中營只是滅絕政策的現代工業應用，歐洲人在統治世界時早已倚賴這種手段。」但他也寫道：「當這些黑暗行為在歐洲中心重現時，卻無人識破。沒有人願意承認那眾所周知的真相。」

這麼說並不正確。當時，幾位主要的黑人知識分子已經清晰察覺其中的相似之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之後，杜博伊斯（W. E. B. Du Bois）出版著作《世界與非洲》（The World and Africa），寫道：「納粹的暴行—集中營、大規模的殘害和謀殺、玷汙婦女或褻瀆兒童—並非新生的事物。在不久之前，歐洲的基督宗教文明就曾以統治世界的優越種族之名，針對全球的有色人種實施，用以維護自認的優越地位。」不同的是，這次被視為劣等種族的是歐洲同胞。

馬提尼克（Martinic）出身的作家暨政治家艾梅・塞澤爾（Aimé Césaire）在《殖民主義論》（Discourse on Colonialism）控訴歐洲人先容忍「納粹主義，才讓納粹主義傷害他們」。在這些方法回到歐洲土地之前，「他們對此開脫罪責……他們對此視而不見，合法化，因為在此之前，只適用於非歐洲民族」。塞澤爾相信，對同盟國來說，希特勒犯下的罪行是，他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所作所為，「在此之前專門為了」在外國土地上被殖民的非白人。但從加勒比海人的角度來看，這一切都是同一個漫長、連續、蜿蜒的故事。

塞澤爾明確表示，在他看來，希特勒不只是美國和英國的敵人—他是他們的影子、他們的雙胞胎、他們扭曲的分身：「是的，值得從臨床上詳細研究希特勒和希特勒主義所採取的步驟，並向二十世紀文明、高尚、基督教化的資產階級揭示。在他們毫無自覺的深處，住著一個希特勒。希特勒就是他們內心的惡魔。」

作者為國際暢銷作家，代表作包括《天翻地覆：資本主義vs.氣候危機》、《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No Logo》、《不能光說NO》、《刻不容緩》，以及《拿回我們的未來》（合著）等書，已被翻譯成超過三十五種語言出版。

---

書名：《分身：與陰謀論者交鋒的鏡像世界之旅》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時間：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