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夾縫中的臺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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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今年5月21日至23日，三年一度的世界臺灣研究大會回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召開，規模創下史上之最。本次大會主題為「變動世局中的台灣：過去、現在與未來」，共計155場次431篇論文發表，參與人數高達750 人，更突出的是參與者來自三十多國，規模堪稱五屆以來之最。這次大會的盛況顯示出臺灣研究除了在台灣成為顯學之外，也日益受到國際人文社會各界的矚目。

本次大會的盛況只是冰山的一角；近幾年在各項國際學術研討論中，有關台灣的場次大幅增加，而各國重量級學者也更頻繁來台進行學術交流。臺灣近日之所以受到矚目，固然相當程度來自於臺灣在地緣政治以及國際政治經濟中日益吃重的角色以及社會本身的快速變化，但在此同時也不能忽略前輩學人長期累積的成果。本文即透過重訪台灣研究先驅陳紹馨嘗試建立台灣研究陣地的歷程，重探台灣研究曲折的歷史軌跡。

夭折的新聲—新生雜誌

嚴格來說陳紹馨所參與的第一份鼓吹台灣研究的雜誌是1927年由新生學會所發行的《新生文集》。1927年一批留日台灣學生，包括賴和、楊雲萍、楊肇嘉、游柏（游彌堅）與陳紹馨等人在東京創立新生學會，並發行新生文集，發刊辭卻可以視為最早關於台灣研究的宣言：

「我們臺灣已說是相續了四千年漢民族的文化遺產，培養於臺灣特殊之境遇之下，兼受了日本文化接觸之洗禮，自然相信我們臺灣必定也有我們臺灣特殊的文化。這個運命是我們先天的所註定的。我們只好從這條路上跑，這才配稱對我們自己的使命忠實。……..我們的標榜是在於研究臺灣特殊的文化。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學、自然科學諸般的學術、可以認定有利於我們臺灣的，都可以為討論研究的目的。」

新生文集兩期就無疾而終，文集中包括陳紹馨的文章在內也談不上任何意義上台灣研究的具體成果。不過在宣言中明白地提倡台灣研究，討論台灣社會在特殊歷史處境的研究意義。

帝國戰時體制的夾縫中—《民俗臺灣》與《臺灣文化論叢》

陳紹馨1929年進入東北帝國大學後，主要專攻西方社會理論。期間雖然也參與臺灣文藝聯盟，但談不上從事臺灣研究。陳紹馨真正參與建立的臺灣研究陣地則是要到1941年發行的《民俗臺灣》。有鑑於皇民化運動有可能徹底毀滅臺灣民俗文化，以金關丈夫為首的日本知識人，結合陳紹馨與黃得時兩位台灣知識人在1941年成立了《民俗臺灣》，希望能利用這個園地記錄臺灣即將消逝（至少就當時認知）的民俗。《民俗台灣》的調性雖然未若學院學報嚴肅，但不僅主導者具學術性格，收錄於大量立基於嚴肅民俗學方法的紀錄，在戰時的時局下可以視為一份臺灣研究的刊物。

主導《民俗臺灣》的靈魂人物為金關丈以及池田敏雄，半數以上的作品也為日本作者所撰。而作為其中少數的臺灣人，陳紹馨則積極強化台灣知識人的參與，特別是推動在地知識人寫在地文史的運動。以《台南專號》而言，他便以「這是對台灣文化應盡的義務」為理由說服吳新榮，召集地方知識人調查台南佳里地區的文史。

《民俗臺灣》儘管日後被批評仍然具有殖民凝視的色彩，但在戰時言論審查體制下提供了許多戰後進入學界的台灣知識人發聲的機會。包括戴炎輝、楊雲萍、蘇維熊、曹永和、黃得時與吳守禮等戰後進入學院的知識人都曾在《民俗臺灣》發表文章。以戴炎輝而為例，他日後所出版《清代臺灣的鄉治》中一些篇章就最早發表在《民俗臺灣》。

在《民俗臺灣》發行的同時，陳紹馨則進入了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擔任整理標本的囑託。1945年他編輯了兩卷《臺灣文化論叢》則是收錄嚴肅的臺灣研究論文。除了臺北帝大的日本學者外，陳紹馨特別收集了他自己的諺語研究，戴炎輝對臺灣祭祀公業的研究以及陳逢源對臺灣佃農的研究，可說是嘗試將臺灣學人的嚴肅研究與日本學者並列。其中戴炎輝的祭祀公業研究幾乎是戰後相關研究的重要起點。戰後初期陳紹馨曾嘗試接辦《民俗臺灣》改由台灣人主導，但隨著整體趨勢的變化，這個企圖就無疾而終，民俗臺灣與臺灣文化論叢在戰後沒有持續下來。

歷史動盪中初次的嘗試—《台灣文化》

戰後陳紹馨在台大升為教授，與林茂生和黃得時共同接收台大文學院，也積極地將台籍學者引入台大。包括吳守禮、曹永和、賴永祥與陳奇祿等台籍學人進入台大也都與陳紹馨有深淺不一的關係。除了台大校內外，陳紹馨也積極建立臺灣研究陣地。

戰後初期擔任台北市長的游彌堅主導下成立台灣省文化協進會，結合從左到右不同立場的知識人，陳紹馨則擔任研究組長。協會發行機關刊物《台灣文化》，初期由蘇新主導，內容主要為介紹中國新文學作品以及對行政長官公署的批評。二二八事件之後蘇新流亡，刊物改由楊雲萍主導。1949年七月第五卷開始則開始由陳紹馨主導，到1950年底第六卷停刊。

在陳紹馨所主導的一年半間，《台灣文化》成為最早由臺灣人所主導的專業臺灣研究學術期刊。兩卷共收錄二十八篇文章，大致上均為嚴肅的學術論文。其中作者群涵蓋了不同族群，包括留用的日本學者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中國大陸來台學者方豪、芮逸夫、衛惠林與石璋如等人，以及最重要的臺灣學人，除了陳紹馨自己外，作者群涵蓋了戴炎輝、楊雲萍、陳奇祿、宋文薰、劉斌雄與林衡立等學者，可說匯集了當時臺灣研究相關學者，日後臺灣研究的發展也與這個社群關係非常密切。

這兩卷中所收錄論文主題廣泛，涵蓋臺灣考古、臺灣法制史、社區調查報告、原住民社會與語言，臺灣基督教史等主題，論文也大致上合乎當時學術規範，以學術標準而言是一本具相當水準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可以說陳紹馨原本想透過《民俗臺灣》與《臺灣文化論叢》建立一個由在地學術社群主導的台灣研究領域，在《台灣文化》中得到一定的實踐。

很可惜地，這本期刊1950年底就停刊，詳細停刊原因不明，但衡諸當時政治氛圍，以臺灣為名的學術期刊遭到打壓也不太讓人意外。儘管期刊作者群仍然持續在相關領域做出貢獻，但一個短暫形成的臺灣研究學術陣地就此消散。

最後一擊：短暫但閃耀的《臺灣研究》

1956年陳紹馨再度說服游彌堅發行學術雜誌《臺灣研究》，不過這次持續時間更短，僅有兩期就停刊。這次特別的之處在於期刊的發聲對象不僅是國內學人，也包括國外學者。這與陳紹馨這段時間的學術發展有密切關係。1952年陳紹馨獲選為聯合國訪問學人赴美，1953年與美國學者合作進行臺灣城鎮調查，並在1954年出版了中英兩版的報告書，其中英語報告書在美國相關學群取得一定回響，許多重要學者也陸續與陳紹馨接觸合作。

陳紹馨在認識到台灣研究在英語世界中的潛力後，更積極地嘗試與美國學者對話。從1954年開始，陳紹馨大部分學術著作若非以英文撰寫就是發行中英文兩個版本。陳紹馨特意替這本《台灣研究》取了英文名字Studia Taiwanica，在僅有的兩期中各發表一篇英文論文，分別是”Social change in Taiwan”以及”Diffusion and acceptance of modern Western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expression in Taiwan”，顯示出與西方學界對話的企圖。

這兩篇論文最核心的關懷是臺灣社會在日治時代走向現代市民社會的現象。其中”Social change in Taiwan”可說是陳紹馨戰後最成熟也最重要的論文之一。除了陳紹馨自己的文章外，其他文章則來自於《臺灣文化》作者群，再加上陳正祥與賴永祥等學者。而《臺灣研究》的告終也標示著陳紹馨建立台灣研究的陣地的企圖宣告破滅。除了軟性的《臺灣風物》外，大概要等到1980年代本土化運動興起，以臺灣史為核心的研究陣地形成才有了明顯的改變。

結語

陳紹馨前後所參與建立的學術陣地，語言從日文到中文再到英文，反映出台灣歷史的曲折。而這些陣地都難以持續，自然也凸顯了當時臺灣研究在歷史動盪中的艱困。學術史上不乏國外成熟的學術社群以台灣為題的重要研究。日本時代在殖民統治的脈絡下，包括矢內原忠雄等學者都留下相當重要的研究，戰後在冷戰結構下，臺灣成為美國學者研究中國社會的代替品以及各式發展計畫的重要案例，也產生大量精采研究。

但如何在台灣建立一個既能建立自主性，水準又足以和國際對話的在在地研究社群，卻依然是個更深刻艱難的問題。陳紹馨作為戰後臺灣研究的先驅，除了一系列傳世論文外，也不斷嘗試建立台灣研究陣地，回首這些在歷史中失敗的企圖，也有助於反思今日的走向。

作者1974年生，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前後任職於中山大學與政治大學。在專業領域內外廣泛涉獵以追求知識上的自由，習慣從多樣方法與視角觀察社會事務，篤信對在地與世界的批判性認識是公民社會重要基石。著有《屏東縣誌—產業經濟篇》、《不待黃昏的貓頭鷹：陳紹馨的學術生命與臺灣研究》以及其他論文。