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臺灣民主化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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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主化與「走鋼索的人」李登輝的鬥爭——諦觀「憲政改革」的政治過程

１「向若林詢問選舉評論」——與李登輝的第一次接觸

迎向臺灣政治的激盪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蔣經國容許在野黨民主進步黨成立，自此臺灣的政治便進入動盪期。彼時取得東大助教授職位的我，在每個動盪的階段都被要求撰寫時事評論性的文章，與此同時也為自己的學術性臺灣政治研究打穩基礎。

此處先整理臺灣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史。自一九七九年底的美麗島事件起至一九八六年民進黨組成為止，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體制的動搖期。之後歷經一九八七年解除長期戒嚴令，依據憲改後的《中華民國憲法》修正政治制度，基於此實施國會的全面改選等過程，到一九九六年初實施首次總統直選的民主政治體制最終成立為止的十年期間，則是從威權主義體制走向民主體制的轉型期，也就是民主化期。一九九六年之後則是後民主化期。

民主化期之所以是政治的動盪期，不僅因為在新規則下舉行國會與總統選舉，政治菁英發生一次大整編，還與獨裁者之死引發國民黨內政治動盪相互重合。

蔣經國做出讓政治開始自由化的重大決定後，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過世，死因是長年的糖尿病。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接續蔣經國剩下的任期，果不其然導致國民黨內爆發激烈的權力鬥爭。

從後見之明來看，前文介紹的蔣經國死後副總統李登輝成為掌握實權的領導，也就是「李登輝＝沙達特論」確實言中，但理所當然一開始並不能預見這樣的結果。身為本省人，僅是蔣經國時代國民黨體制中的從屬菁英，這樣的李登輝即便依憲法規定成為總統，究竟能否掌握實權？若能，又能掌握到什麼程度？他將會如何運用這樣的權力？從一九八〇年代末起至一九九〇年代中期為止，這段後蔣經國時代，國民黨內權力鬥爭的歸趨，與已經打開突破口的民主化走向，持續著相互彌合的政治過程。

當然，我身為一介學者只不過是個外部的觀察者。即便如此，還是與在臺灣政治中存在感迅速提升的李登輝有了少許接觸。

錯失見面的機會

前一章提及，在我還是助教時，有前輩學者想為我介紹還在擔任臺北市長時的李登輝。試著重新整理一下記憶，該位學者是山田三郎老師（當時擔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山田老師是農業經濟學者（主要著作《亞洲農業發展之比較研究》），應該是與同為農業經濟學者的李登輝在國際會議的場合認識彼此，雙方大概是也可藉日語進行學術性對話的關係，對於我這種學者預備軍的後輩，寫封介紹信之類的應該沒什麼問題。

獲得介紹的時期大約是在一九七九年秋。推估是在我也加入的亞細亞政經學會的年度大會上。隔年（一九八〇）春假，我計畫著時隔七年的第二度訪臺，此時正是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我雖對同時代的臺灣政治產生關心，但尚在初步階段，缺乏拜會臺北市長的內在動機。對臺灣政治的關心，在第二次的臺灣旅行中才終於確立。

只是，逃脫的魚總是最大的（得不到的總是最好的）。先不論見面後會談論什麼樣的話題，若能在李登輝成為最高權力者之前，親身感受那位被司馬遼太郎形容為「宛如用剛從山上伐下來的大樹，粗略地雕刻了眼鼻似的」（《台灣紀行》）的人物所散發出的氣場，或許我也會變得有所不同。年輕時即便視野有限，但感受力則格外敏銳，若當時能夠積累下這種無法以言語形容的感受，說不定之後對臺灣政治會擁有更寬廣的看法，至今我仍如此認為。

第一次的接觸是透過間接的問答

當我開始集中心力於同時代的臺灣政治研究後，才出現與李登輝的連接點，而這是錯失首次機會十年之後的事情。實際上，此事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東京大學出版會〔編注：中文版於二〇一四年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中，曾以註釋的形式披露過。因為判斷此時已是李登輝從總統退任八年後，即便公開也不會有什麼問題。這個連接點發生的時間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臺灣最後的增額立委與縣市長、縣市議員三合一選舉之後。此處先原樣引用該註釋。

「一九八九年底，筆者於結束現場觀察後回國，得知當時的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處副代表鍾振宏於筆者出國期間，不斷來電留言希望能會面。與他聯絡上並碰面後，才得知他接到總統李登輝本人的電話指示，希望能聽聽筆者對此次選舉的評論。筆者於是表示，鑑於國民黨掌握媒體，並擁有民進黨所無法比擬的組織力量與財力，總得票率不到六成，事實上可謂慘敗。」（前揭書，日文版四三一頁、中文版二六一頁）

鍾振宏氏是從政府的宣傳系統一路爬上來的人，李登輝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鍾氏擔任新聞局長。在當時的外交系統中算是少數李登輝的心腹。因此，透過鍾氏收集情報可說等同於藉由李登輝個人管道進行情蒐。掌權者除了從政府、情報機構、黨等官方途徑獲取情資外，同時經常也會利用個人人脈從其他管道收集情報。許久之後筆者才得知，此時李登輝也詢問了美國的觀察家的見解，因此我屬於這種情蒐管道底下的其中一人。

面臨迫近的重大政治時程

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此時期李登輝被迫做出極為重大的政治決斷。我在前述二〇〇八年的著作中推測，「最遲到一九八九年底選舉之後，李登輝才較具體地決定與反對力量再度交涉，以推動民主化」，其根據之一即是前文引用的附註。

接續在任內過世的蔣經國，李登輝的總統任期至一九九〇年五月為止。在此前的三月，國民代表大會將舉行正副總統選舉，其中除了多數延續舊制未經改選的「萬年國代」，還包括透過「增額選舉」產生的少數代表。此外，在此之前，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也將先行決定國民黨內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在此重大政治時程之前，國民黨政權內的各派系中握有影響力之外省人也開始行動，進入後蔣經國時期不久，國民黨要員之間相互牽制的均衡行將崩毀。同時，在野黨民進黨面對從蔣經國末年至逝後不久制度化之「附加限制的自由化」（新成立政黨不得主張「臺灣獨立」）以及緩步的政治改革（以發放退休金促其自發性退職的形式來解除「萬年國會」）感到不滿，此外，對於把憲法的重要條款束諸高閣，長期以來作為治安法治依據的嚴苛《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依舊未被廢止的狀況，更是大感不悅。這種狀況從戒嚴令解除後臺北街頭陸續、不斷出現各種高舉政治、社會改革要求的遊行、集會即可清楚看出。

決心成為「實權總統」

一九九一年夏季左右，許水德以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身分赴任，筆者聽到他以日語發表評論，稱李登輝是「赤手空拳進入總統府」。在外省人看來，李登輝不過是蔣經國基於政治戰略提拔的本省人從屬菁英。一如前述我的推測，反對勢力不滿蔣經國掛保證的溫吞改革，李登輝若打算與他們進入二度交涉，就不能僅成為外省人菁英為他設定的「暫時總統」、「傀儡總統」，而必須是自身擁有獨自交涉能力的「實權總統」。為此對決的時刻迅速迫近。若強加忖度李登輝的內心，那應該是「從清水寺的高臺上一躍而下」（清水の舞台から飛び降りる，下定決心豁出去做）的決心。不過，如果沒有此時的決心，也就不會出現日後被讚為「民主先生（Mr. Democracy）」的李登輝。

即便如此，以上是我自己認為較為可靠的推測。即便曾有機會，但關於此時的間接詢問卻在我疏於向李登輝本人或鍾振宏求證之下，二位都已過世。對於自己未搞清楚此事只感到羞愧。如此一般，雖說只是間接的、單方面的問答，不過這就是李登輝與我的最初連接點。不久之後便迎來能與他直接對話的機會。

２「我是走鋼索的人啊」——首次進入總統府，首次與李登輝見面

開啟的「潘朵拉盒」

在前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選舉後出乎意料的「間接對話」後，一九九一年七月以日方成員之一的身分參加第三屆亞洲展望研討會（Asia open forum）的我，得以首次與李登輝本人直接見面交談。在這大約一年半的期間臺灣政治出現重大變動。至此時為止，李登輝在黨內鬥爭中獲得初步勝利，成為「實權總統」，在其中道改革路線下歷經三度修憲，啟動「憲政改革」，達成民主體制的建構。

先簡單回顧這段過程。一九九〇年二月，在國民黨決定下一屆正副總統候選人的黨中央委員大會上，李登輝排除了在黨組織中擁有強大影響力的行政院長李煥等一眾人等的妨礙後，讓黨接受自己指定的副總統候選人，接著壓制三月國民大會上打算擁護監察院長林洋港（本省人政治家，李登輝的競爭對手）與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蔣緯國（蔣經國的異母弟）成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舉動。至此李登輝得以繼續參選總統，並在勝選後取得非蔣經國殘留、屬於自己的全新六年任期。

面對由學生、一般公民在位於臺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舉行要求民主化的絕食靜坐活動（野百合運動），李登輝為凝聚民主改革共識而召開「國是會議」，並於五月就任總統之際承諾提出政治改革的時程表，讓抗議活動和平解散。

接著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召開國民大會（舊制），決議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制定憲法「增修條文」，大致確定了「萬年國會」全面改選的選舉方式（第一次修憲）。

如前所述，所謂的《臨時條款》是以與中國共產黨處於內戰狀態為由，一九四八年由國民大會制定的一種將憲法束諸高閣的附屬條款，同時也是舉發政治犯時擁有絕大威力的特別刑法（如〈懲治叛亂條例〉等）之法源，亦為阻礙「萬年國會」全面改選的法源，若要實現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廢止此法乃不可避免的舉措。

然而，我當時預感到此舉其實帶有強烈的另一層意義。此條款名稱所稱「叛亂」係指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國的叛亂。中國共產黨是叛亂團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非法政治體，只有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根據這樣的理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法律上賦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明確的認同。

廢除此法的現在，存在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不再是叛亂團體，那麼其定位為何？反言之，存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又為何？這肯定會引發關於臺灣政治認同的根本問題，牽扯到對中國現實關係的處理與法律框架的形成。這一舉措，將會和一九八〇年代以來便開始顯現的「黨外」追求「民主自決」口號一道，真正打開臺灣政治身分認同的「潘朵拉之盒」。筆者也在當時的時事評論中寫下此預感。實際上臺灣政治也如此開展，李登輝則是其中最大的推動者。

亞洲展望研討會

回到原本的話題。亞洲展望研討會是由李登輝與其舊識中嶋嶺雄（一九三六～二〇一三。時任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一同發起的第二管道（民間外交），也就是大規模臺日交流的平臺。臺灣方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作為主辦團體，日本方則以「日本亞洲展望研討會」（日本アジア．オープン．フォーラム）的名義營運。對世界上的主要國家與不具官方外交關係的臺灣而言，這種平臺尤為重要。

第一屆研討會於一九八九年在臺北揭幕，第二屆在東京，之後由臺灣與日本交替舉辦，二〇〇〇年十月第十屆為最後一屆。能在日本舉辦時邀請李登輝總統參加，是中嶋老師也是臺灣方面的殷切期望，但終究未能實現。暫且不論總統在任期間，總統卸任（二〇〇〇年五月）後，在中嶋老師故鄉長野縣松本市舉辦的大會也無法出席。相信中嶋老師一定相當遺憾。

我從一九八〇年代末起，每個月一次借用職場東大駒場的教室舉辦名為臺灣研究會的學習會。應該是舉辦第二屆亞洲展望研討會之後的事情，我從臺灣的報紙上得知此研討會，戰戰兢兢地打電話給中嶋老師，請託對方前來學習會擔任講師，對方迅速答應，因此得以在學習會上聆聽亞洲展望研討會的相關話題。或許因為這樣的因緣，第三屆在臺灣舉行研討會時，我得以成為成員前往參加。

我手邊保有當時的手冊。今日翻看卷尾的臺日參加者名簿時，不禁感慨時間流逝之速，這段期間已經經歷了一個世代。中嶋老師較李登輝更早過世。提起年輕一輩，可舉之後發明「九二共識」這個神奇字眼，從陳水扁的第二任民進黨政權（二〇〇四～二〇〇八）至馬英九國民黨政權（二〇〇八～二〇一六）對中臺關係造成重大影響的蘇起，當時是主辦團體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研究員，為會議營運工作人員之一。此外，在名簿的末尾也見到今日三頭六臂般活躍的國際政治學者，東大教授松田康博的名字。當時尚為慶應義塾大學的研究生，擔任會議工作人員負責口譯。

「總統蒞臨！」

時至今日，有些當時寫的筆記也難以判讀，其中有一條寫著「一七：四〇」。日方成員於七月十九日下午抵達臺北後，在隔天開始的會議之前便被帶往總統府。當然對我而言，這是首次進入總統府（日本殖民時代的臺灣總督府）這棟建築。進入會客室依照禮賓人員指示順序就座後，立正站在入口附近的禮賓人員旋即高聲道：「總統蒞臨！」用日語來說就是「総統のおなり！」瞬間感覺到蔣家父子二代的宮廷政治味道。

總統在隨從的陪伴下帶著笑容進入，中嶋老師在一旁開始介紹日方的參加成員。輪到我時，在中嶋老師介紹後，總統突然大聲對我說：「我正在讀你的論文呢」，讓我吃了一驚。閱讀我的論文並不令我感到意外，但在這種場合大聲說出則讓我訝異。日後一想，這或許是他對來賓發揮的一種服務精神吧。

之後有總統的歡迎致詞，內容強調此研討會的意義，照稿宣讀中文原稿，由當時行政院新聞局人員、出身筑波大學的邱榮金先生照稿口譯。之後可以由日方進行發問，接下來便不再口譯，全部以日語進行對話。總統以日語說話時感覺更為放鬆。一旁陪同理當不懂日語的總統府參軍長蔣仲苓將軍對此毫不介意。

「我是走鋼索的人啊」

暫且由年長成員與總統談話之後，輪到中嶋老師向我提問，我思索著開頭所述的原委，大略提出如下的問題。「民主化開始後，無論大眾傳媒或臺北街頭，都對臺灣政治的未來提出各種各樣的主張並發生爭論。總統也是國民黨主席，套用棒球用語，看起來就像是球員兼裁判，對此您本身的想法如何？」

對此李登輝一開口便說，「我是走鋼索的人啊。」我僅清楚記得他就是如此以日語回答。他想要表達的，參照先前提過我那份不太可靠的筆記，推演開來大致是：現狀為既得利益、傳統思考方式與新的主張相爭，民主政治雖在原則上以民意為基礎，卻無法達到百分之百。與其從改革伊始便決定必須這麼做，不如邊摸索並從中找出合適的方法——大概就是這樣的發言旨趣。因為我筆記上也寫著「真的是在走鋼索」字樣，可以看出一直煞費苦心地在看似流動中的政治平衡中確立領導權。

這是首次與李登輝交談的經驗。從本人口中聽到「我是走鋼索的人啊」一語，對已開始的「憲政改革」觀察而言算是重大收穫。

作者一九四九年生於日本長野縣。一九八五年取得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曾任香港日本領事館專門調查員、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學人、東京大學教授、日本臺灣學會理事長、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教授兼臺灣研究所所長等職務。現為臺灣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講座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以及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主要著作有：《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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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臺灣民主化現場》
作者：若林正丈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