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從官方政策、教育現場、大眾傳媒到常民口說習慣，看兩岸語音標準化如何為社會規範、身分認同與國族政治服務》

915

《國語日報》

以推行國語為宗旨的《國語日報》創刊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以此慶祝台灣回歸祖國。這份報紙的出版凸顯了在統一大計中，政治和語言的密切關聯性。《國語日報》在漢字行文旁標出注音符號，以期成為「易讀懂、平價、實用」的報紙。教育部長朱家驊於創刊號的發刊詞中表示：「我在台灣所到之處，遇到了一些國語說得很好的人。」《國語日報》能幫助他們向標準語「再邁出一步」，「國語運動的成果已經不遠了」。除了朱家驊滿懷希望的發刊詞，報頭題字還是胡適的墨寶，新聞文章向讀者報導大陸上激烈的內戰，而人文故事則講述英國王位繼承人即將誕生。編輯群決定遵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格言，也就是說，他們的雄心壯志不能因報紙四頁的袖珍尺寸而小覷。《國語日報》會報導國際和國內新聞，討論與社會生活相關的話題，最重要的是，它要擔綱推行國語的旗手。王玉川說：「自一九一三年召開讀音統一會以來，已經過了三十五個年頭，但國語音韻尚未統一。」《國語日報》將再次努力透過注音去建立標準化發音，讓文盲也能「閱讀新聞」。報紙將堅持使用「純粹的」書面白話，同時消除古文的殘餘痕跡。

這股雄心壯志起初遭受阻礙。創刊號出版三週之後，第二期才刊印發行。由於政府承諾的支持跳票，該報的各方面（如資金、人員和設備）都面臨巨大挑戰。這份報紙創刊後諸事不順，陷入困境，曾多次瀕臨破產。由於沒有廣告或刊登色情的「黃色內容」，《國語日報》的收入來源只能靠訂閱和捐獻，而從這兩處獲得的金流很慢才能發揮實際價值。一九四九年，編輯群採納了吳稚暉的建議（不要依賴政府），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最終，是國語推行委員會挽救了局面。占工作人員和董事會近一半的委員會成員紛紛出來撰稿、接下編輯工作。他們協助報社獲得了印刷案件（一份國民黨材料注音標註版的合約；教學用文本的印刷訂單），這才讓《國語日報》得以在起步階段營運下去。訂閱人數成長緩慢，一年後達到五千人左右。在報紙成立三週年之際，某位創始編輯將該報發刊描述為「超過一千日的磨難」。最好叫死對頭去辦教育性質的報紙，因為這種事業注定要賠錢。一九五二年，教育部指示所有小學訂閱《國語日報》作為教學輔助材料，《國語日報》的命運因而有所改善。那一年的發行量一度超過一萬份，但後來出現模仿的競爭者，發行數量便又下降。

《國語日報》標誌性、最歷久不衰的特徵，就是百分之百使用注音，為每個漢字標上注音符號，也包括日期、天氣預報和公告。早年，報紙的內容主要針對成年讀者。頭版會剖析正在進行的內戰和國際政治，隨後才報導地方趣聞。第三頁設有增刊欄目，會在專門報導語言、兒童、家庭生活和地理的兩個版面區塊之間，輪流報導這些主題。「週末」版曾有一篇專題文章對比了孫逸仙和梁啟超的語言能力，將他們政治生涯的不同結果歸因於說國語的能力高下。該文作者聲稱，孫逸仙出生於廣東，學習國語的機會有限。儘管如此，他仍舊是說話能「流利、標確」的天才演說家，被譽為「國父」。孫逸仙憑直覺了解到國語的力量。反觀梁啟超，他在華北生活多年，卻從未完全掌握好國語。他覲見光緒帝時（大約一八九八年）口齒不清，故沒被任命為高官。

齊鐵恨主編的《國語日報》〈語文甲刊〉是很典型用來傳遞孫中山擁抱國語之精神的論壇。專家的文章和反思會涉及國語的各個層面，從文法和發音，到字詞用法和句法，無所不包。問答專欄則會解答寄給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信件提問，其中最常見的主題包括聲調變化、輕聲、捲舌音，以及「難讀聲音」的發音方式和位置。在首篇專欄中，齊鐵恨重點介紹了一位叫崔海（Cui Hai，音譯）的老師關於「容」和「榮」字發音的詢問，這是他與同事談過的主題：

我告訴他，根據《國音常用字彙》，這個發音只有一種，就是ㄖㄨˊㄥ。他拿出東方出版社發行的《標準國音辭典》。我們查了以後發現：「可以讀成ㄩˊㄥ」。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謎。北平沒有這樣的發音，《國音常用字彙》也沒收錄這種拼音，那為什麼還會出現在所謂的「標準」辭典上呢？

崔海想知道上述訊息是否準確，以及國語推行委員會是否審查並批准了他同事的消息來源。「如果不符合標準，為什麼還允許錯誤存在？」齊鐵恨回覆：「ㄖㄨˊㄥ是最準確的發音。」另一種唸法（ㄩˊㄥ）是「一九二○年出版的字典中的舊音韻，不再使用」，那早已被一九三二年的《國音常用字彙》所取代。「由於八年抗戰和紙張短缺，（一九三二年的）字典沒有廣發各處，一般人不知道哪些是過時的舊發音，哪些是今日應該使用的標準發音。」原則上，教育部會審查學校採用的所有教學素材，但由於「一般書籍和期刊」未經事先檢查，「一些錯誤就難以避免」。

正如這次意見交流所示，一九一三年讀音統一會創建的「舊發音」出人意料竟非常長壽。崔海不滿的根源（同事給他看的《標準國音辭典》）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台北出版。兩年內至少出現了五個版本。在一九四七年的版本中，容和榮的條目將ㄩˊㄥ標記為替代發音，從吳稚暉一九二○年出版的有爭議字典中複製了訊息（如第一章所述）。「舊國音」的唸法被一九二一年的修訂版所取代，並於一九三二年再次被「新」音韻所取代，但仍零星繼續出現在標榜「標準」的書籍之中。大約三十五年後，這些遺緒仍在台灣造成混亂。對齊鐵恨等人來說，在《國語日報》強調這些不一致的差異，就顯示他們有規範國語的堅定決心，也展現他們要管理口說國語的承諾。這麼做無意中暴露了國語坎坷歷史中的裂痕。這些錯誤也迫使國語推行委員會承認其權威不足。眼見有關教科書和辭典中讀音不一致之處的投訴，委員會承認它對商業出版缺乏管轄權：「我們只能強烈建議有哪些是可用的材料。」另一個議題則圍繞著某種疑慮而存在，也就是附屬於國民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國語日報》是否反映了大陸人的看法。編輯認為，雖然「外省和省內人士不應有不同的觀點」，但編輯群中有許多本地人，應該足以減輕這種疑慮。出版人洪炎秋就是「正宗台灣本地人」。

〈語文乙刊〉的主編朱兆祥就是本地人當中的一位。〈語文甲刊〉會分析國語的內涵並回答相關人士的提問，〈語文乙刊〉則聚焦方言問題。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開場社論中，朱兆祥重申一個耳孰能詳的觀點：「大家都承認台灣話是一種中國語言，不是外語。換句話說，台灣話是國語中非標準形式的一種。」島上同胞有扎實的母語基礎，可以藉由比較來學國語。在朱的指導下，這個專欄的文章強調各省方言和國語的互補性。有一系列文章將地名、姓氏的國音和方音互相連結。謎語和軼事的音韻被拿來比較，藉此說明國音和方音彼此兼容。例如，一篇題名為〈從情人到終生伴侶〉的文章講了一則翻譯成台灣話的笑話，要說的是「懶人屎尿多」。上班族對經常偷偷溜去「上廁所」的同事都不陌生—（「去了半天」，總是用同樣的藉口）。國語有一個類似的笑話：「懶駱駝尿多」，也就是動物被迫勞動時，經常會停下來小便稍微偷懶一下。「這兩個說法都是生動的口語，意思一模一樣。以前他們就像素未謀面的單身男女，現在經我們一介紹，兩人喜結連理，成了天作之合。」

混亂的訊息

這兩者在婚後享受了短暫蜜月期，但感情卻搖擺不定，並未永浴愛河。儘管《國語日報》大肆宣揚「推行國語／恢復母語」的口號慶祝創刊一週年，但二二八事件餘波蕩漾，攪亂了口語政治。這起驚天動地的事件中斷了為吳稚暉八十三歲壽辰而舉辦的「國語週」。暴力事件發生後，北京不斷傳來電報，是黎錦熙和其他同僚捎來的熱忱祝福。鎮壓所針對的是殖民統治的「遺毒」，國民黨政府認為這些人煽動了不滿的情緒。日文出版品、收錄戰時侵略歌曲的留聲機片（「仍在百姓之間流傳」）以及其他象徵前政權的標誌皆被沒收。對於受到攻擊的大陸人，某位社論作者要他們堅持到底：「我們來到這個邊疆工作，和在一般其他的省工作不一樣。除了履行職責，我們還有特殊的責任……就是讓台灣人擺脫日本意識形態的束縛。」至於那些參與動亂的人，例如「後來成為社會敗類的極少數學生」，他們已經背棄祖先、學會憎恨祖國。這些墮落者「滿腦子日本意識形態」，屠殺了自己的骨肉兄弟。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一場加強「祖國教育」的運動試圖向台灣灌輸國語口說和文字，以期人民能夠「透過祖國的語言去了解祖國的文化」。例如，花蓮的官員制定出一項「推行國語以根除日本帝國餘毒」的計畫。當地居民被要求舉報他們聽到在說日語的教師或政府官員，這些傢伙的名字將會刊印在當地報紙上，以示羞辱。針對不可公開展示體現「日本精神」的文字和物品的禁令，憲兵會四處盤查、執法。

在新一輪打擊日語的征討中，台灣島上的母語呈現出矛盾的面貌。一方面，說台灣話可能被視為有意或無意表現不忠。正如一則新聞標題所說的，是時候「推行國語、禁止日語、減少使用方言」了。這種勸誡同樣適用於大陸人。雖然用家鄉的語言與同鄉交流「可表達親密」，但使用方言卻會造成混亂、啟人疑竇，對島民看待國語的「心態」產生負面影響。台灣人應該「少說方言，多說國語」，大陸人也是如此。評論者在評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害時，總是不免要回到教育問題上，好比要求強制使用國語作為唯一的教學語言，「只能暫時允許方言提供補充輔助」。與此同時，台灣南部城市高雄的官員多次告誡教師（「懶惰」或「不習慣用國語教書」），要他們不要在課堂上用「方言或其他語言」。有人抓到一名精通台語、粵語和日語的「漢奸」，這件事讓人更加認定，政治背叛和語言不忠是相互連結交纏的。

另一方面，魏道明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取代陳儀，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這位大屠殺時被辱罵的象徵性人物離開了領導職位；此次政府官員的更替改變了語言中的政治情勢。魏在任期間實施更同情島民的政策，允許台灣人稍微參與政府事務。在很短暫的某個時期，日語譯文再度獲准刊登於報紙，用來解釋政府的指令和政策。在這種情境變化下，台灣話擁有「中國語言」的地位，於是成為聯繫大陸人和叛逆島民的一種脆弱紐帶。事實上，為防止未來再度爆發衝突，有些人認為，新來者也應該學習台灣人的語言（不僅台灣島民要學國語而已），以促進溝通和彼此的感情，同時「讓大家更能相互理解」。例如，有一名來自浙江的警校畢業生林瓊義（Lin Qiongyi，音譯）要求調職，因為他與說客家語或日語的新竹當地人溝通不了。然而，他的上級回覆說，「可以用國語溝通」的地區沒有職缺。他們要林「專心工作」，一邊等待調職機會也要一邊「潛心學習台語」。

為了展現本省和外省人親密無間，官員精心策畫了公開的演講比賽。嘉義一所男子高中舉辦一場雙語比賽，打算培養「本省和外省」學生之間的感情。學生以兩人為一組上台演講—台灣人說國語，外省人講台語。活動結束時，市長為講得最出色的學生講者頒獎，觀眾則報以「如雷的掌聲」。除了（可能）加強島民和大陸人之間的連結之外，台灣方言也被用來促進其他的國家建設目標。一九四八年，資源委員會（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指示工業界公司行號在工廠開設台語班和國語班，藉此提升生產效率。為了進一步實現宣傳活動的目的，歌曲、口號和戲劇表演都使用方言來傳布反共訊息。

魏道明於一九四九年卸任省政府主席，當時也對自己沒有學會閩南話表示遺憾。願意學習的人可以購買台灣話會話入門書。在一九五○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吳國楨（接替魏道明成為省政府主席）在扉頁上題寫墨寶；這是一種官方許可出版的慣例。作者林紹賢在序言中隱約提及外界對台灣話有所疑慮：

台語畢竟是漢語語系的一個分支。儘管有很多鼻音和聲門音，也儘管它比標準國音有更多的聲調，但兩者之間仍然存在密切的關聯。如果我們能利用國語原來的聲音去觸類旁通（完全不必抱著學外語的心態），短時間內學會台語也不是什麼奇事。

儘管台語和國語差異甚大，但林紹賢聲稱兩者之間有血緣關係，也堅稱它們屬於同一語系。然而，那句提到「學外語的心態」的警告暗示了讀者，有可能會不適應這兩者之間的分歧。

國民黨最終落敗而後撤離大陸，於是這種分歧又更為加劇，因此必須加緊鞏固台灣人民的忠誠。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堪稱台灣方言被定位為國語對手的轉捩點。一九五○年六月的總統令指示軍人和文職人員學習台語，以保持他們和人民的密切關係並提高行政效率。與此同時，朱兆祥在中央廣播電台播出了台語方音教程，相應的課程也在《國語日報》上刊登出來。在地方上，台中警方推出了為期兩個月的國語和台灣話必修課程（隔日交替上課），也開設了選修的日語課程（以促進和原住民的溝通）。到了一九五一年，隨著朝鮮半島戰爭膠著，國民政府的臨時居留變成了無限期流放，政府的禁令經常將台灣方言與日語相提並論。這在教育環境中尤其明顯，指令接連發布，要求教師不可用這兩種語言當作教學媒介。教育局點名中學教師，指責他們「國語程度低落」，而且還在使用方言或日語。各級學校還得要加倍努力，「認真進行宣傳國語的活動」。校方管理人員篩選求職者時需要保持警覺，「如果他們的國語能力很差，就不應該錄用」。

責備的指令也凸顯出台灣方言在地方社會持久不衰。師範學院的畢業生被派往島上各地任職，他們抱怨自己在學校會議和集會上感到疏離，因為大家平常都使用方言，因此「造成了障礙，讓彼此疏遠和誤解」。在台北的一所學校，家長反對老師用國語當教學語言，表示小孩子聽不懂他的課。這位老師無法按照要求改用台灣話（閩南語）授課，因此被要求「轉到」另一所學校去。這種紛爭逐漸倍增。一九五一年，朱兆祥的台語廣播課停播了，但國語推行委員會於隔年卻又出版他的方音符號指南。朱兆祥在該書序言中為自己的專業領域進行辯護：「國語和方言不是敵人」、「斷然不存在對立的情況」。一九五四年，《國語日報》的〈語文乙刊〉欄目停刊，這也預示了未來的發展。朱兆祥被降職，成為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演講比賽評委。他最後前往新加坡，在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任職，此後再也沒有回台灣。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有些人對小學在實施國語一事上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而感到滿意。然而，學生一上了中學，「他們隨時隨地都講方言」。後來流傳一句諷刺的話，將這種情況形容為「小學培養國語能力，中學毀掉它」。

儘管政府對台灣方言明顯懷有敵意，但值得注意的是，方言禁令既不是單方面的，也並不全面。在整個一九五○年代，官方政策模糊不定，可能極為嚴厲或執行不力，可能暴虐壓迫或難以預測。展現國家權威的政府機構實施的措施並不一致，且優先首重事項之間有所分歧，容許語言矛盾的空間存在。例如，在一九五二年，政府機構徵集台灣方言戲劇、歌曲和說書腳本，並且提供報酬給那些可用於反共宣傳的表演作品。為了增加稅收並緩解與納稅人的衝突，國家代理人被要求使用方言與民眾交流。與此同時，某個縣的政府當局對當地一家書商發出禁令，不讓他們發行「方言歌曲集」，理由是內容粗俗不堪。（指令中並未明確點出有多少「粗俗」的因素是方言本身所致。）隔年，台南市教育局長要求底下職員宣誓說國語。宜蘭縣政府官員在政府辦公室入口處張貼了巨大的標語（「請講國語」），此舉針對的是公務員及他們「南腔北調」的方言。一九五六年，一名省議會議員抱怨這個問題全島上下都有。政府人員一直在說「南腔北調」的方言。然而，有人卻說管理民政時必須使用方言。例如，台東縣議會提出，鄉鎮警察應學習當地語言，才能與民眾「和平相處」。國語推行委員會持續推出「橋樑系列」（Bridge Series）教材，旨在將方言與國語連結起來。

一九五○年代中期，軍隊顯然不再容忍方言。坊間傳聞，在此之前，「軍隊中能講標準國語的人並不多」。模範士兵勤奮學習國語或參加演講比賽，為團結部隊做出貢獻。他們日漸嫻熟國語，不時會獲得表彰（鼓勵提升語言水準的辦法）。一九五四年，聯合後勤司令部（Combined Logistics Command）向教育部抱怨多數台灣新兵既不會說、也聽不懂國語。隨著徵兵法不斷修改，軍隊吸收了更多的本省人，而且人數很快就超過了大陸人，於是得更加緊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由於服役人口結構出現變化，國語培訓便成為優先首重事項。高階軍官向國語推行委員會求助，於是委員會替新兵編寫教科書，打算教授國語時同步灌輸政治思想。入門課程會教注音的基本組成，也會強調三民主義和蔣介石的領導精神，同時鼓吹要反攻大陸。專為軍事教官設計的綜合課程包含了識字和口說國語。然而，事實證明，六到八週的全日制課程（或四到六個月的非全日制課程）並不可行。

相反地，有台灣士兵的部隊都收到要上速成課程的指示。有些部隊為此率先使用「國語牌」，這是一種羞辱人的手段，出了軍隊持續使用的時間甚久。有許多早期的例子，一件是來自第八二九連：一個小小的圓形牌子正面刻有「國語牌」字樣。背面刻著這種規誡：「光榮說國語。可恥講方言。」牌子要別在制服口袋，表示違規者有一週的時間悔改。在第八三五連中，一名違規士兵被人發現說方言，脖子就得掛上一個「為榮譽而奮鬥」的牌子。在他自我糾正之後，就可以將它掛到另一個犯錯的同袍身上。其他變體包括並行的兩種標誌：講國語的能獲得獎勵，說方言的要加以譴責。到了一九六○年代初，這些恥辱／榮譽牌從軍事場景中消失。然而，它們卻在校園以「狗牌」的形式出現，另外還搭配罰錢和體罰，構成一系列處罰說方言學生的手段。根據曾經歷或目睹這種屈辱的人的回憶，「狗牌」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

後來定居日本、追求台灣獨立的黃昭堂曾是國民黨軍官中少數的台灣人之一。他在一九五六年參加預備軍官訓練，以便完成大學畢業所需服的兵役。黃昭堂在回憶錄中指出，當時的軍隊嚴格禁止使用日語。然而，他和他的台灣同袍會使用被禁止的日文寫信，故意讓審查他們信件的人傷腦筋；此外，他們「故意大聲說日語」，不是「出於對日本的熱愛」，而是刻意「惹事生非」。這是典型的「弱者的武器」。當他們被命令不准說台灣話時，他們的報復就是沉默。

作者畢業自耶魯大學，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教授，專攻20世紀現代中國研究。前著有《貧窮有罪：中國都市貧民，1900-1953》（Guilty of Indigence: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1900-1953；暫譯）。2024至2025年，陳教授於普林斯頓大學負責推動、主持「位於交叉路口的島嶼：台灣研究新方向」（Island at the Crossroads: New Directions in Taiwan Studies）計畫。

---

書名：《誰的「國語」？誰的「普通話」？：從官方政策、教育現場、大眾傳媒到常民口說習慣，看兩岸語音標準化如何為社會規範、身分認同與國族政治服務》
作者：陳怡君
出版社：臉譜
出版時間：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